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因为课题原因，比照阅读了几本有关梁启超的新旧传记。应该承认，这些传记从不同侧面描绘了梁启超非凡一生，对于我们理解梁启超的思想、学术、政治理想以及政治活动提供了极大便利，或多或少都在推动在梁启超以及近代中国历史的研究，营造出色彩各异的梁启超研究百花园，可喜可贺。

　　在比照阅读这些梁启超传记的时候，一个最大的感受，是作者们越来越具有同情心，越是后来的作者越能以同情理解的姿态为梁启超辨诬、辩护，不惜溢美，力图恢复梁启超在近代中国应有的历史地位。这些努力无疑是有意义的，因为在过去很多年，梁启超被归为改良主义者，而且长时期受到国民党的攻击，在革命史叙事框架中确实被严重妖魔化。

　　我想提醒的一点意思是，我们在为梁启超辨诬、辩护的时候，一定要更多地注意梁启超对立面的意见，因为梁启超太会说、太能说、太会表达了，他的“话语强势”决非近代中国政界、知识界任何人能比、能抗衡。所有事情，经过梁启超渲染，都像真的一样。

　　我们如果不去研究他背后材料，我们只能相信他，我们毫无办法。关于近代中国政治发展脉络，关于近代政治叙事框架，关于他的老师康有为，关于慈禧太后、光绪帝，关于他自身的言行举止、功过是非、成败优劣，梁启超都有说辞，都有自己一套自圆其说、自成体系的话语模式。

　　他干了什么，怎样干的，我们基本上只能听他自己说，别人的认同、旁证、反对、抗议等，与梁启超的话语比起来根本不成比例，不在一个量级，因而读梁启超的作品、陈述，总使我想起孟子的告诫：尽信书不如无书。又想起胡适的叮嘱：做学问要在不疑处有疑。

　　比如，梁启超虽然与乃师康有为闹过别扭，有过冲突，但他在一些根本问题上毕生为乃师辩解、辩护，不遗余力塑造乃师的圣人形象，一个最典型的故事就是不断渲染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

　　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写于1888年12月。按照梁启超的说法，这是康有为第一次以布衣身份向皇上提意见，结果泥牛入海，没有被采纳。这份文件标志着康有为维新变法、师法日本和西方思想的成熟，变成法、通下情和慎左右三点建议就是后来的变法纲领。对于这些说辞，我们一百多年照单全收，从来没有怀疑康有为，也没有怀疑梁启超，因为他们在十年后确实参与了那场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

　　然而，真实情形可能并不这样。康梁所讲述的故事的脉络已被后来的英雄故事寓意重塑。事实上，1888年是同光中兴最为重要的年份。执政二十八年的慈禧太后之所以选择这一年将权力交给小皇帝光绪，除了光绪帝长大成人，即将大婚外，也有大清王朝盛世重现，慈禧太后见好就收的意思。

　　小皇帝即将亲政。按照帝制中国政治传统，一朝天子一朝臣。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如果说有什么意义的话，就是康有为期待像传统中国布衣上书获得重用，是剑走偏锋，是终南捷径。这样的例子在中国历史上很多，康有为、梁启超都很熟悉。

　　换言之，1888年的中国，不需要改革，只需要萧规曹随，只需要小皇帝按照皇太后的政策继续执行就好了。康有为所提出的三点建议，更没有蕴涵任何维新的意思，因为整个大清国意识到维新，实实在在地说，是在1894年甲午战争失败之后。康有为无论怎样天才，他也不可能穿越时空，走在时间的前面。

　　康有为之所以在1888年上书清帝，除了一朝天子一朝臣的政治规律作用外，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原因是康有为在那一年再度名落孙山，与金榜无缘。这一年，康有为已经年届三十。而立之年，还没有功名，这样继续考下去，谁知何时是头？而且，如果仅从学问层面说，康有为确实已经不错了，一封上书如蒙接纳，毕竟可以减少许多忧愁。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应该比较容易重新理解康有为上清帝第一书的意义和目标。

　　与此相关联的另一个故事是，康有为1888年不仅在考试失败后上书清帝，而且在回到广州故里之后很快开始讲学。这个故事在梁启超的叙事中一直被说成为维新培养人才，尤其是稍后开办的万木草堂更被吹的神乎其神，以为近代中国政治变革的起点。

　　其实，结合康有为的生命历程看，万木草堂的意义可能并不是梁启超所说的那个样。因为1888年，康有为三十岁，已有十多年的婚龄，他的大女儿康同薇已经十一岁，二女儿康同璧已经六岁。拖家带口的康有为显然不能永无止境地复读下去，他不仅需要工作，而且必须工作。这是为人父为人父的起码道德。康有为创办的万木草堂只有从这个最物质的层面去理解才能弄清其意义。其意义不外乎近似于现在的高考补习班，康有为不外乎一边复读，一边招几个学生赚点培训费、辅导费而已。

　　或许是因为需要广告效应，康有为在创办万木草堂之后并没有按步就班一点一点从头做起，而是先从那所很有名的科举补习班学海堂挖人开始。能言善辩、思想出格的康有为极具个人魅力，学海堂的几个高材生确实被康有为所忽悠，梁启超、麦孟华等都在这个时候转投万木草堂，成为康有为的门生。几年后，康有为带着这些弟子晋京赶考，自己金榜题名，几名弟子运气不佳。由此可证万木草堂即便后来确实出现一批维新人才，也无法说万木草堂创办本意就是为了维新，为了变革。更何况，此时的中国，改革还无从谈起呢？

　　历史的真相有时确实很残酷，梁启超利用话语强势为后世建构的叙事模式无论怎样好看有意义，毕竟并不完全是事实。适度注意梁启超强势话语的局限性或问题，对于更准确理解梁启超和近代中国，可能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