1928年，刘家祥就读于贵阳女师附小，1934年，升入贵阳女中，曾担任贵阳女中党支部书记。1949年6月23日，被国民党特务逮捕，遇害前还坚定地鼓励狱友：“天快亮了！”

　　贵阳，有一条小巷叫文笔街。巷子的北面是名门望族高家的豪宅，曾是贵州省工委秘密集会和部署工作的秘密联络点；南面是贵阳市第二中学，前身是贵阳女子中学，还是省立贵阳女子师范学校的旧址，这两所女子学校里出了不少巾帼英雄。

　　一九四九年后，贵阳市展出烈士展出时，刘家祥父亲向观众讲解 刘家瑜/供图

　　2019年是贵阳二中成立88周年，追溯历史，从诞生的那一天，贵阳二中就担负着光荣的红色使命。1931年9月21日，“九·一八”事变后的第三天，在小城贵阳东城门下旧县学宫，省立贵阳女子中学成立。举行完开学典礼，女同学们就纷纷参加贵阳“学生抗日救国团”，上街宣传抗日，出刊《救国旬刊》，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不抵抗政策”等口号。1949年，学校更名为“贵阳女子中学”，搬迁到文笔街，即原省立贵阳女子师范学校旧址。1968年，更名为贵阳市第二中学至今。1969年，招收了第一批男同学，贵阳女中的历史落幕，可是，女同学们的故事却一直流传。

　　高唱抗日救亡歌曲的筑光音乐会、宣传进步书籍的新光读书会、公演宣传抗日的沙陀业余话剧社、响应抗日救亡运动的“贵州省学生救亡联合会”等进步活动和社团中，都有女同学们激情轩昂的身影。

　　王啓霖，烈士，刘家祥丈夫 刘家瑜/供图

　　1931至1940年间，女中建立中共地下党女中支部，党员20余人；1949年4月，贵阳女中、贵阳女师的女同学带头组织“省立八校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游行”；贵阳解放前夕，国民党自知大势已去，在贵阳抓捕进步人士，这其中，贵阳女中毕业的学生杜蓉、刘家祥不幸遇害，贵阳女师的刘玉珍也被捕入狱。

　　在涌出“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这样理想的年代，贵阳的女同学们以天下为己任，巾帼不让须眉。

　　刘家祥，风风火火干革命的贴心大姐

　　讲述人：刘家瑜，87岁，刘家祥妹妹，曾任贵州广播电视厅机关党委办公室主任、共青团清镇县团委副书记、团省委委员

　　刘家有11个孩子，刘家祥排行老二，刘家瑜排行老六，两姊妹相差10岁。1938年4月，16岁的刘家祥经高旭介绍，在华家阁楼里，发展成为共产党员。那时刘家瑜还是个6岁儿童，什么都不懂。再加上，刘家祥一直对家人保密，刘家瑜到新中国成立后才得知姐姐的身份和事迹。

　　刘家祥牺牲前照片 刘家瑜/供图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举国上下掀起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贵阳成立了“贵州省学生救国联合会”（简称“学联”），刘家祥积极投入“学联”领导下的抗日救亡活动。国民党贵州当局为镇压蓬勃发展的学生运动，于1938年2月19日逮捕“学联”骨干7人。反动派的倒行逆施，激起了贵阳各校师生的极大愤慨，刘家祥与进步师生一道参加请愿和示威游行。“学联”遭破坏后，热爱文艺活动的她旋即转入党领导的群众组织“筑光音乐会”和“沙驼业余话剧社”，继续从事抗日救亡宣传活动。

　　在外面，刘家祥是激情轩昂的爱国学子；在家里，刘家祥就变成了贴心的大姐姐。因为兄弟姐妹太多，刘家瑜出生后被寄养在保姆家，保姆对她并不好，一岁时，还偷偷用她抵债。知情后的家人这才把刘家瑜接了回来。11岁的刘家祥就把妹妹带在身边，承担起了姐姐的责任。而在姐姐刘家祥的影响下，弟弟、妹妹们也学会了《义勇军进行曲》《松花江上》《太行山上》《渔光曲》等革命歌曲。

　　刘家祥在女中时照，曾任女中中共地下党支部书记 刘家瑜/供图

　　在刘家瑜的印象中，姐姐除了爱唱歌之外，还喜欢打篮球，是贵阳女中篮球队队长，球艺精湛。她通过体育活动，传播进步思想，把进步同学组织到抗日救亡运动中来，篮球队的多数同学成为抗日宣传队的骨干。

　　1939年2月4日，日军飞机对贵阳狂轰滥炸。贵阳女中搬到花溪。这时刘家祥参加了党支部的领导工作，她利用学生自治会负责人的身份团结了不少同学。刘家瑜记得，姐姐出门去开会的时候，有时候会以“一起出去玩”的理由带上她和妹妹。有时是去花溪、有时去黔灵公园、还有红边门附近，当时，刘家瑜还有个任务就是负责去约姐姐的朋友。等姐姐约的人到齐后，大人们去开会，刘家瑜和妹妹就被留在开会地点的附近玩耍，还提醒她们要警惕陌生人，其实就是放哨。

　　1949年刘家祥的三个子女，中间的小女孩是与二姐同时入狱的，入狱时才一岁多，临一九四九年前被亲人带回家 刘家瑜/供图

　　1940年6月18日，“筑光音乐会”干事会组织各校会员到花溪排练《黄河大合唱》，准备正式公演，贵阳女中的很多学生也积极参加了这一活动。反动当局知道这一情况后，策划进行破坏。当城内的“筑光”会员刚到花溪时，就遭到特务包围，特务当场逮捕了“筑光”的负责人，宣布不准排练，第二天国民党省党部勒令解散“筑光音乐会”。此时，刘家祥已被特务监视。

　　1940年，临近高中毕业的刘家祥，被学校勒令退学。就这样，刘家祥不得不离开战斗学习了几年的贵阳女中。后来，中共贵州省临时工作委员会决定将党内外有可能被捕杀的一批同志疏散转移外地，刘家祥与爱人王启霖撤离贵阳到桂林，同年11月，他们又奔赴皖南参加新四军，王启霖分到军政治部文化小组工作，刘家祥被分到新三团政治处工作。

　　刘家祥夫妇和大儿子 刘家瑜/供图

　　后来，几经波折，刘家祥夫妇漂泊在外，去了湖南、香港、重庆、昆明等地。1949年，一家人回贵阳省亲，在返回湖南的途中，刘家祥夫妇与中共贵州省工委书记张立相遇并接上了组织关系。于是，两人重新回到家乡。

　　1949年6月23日，王启霖在位于白沙巷的家中，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刘家祥闻讯返回家时，也遭暗藏的敌人逮捕，就连一岁的女儿思梅也没放过，关在岳英路监狱。在狱中，刘家祥多次遭受酷刑。她还向女狱友们宣传：“天快亮了”，鼓舞大家和敌人作斗争。一天放风时，有人从垃圾堆上拾到一张破报纸，从字里行间知道解放军已进抵贵州。

　　可是，刘家祥夫妇没有等到那一天，11月11日，正当中国人民解放军逼近山城贵阳之际，国民党对关押的一批共产党员下了毒手。刘家祥夫妇殉难于贵阳南郊马家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