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简：《为菊湖写各家山水图册》之《碧嶂红棉》，1782年，绢本设色，32×25cm广州艺术博物院藏

　　壹

　　红棉入画始于清代黎简

　　春天的广州，木棉(红棉)盛放是一道靓丽的城市风景。木棉是热带植物，喜高温高湿，不耐寒耐冻，所以木棉花开的景象为南方特有。

　　历史上颂赞木棉的诗句不胜枚举(以广州风物为题的广州竹枝词中最多)，明末清初的文人彭孙遹就写道：“姚黄魏紫向谁赊，郁李樱桃也没些。却是南中春色别，满城都是木棉花”。清代曾在广州任武将的杏岑果尔敏也有诗云：“白云江树趁春风，二月韶光迥不同。一树木棉开烂漫，教人错认是丹枫。”

　　景色如此难忘，能不入画乎！从现有的藏画来看，广东画家将木棉入画大约始于清代的黎简(1747—1799)。我们暂时还没有发现比黎简更早的广东画家的木棉作品。

　　比黎简晚一辈的谢兰生(1760—1831)曾提到：“吾粤画人，自二樵山人(黎简的字号)始以红棉入山水，第俱用朱点花而不叶，写叶则自里甫(谢兰生的字号)始也。”谢兰生的意思是，广东人将红棉画入山水画中是从黎简开始的，黎简表现红棉的办法是只用红色点花不画叶，而画叶则从自己开始。

　　这么说来，“碧嶂红棉”的题材，或许就是由黎简开始入画的。黎简是顺德人，著名的诗人和书画家。他有很长一段时间寓居广州，以卖字卖画为生。广州艺术博物院藏有他的一幅《碧嶂红棉》。在这幅作品里，苍翠连绵的山峦之间，高大挺拔、枝头点满朱红的木棉矗立其中。黎简在其题跋特别写道：

　　碧嶂红棉，此南海真景也。余颇喜为此图，而南士少画之。然都变态不一。辛丑曾以此图寄姑苏陆贯夫，颇可意。细想究不如此帧少有宋人风度，木棉树其状遒上而下垂，正直而婀娜，较他树自异。便录往时游西粤诗：春衣白祫骑青骢，浅浅平芜淡淡风。遥见蛮姬斗歌处，四山纯碧木棉红。此不画马，南人故不善骑也。壬寅□月，黎简。

　　黎简的画跋非常有意思。画跋中黎简认为这幅作品更有“宋人风度”，是指他用宋人描绘山峦的笔法去作画。在笔墨技法上，此时的广东画家也在努力追慕宋元绘画的笔意。不过，他特意指出，他所绘的碧嶂红棉，为南方真实的景色。而在他之前，岭南人很少以此入画。在画此帧作品以前，他就已经画过不少木棉为题材的画作了。同时，在这幅画里，他特意不画马，因为南方人不善骑射。当时粤人出门代步的工具多是“肩舆”，也即用人力抬扛的轿子。

　　题跋几处都在说明，他画的是南方的景色、南方的生活。一个地区绘画风格的形成，可以有很多指标，其中之一就是画家是否描绘本地的题材。黎简对岭南风物的钟爱，说明了清代的广东画家，至少自黎简开始就有意识地将具有本地特色的花木、景色作为绘画题材。而黎简的《碧嶂红棉》，就是这样一幅具有代表性的作品。“碧嶂红棉”也成为黎简以后的广东画家喜爱的绘画题材，影响深远。

　　由此可见，清代广东画家已有较强的对地域文化的强调和认同，而这在明代广东的山水画中是极为少见的，尽管当时的画人也有诸如“羊城八景”等题材，但画面中的“岭南景致”却与他们常参习、临摹的江南山水画极为类似。

　　叶梦草：《红棉碧峰图》，1821年，纸本设色，151×49.5厘米，容庚先生捐赠广州艺术博物院藏

　　贰

　　广州城内红棉以小北门至大北门处最为绚烂

　　黎简将红棉入画，受到清代广东画人的赞赏。就笔者所见，黎简之后的叶梦草，也有《红棉碧嶂图》存世。

　　叶梦草(1775—1832)是广东南海人，出身富商之家，喜收藏且善丹青。他收藏有极丰的书画碑帖，刻有《风满楼丛帖》以及著有《风满楼书画录》，是清代广东著名的收藏家；同时，他还是当时广州画坛的重要赞助人。江苏画家宋光宝、山西画家宋葆淳等寓居广州时，均受到他的热情款待。

　　叶梦草的《红棉碧嶂图》，构图为上下两段式布局，上部山峦重叠、巍峨壮观的山体，显然更多地来自对古画的临摹，而非岭南实景的反映，展示了画家参习古画的功力。然而，画作的下部，平原上弯曲的流溪中，一叶小舟缓缓而行，就极富岭南水乡的感觉。木棉树的画法，更是直接取法黎简，仅以朱红点花而不画叶。

　　值得一提的是，碧嶂红棉之景色，不用出城，在广州城内即可欣赏。谢兰生的《常惺惺斋日记》里，每年二月，必提到他在城内欣赏红棉盛放并写生的情形——

　　由小北门城上看木棉，循城而北而西而南至归德门止，一路木棉俱开，有殊萎而出叶者矣。虽未极大观而得画本已有四五幅矣。

　　出大北门循城墙看木棉，已盛开矣，惟药局两株及小北数株最灿烂。由小北城上再行里余，循山麓小僻路而下…

　　顺道上文澜阁入粤秀寺，一路看木棉，已灿然如天半彤霞……晚画扇上木棉，即今日所见也。”

　　从日记中可知，谢兰生白天一路欣赏红棉，当晚就把采风所见绘于扇面之上。

　　从上述文字中，我们不难发现，在广州城内，小北门至大北门的木棉最为绚烂，最能吸引画家与文人。其友人甚至认为：“二三月木棉开时，循小北城上行至大北，是天下奇观。”小北门至大北门，正是城市的最北面，越秀山城墙一带。谢兰生日记提到的文澜阁、粤秀寺、药局(火药局)或在越秀山山中，或在山麓，也是这一带。

　　根据其日记，谢兰生除了画了不少木棉外，还写有很多关于木棉的题画诗。

　　佚名：《广州城》，约18世纪，纸本设色。当时广州城中，小北门至大北门的木棉最绚烂瑞典皇室藏

　　叁

　　春赏红棉、夏游荔湾是文人墨客的雅趣

　　或沿小北门至大北门步行，或到越秀山上欣赏木棉花开，是当时人们春日消遣最为有趣的一项。

　　1817年黄培芳(祖籍香山，世居广州，其先祖为明代大儒黄佐)绘画《镇海楼图》，正是纪念是年正月初七(人日)他与友人到镇海楼上赏花、吟诗、弹琴的雅事。其题跋写道：

　　丁丑岁人日，携酒同刘三山、潘诚夫、仪墨农诸君登镇海楼，□诗度曲。徐云门援琴奏《高山》、《羽化登仙》、《渔樵问答》三操……天风海涛，红绵(棉)碧草，信为开岁之盛事、百粤之大观也……

　　题跋中提到的刘华东、仪克中等人，均是活跃于当时广州文化圈的文人。当时的广州，受惠于清代的“一口通商”政策，对外贸易活跃，经济飞速发展，产生了很多富有行商。行商伍家、潘家、叶家、颜家等均热衷收藏、鉴赏字画，支持书画创作、经传训诂、编撰出版等各类文化事业。

　　拥有财雄势大的文化赞助人以及具有丰富多彩城市生活的广州城，吸引了一大批来自珠江三角洲乡村的士人寓居，诸如前面所举的黎简(顺德)、谢兰生(南海)以及“粤东三子”黄培芳、张维屏、谭敬昭等等。

　　当时，春赏红棉、夏游荔湾、秋玩山月(越秀山)等，是广州城中文人雅士邀游雅聚的最好由头。

　　黄培芳：《镇海楼四友图册》之《镇海楼图》，纸本设色，32.5×29.5厘米广州艺术博物

　　黄培芳的《镇海楼四友图册》之《镇海楼图》，便是清代文人春日到镇海楼上赏花雅集的例证。在这幅画作中，一条山间小路蜿蜒而上，最顶处即是越秀山上的镇海楼。稍低于镇海楼的一丛房子，估计是当时香火鼎盛的观音庙。由镇海楼向下看去，越秀山上红棉盛开。黄培芳喜用焦墨浓墨作画，画风疏淡冷峭。他从十丈红霞中仅选取了寥寥几株，轻点几笔，使得疏淡的画面变得生意盎然。黄培芳绘画红棉的方式也是源自黎简，就是“用朱点花而不叶”。

　　张深：《红棉仙馆图》，19世纪初，纸本设色，73.5×30.5厘米广东省博物馆藏

　　肆

　　寓居广州的外地画家也喜画红棉

　　我们从现存的清人画作中发现，不仅粤籍画家有以镇海楼的木棉入画的，寓居广州的外地画家也有此类作品。

　　张深的《红棉仙馆图》，就是寓居广州的外地画家的作品。张深是江苏丹徒(今镇江)人，1810年的解元，曾任广东新宁知县，也是一位善画之人。画作中，山色苍翠，一道小径蜿蜒而上，直抵达山顶的五层高楼。山间小路的两旁是枝头满红的木棉树。

　　这张画作应是他游宦广东时所绘。尽管没有年款，可以推测这幅作品完成时间应在嘉庆、道光之间。张深的越秀山红棉图，在构图上与黄培芳的画作极为相似。可以看出，当时的人们对越秀山红棉盛放的美景极为欣赏。

　　一幅登载于1906年《时事画报》的《粤秀寻春》，也反映出清末寓穗画家对越秀山春日景色的喜爱。这幅作品为李鳌所绘。李氏是湖南人，善山水，生平不详，应是当时流寓广州以卖画为生的画人。在这幅作品中，广州城的地标——镇海楼清晰可辨。镇海楼后以及山边的一道城墙，让我们更加确定画家画的是越秀山春天的景色。依山麓而上的几丛建筑物，应是其时尚存的学海堂和观音庙。山间那丫枝舒展、树干笔直的树林，就是越秀山的红棉了。

　　时光荏苒，清人笔下从小北门至大北门彤霞十丈、蔚为大观的景象不复再现。城门荡然无存，学海堂、观音庙也已湮灭，越秀山的样貌亦不复当年。清人画笔下的越秀春色，只能依着画迹遐想。而清代广州文人游城赏花、书画雅集相与唱酬等丰富而闲雅的城市生活，也只能透过他们的诗文画作一一想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