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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征中两名女红军在川滇黔边区的传奇故事
贵州文化网 发表于:2020-04-20 12:13:12 来源:中共宜宾市委党史研究室 作者:刘仕雄 点击: 评论: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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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仕雄

隐藏梅硐

1935年2月,红军长征到达云南扎西时,决定组建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后改为中国工农红军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以下简称红军纵队),留在川滇黔边区打游击,主要任务是掩护中央红军主力转移。在红军纵队中有两名女红军,分别是纵队司令部政治指导员李桂英和司令部总支书记阚思颖。1935年10月,已有身孕的李桂英行走困难,不能随部队作战,红军纵队领导人决定由阚思颖陪伴,隐藏在川滇黔交界的大山里--长宁县梅硐山区,交中共梅硐区委保护。

纵队司令变节

红军纵队司令王逸涛是四川省叙永县人,大革命时期入党,参加过南昌起义,后随朱德上井冈山,当了朱德的警卫员。在长征中组建红军纵队时,担任红军纵队司令。

其妻子安硕甫,是一名地下党员、小学校长, 被捕后于1935年送泸州监狱关押。安硕甫的父亲安向清是叙永县的士绅,先后托人找叙永县长、泸州专员(第七行政督察区专员)求情,无结果后,又去成都托人找省主席张群,张群提出的解决办法是:要王逸涛向政府投诚,方可放人。同时承诺保证王逸涛生命安全,还可升官。达成协议后,省政府下令七区(泸州)专员裴钢受理王逸涛投诚事宜。

裴钢接到指令后,立即将在狱中的安硕甫提出来进行“教化”。在狱中关了一年多的安硕甫经不住诱惑和考验,同意与政府合作,与裴钢各写一封亲笔信带回叙永县,通过各种关系秘密将信辗转送到了王逸涛手中。此前,凡是有亲属来信,王逸涛为了避嫌都会将信交给政委徐策过目,唯有这二封信自己悄悄处理掉。王逸涛思想动摇,接受了敌人提出的“条件”,在1935年5月初的一天,当纵队到达云南威信风阳邓家坪时,王逸涛暗地指使亲信偷走政委徐策的骑马,然后以帮助找马为由和弟弟王元德一起逃出警界区,躲藏在叙永老家附近乡下一个亲戚家里,暗地里与裴钢派来的特务人员接触,商量叛逃事宜;同时,王逸涛又根据与特务商量的计划,两次写信给纵队政委徐策,假称家中有急事,“过一段时间仍愿归队……。”并给游击队送去子弹、草鞋和一些无关紧要的情报等,想迷惑纵队领导人。但他的卑劣伎俩被纵队领导人徐策、余泽鸿等人识破。

王逸涛叛逃后,其妻子安硕甫被释放,跟随其参加纵队的部分人相继离队逃跑,纵队遭到重大损失。

不久,正在重庆焦躁不安的蒋介石就收到了来自泸州保安司令部的一封密电,内容是红军纵队司令受降了。蒋介石大喜,亲自任命王逸涛为川南招抚特派员,专门组织“特别行动队”(简称别动队)。王逸涛率领的“特别行动队”在川军第五师陈万仞师长的指挥下,四处搜集情报,捕杀隐藏的红军伤病员,招降意志薄弱者。

宜宾专暑密电

位于川滇黔交界的梅硐山区,森林荗密,是红军纵队领导人余泽鸿的家乡,群众基础较好,纵队到达时组建了中共梅硐区委,王逸涛曾带领红军到过梅硐,他熟悉红军纵队的活动规律,秘密掌握了中共梅硐区委及两名女红军隐藏下来的情况。一天,“别动队”侦悉长宁梅硐藏有6名红军伤员和女红军的情况,四川省第六区(宜宾)专署迅速下达秘密通令:“本区辖境已无股匪,惟查长宁所属乡镇,尚有赤匪潜伏工作,派员前往该县暗中查拿究办”。

红军纵队在司令员叛变的情况下,接任川南特委书记、红军纵队政委职务的余泽鸿,率领红军纵队继续与强敌进行殊死的战斗,在川滇黔边区对国民党基层政权造成了很大的震动,各县县长纷纷向上司告急:声称红军纵队“声势浩大”,“形势严重,有进窥县城企图”;地方“团力不足”,要求派劲旅“分布清剿”。使大量国民党军无法脱身去“追剿”中央红军。叛徒王逸涛想尽千方百计招抚余泽鸿,迅速使川南战事平息,以向上邀功,但遭到余泽鸿的严厉痛斥。叛徒知道李桂英是余泽鸿的妻子,认为只有抓住了李桂英才能招降余泽鸿。因此,组织大批敌特人员和铲共义勇队、清共委员会、“模范”保安中队等地方反共武装开往梅硐,捕开大网“缉拿”两名女红军。“别动队”与梅硐区委的较量悄悄地展开了。

黄二嫂“撒粪”退敌

女红军李桂英和阚思颖打扮成当地农妇,由梅硐区委安排在小地名叫“李树湾”的山上隐藏,后又住到梅硐山区“坳田坡”一个靠编竹筐为生、外号叫“黄萝筐”的贫苦农民家里。“坳田坡”地处大山之中,森林茂密,终年云雾缭绕,“黄萝筐”家又在山顶上,视野开阔,是两个女红军隐藏的好地方。“黄萝筐”妻子黄二嫂为人正直、善良,热情照顾女红军。李桂英是江西口音,遇有外人时就装成哑巴不说话。“她家只有两间房子,一张床让给我(李桂英)和阚思颖睡,她家四人睡到牛棚里”。

一天早晨,两个农民打扮的人在“坳田坡”山下东张西望,地下斗争经验丰富的阚思颖意识到情况危急:一定是敌人侦察到了她们的落脚点。她马上回屋与李桂英商量转移。两人刚一走出门,发现10几个敌人已出现在山下,向黄二嫂家扑来。两个女红军已来不急转移,情况万分危急。这时,黄二嫂急中生智,将女红军藏在床前的地窖里。黄二嫂在窖板上撒些柴灰,遮住窖板的逢隙,把准备浇菜的一担粪和一些农具放在窖板上,在屋内泼了几瓢粪水。这时,敌人已到屋门口,一名敌兵想争头功,抢先一步进屋就踩着粪水,大骂一声就退出去。李桂英后来回忆到:“我和阚思颖各人有支小手枪,在窖里下了决心,只要敌人打开窖板,我们就开枪,打死一个算一个,自己也准备死在窖洞里。”草屋又矮又黑又臭,敌排长逼着几个敌兵捂着鼻子进屋仔细搜查。事也凑巧,正当敌排长一只脚踩在窖板上,即将发现地窖时,突然发生地震,草房摇动,敌排长全身浅得是粪水,慌忙带着敌军冲出屋外,胡乱打了几枪逃命去了。

当晚,得到女红军遇险报告的梅硐区委书记邓楷就来到黄二嫂家,将两名女红军转移到屋背后山上的岩洞里。女红军白天躲在山上岩洞里,山高林密,敌人不易发现,由当地妇女们装着砍柴和割草给女红军送饭,晚上再接到老乡家里住。

鼻下藏身

黄二嫂家被查,使梅硐区委十分震惊。两名女红军是在十分秘密的情况下来到坳田坡的,为什么敌人很快就来搜查?区委书记邓楷的眉头紧锁了起来。自从王逸涛叛变后,邓楷就一直在思索区委内部是否有随王逸涛投敌后潜伏下来的情报人员。

过了一段时间,李桂英既将分娩,不能在山上住了,怎么办?正在焦虑之时,交通员传来余泽鸿要女红军转移到他家隐藏的意见。梅硐区委书记邓楷和阚思颖研究后也认为这是一个冒险、大胆,但又可行的计划:虽然余泽鸿家地处“大窝沱”,周围驻扎了大量的敌军,但在敌人鼻子底下往往最安全;“大窝沱”的保长是一名地下党员,便于保护女红军;余家被敌人搜查过3次,敌人的搜查已松懈;余家人可靠,并且余家座落在梅硐“大窝沱”的一座大山腰上,正面是一个很大的山谷,视野开阔。为此,区委专门安排梅硐游击队员余承远到余泽鸿家负责女红军的安全。为了保护好女红军,当地群众只称李桂英为“高脚脚四娘”(因李桂英身材较高),妇女们都仿照女红军的短头发,将长发剪掉。

早在红军纵队到达梅硐时,余泽鸿就已通过亲属关系安插了一些可靠的人员进入乡镇府和乡保安队。余泽鸿以川南特委的名义写信给长宁县保安大队副袁虹桥,要求他认清形势,不要与红军为敌。袁虹桥深受感动,暗中支持红军。游击队员被捕时,他都尽力出面具保;上峰命令他“搜剿”红军时,他以“红军枪械精良可畏”为借口后撤;红军需要安插人员进乡、保政权时,他极力推荐。因此,敌军活动情况,梅硐区委也掌握不少。女红军“坳田坡”遇险后,梅硐区委通过内线得知敌别动队为了抓住女红军和红军伤病员,召开了各保、甲长会议,传达指令,并在各村的村民中安插眼线,跟踪梅硐妇女会干部和梅硐游击队队员。梅硐区委得此情报后,决定将计就计:由地下党员王树三以保长身份在山上设哨棚,名为加强对红军的“防守”,实为掩护区委和女红军的活动。王树三“在青杠顶、灯草坳等高处设立哨棚,每个哨棚配有竹梆和小罗,找可靠人看守,发现敌情就敲竹梆,平安无事就打小锣。”竹梆声一山传一山,这样女红军就有时间转移。

惊动省府

在川滇黔边区一带,两个女红军的名声很大。阚思颖回忆到:“有队伍进村进街,群众躲在门缝里偷偷地看,见到有两个女红军,就知道是红军游击队。我和李桂英成了群众区别游击队和敌人的主要标志。”有人写诗赞颂:“遥想当年花木兰,不爱闺帏爱剑戟,更有今日女红军,粗衣草履为民急。”广大群众对女红军颇有好感。

虽然在“坳田坡”黄二嫂家扑了空,但叛徒知道李桂英有身孕,阚思颖是裹过小脚的,不会逃出梅硐,便加紧搜查。一天,梅硐赶场,一个老头在酒店里喝醉后说漏了嘴:“看见余老七(余承远)把两个女红军接走了。”消息被暗探获悉,迅速传到了梅硐乡镇府。梅硐乡长周极辉曾被梅硐游击队警告:不准与红军为敌,否则将被处以极刑。他得到乡丁报告后,大吃一惊,害怕脱不了干系,立即派人把老头抓到乡公所,要他交出人来,然后扇了老头两耳光,叫他以后不要造谣乱说。此事暂时过去了,但还是被别动队布置的暗探获得,并向省府密告长宁保安队无能。

四川省政府主席兼“剿”总司令刘湘对两名女红军的情况也早有所闻,珙县县长陈国华在1935年6月呈刘湘的密电中就专门提及:“有女匪二名,一为阚思颖,20余岁,任该党代表,一为李桂英,亦20余岁,做宣传工作……。”现在,刘湘得悉在梅硐还有女红军活动的密报后大怒。四川省府急电:“长宁、兴文,奉令转据探报阚姓女匪肆扰各情,令饬该县从速剿办,勿任滋蔓。”长宁和兴文两县不敢怠慢,秘密制定了捉拿女红军的计划。

山谷幽灵

梅硐区委不仅建立了120余人的游击队,还建立了近100人的农会、50多人的妇女会,群众基础很好,敌人用花生、柑桔等哄小孩说出女红军的下落,也未得逞。只有几十人的别动队想单独行动捉拿两名女红军绝非易事。疯狂了一阵的敌人在几次搜捕女红军扑空后,也开始冷静下来思索:为什么每次得到情报后带兵去抓捕女红军都是兴奋而去,空手而归?叛徒王逸涛认真总结后认为,要抓住女红军,必先捣毁梅硐区委,尤其是抓捕区委书记邓楷。他一方面电请重庆行营支援,请求驻军“协剿”;另一方面策划了密捕邓楷的计划。不久,宜宾专署和驻军亦严令所辖各级“切实侦察,务期捕获南六(县)邓楷。”

邓楷是江西人,外号邓麻子。长征中由红三军团派到红军纵队,到梅硐时负责组建了中共梅硐区委并担任书记和红军梅硐游击队政委,革命意志坚定。长宁县府在向上峰报告时称:邓楷是“朱、毛窜经南六时,特命留下之中坚分子,为南六赤匪首要之一”。在困难时他鼓励同志们要坚持斗争;敌人追捕他时,他坚定地说:“党派我到梅硐工作,革命成功了我才会高兴。否则,就是敌人把我杀了,我也不会离开梅硐。”

由于川滇黔边区一带住扎了大量“围剿”红军的国民党正规军,他们根据蒋介石“协军剿办”的电令,都争相“捕捉”隐藏的红军,以向上邀功,因此,也在梅硐布置了暗探。令邓楷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正在敌人大兵压境之时,中共梅硐区委委员、红军干部周司和(因在战斗中被打断了一根手指头,外号周四子)也被王逸涛秘密招降。王逸涛的“招抚办事处”设立后,他首先到泸县,将熟悉梅硐区委情况和女红军下落、被俘关押在泸州监狱的周司和保释出狱,招降为“招抚员”。周司和假称脱逃,回到了梅硐区委,暗中向别动队提供区委和女红军的情报,相机暗杀邓楷。

周思和是中央红军长征第一次到达遵义城时参加红军的学生,由于表现积极,在成立遵义县革命委员会时被选为委员,后留在红军纵队,在2月底与邓楷作为红军纵队侦察员先期到达长宁梅硐,他们装扮成要饭的“叫化子”,从扎西出发,将余泽鸿写给父亲的信藏在打狗棍里,沿途讨口要饭来到梅硐,与余家人取得联系后就住在了梅硐,参与了梅硐区委、梅硐游击队和妇女会的组建工作,对梅硐党组织、联络站和游击队的情况十分熟悉。他在被王逸涛秘密招降后,向别动队出卖了梅硐区委设在王树三家的联络站和两个女红军藏身之处的重要情报。

敌人并没有急于破坏联络站,因为他们的目的是要抓住女红军,以消灭红军的意志,特别是招降主要领导人余泽鸿。因此,采取放长线钓大鱼阴谋。这给区委造成了一个错觉,认为联络站还未暴露。

敌人多次有目标的搜索,女红军不断遇险,使邓楷察觉了周思和的诡密行动。“因为几天前邓楷发现周思和几次独自到梅硐场街附近转游,行动异常,对周有所警惕。”一天,邓楷与周思和夜宿联络站王树三家,周思和想趁机暗杀邓楷后离开梅硐公开叛逃,以得到敌人的更高奖赏。天快亮时,邓楷发觉周思和悄悄掏枪上弹,行动不轨,早有警惕的邓楷翻身起来,周即用枪对准邓楷开枪,由于心虚和慌乱,周思和手枪上的子弹未上膛,枪声未响。邓楷趁势提起被子反盖着周思和,两人展开搏斗。周思和年轻力大,挣脱邓楷破壁而逃(因是联络站用的内屋,后面竹壁未钉牢,以便情况紧急时从后面撤离)。涉河进入梅硐乡唐村坝斑竹林内躲藏。邓楷追至,见雾大林密,便折身回去,叫了游击队员王树三和刘春海一起追到兴文县周家沟,捉住了周思和。由于周思和是红军纵队派到地方的干部,区委将他押送到兴文周家沟“烂窖子”交给红军纵队司令部处理。周思和表面上痛哭流涕,表示要痛改前非。纵队领导人考虑到他年轻,参加红军不久,可以教育改正,因此,给予他留队察看处分。但他贼心不死,一月后乘夜逃脱,公开投敌,当上了川南招抚特派处参谋长。不久,邓楷遇袭,大腿受伤,红军梅硐游击队队长余仲康被俘。

铁骨柔情

由于叛徒出卖,负责保护女红军的梅硐游击队队员余承远被敌人暗地跟踪,女红军隐藏的余泽鸿家附近不时有暗探出现。宜宾专员冷薰南在得到叛徒密告后专门致电长宁县长李鸣和:“(余泽鸿)确系共党中坚分子,现任该党川南特委,其族人众多,多与暗通声气,乃弟某又随时传递消息。又据投诚匪张书记称:余泽鸿之弟,虽不记其号名,但晤面仍可认识等语。据此,合行电仰该县长即便查明,分派暗探,将该余泽鸿族人及其弟某严令侦刺,务获究办,以遏乱源,是为重要。”女红军的行踪被敌人掌握。

由于红军黄祜昌叛变,并向珙县县长陈兴邑供出有女红军二人藏在余叔皋(余泽鸿父亲)家。一天中午,驻扎在兴文县周家沟的川军郭勋祺部罗营长带了40余人扑向大窝沱,正在站岗放哨的梅硐妇女会副主任陈淑均发现后,立即叫人将即将生产的李桂英抬到夹墙里(又叫“地印子”)。敌人刚到余泽鸿家的厂坝子,就被余家人阻拦,因罗营长是当地人,又是余泽鸿幺叔的学生,余家人赶紧做了4桌饭“招待”,敌人吃完后,罗营长收了4块银元就走了。

两天后的凌晨,天刚蒙蒙亮,敌川军陈万仞5师根据“别动队”提供的情报和协查的要求,由曾排长带领敌军和长宁保安队向“大窝沱”包抄而来。山顶上的竹梆声急风骤雨般传来,两名女红军便迅速藏进夹墙里。县长李鸣和、侦缉员黄质文在向上的呈文中描述搜查余泽鸿家的情形时称:“会同全队佛晓时到达余叔皋家附近,即令一分队由高处抄围后方,甘中队长从余宅前方包围,与后方取得联络,以备不虞。至余宅时,当嘱余叔皋将家中男女雇工一律遣出,集中厂坝,即令不许擅自行动,由叔皋执亮引导各室挨次检查……。”余承远见敌人来了,急中生智,将一张女人的围腰帕拴在身上去厨房帮厨,对敌人说是帮厨的“王伙二”。敌人对余家翻箱倒柜,损坏财物,同时,对余泽鸿父母及“王伙二”等余家10余人进行捆绑吊打,“拷问老幼,威骇备至,家庭受惊不小”,“敌人把机枪架在屋檐下叫嚣,如不说出女红军的下落就用机枪扫射”。因只有“王伙二”是青壮年,敌人将刺刀架在他的颈子上,并划了一刀,鲜血顿时往下直流。曾排长逼问他:杀了多少鸡给女红军吃……。已有9个月身孕的梅硐妇女会干部陈淑均被捆在屋檐柱上,余叔皋和“王伙二”脸上被打得鲜血直流,但他们坚贞不屈。

李桂英、阚思颖在夹墙里听到敌人的打骂声、小孩的哭声,心如刀绞,决心冲出去与敌人同归于尽,救出乡亲们。刚一走出夹墙,被余泽鸿的祖母和弟媳李耀岐死死抓住门闩,苦苦劝阻。李耀岐说:如果你们被抓,余泽鸿三哥回来我们无法向他交待;余泽鸿祖母说:你们不能出去送死呀,一定要保住余家的后代!这句话深深地刺痛了李桂英的心。李桂英深知余泽鸿一生的曲折、艰辛:1931年6月,由于党中央总书记向忠发叛变,根据周恩来的指示,担任中共中央秘书长的余泽鸿与爱人立即从上海转移到中央苏区,他们将只有3岁的女儿和未满周岁的儿子寄养在亲戚家,乱世之年,现在已4年没有音讯,不知儿女漂泊何方;余泽鸿前妻吴静焘也在中央苏区被敌大刀队杀害。余泽鸿常常流露出对儿女的思恋。李桂英想,此时余泽鸿正率领红军战士在滇、黔边区与敌人浴血奋战,生死未卜,不能再让他失去这个孩子。因此,强忍心中的怒火,退进了夹墙。著名军旅作家王树增在《长征》一书中用“坚强无比”来形容这一时期的李桂英。

敌人整整一天都问不出女红军的下落,便将“王伙二”捆绑着押到保长胡治国家里继续拷问。敌人走后,两个女红军抱着余母痛哭一场。群众安慰女红军说:大难不死,必有后福。1954年4月13日,中央办公厅在给余泽鸿父亲的信中写到:“你和你全家人,为了保全党的一些优秀干部曾不惜付出巨大牺牲,这种精神是值得发扬的。”

王二娘“口水”救人

梅硐乡14保的保长胡治国是地下党员,以保长身份为掩护从事地下工作。胡治国担心敌人把“王伙二”带到梅硐街上或敌营部会暴露身份,便用好酒好菜招待敌兵。胡治国说,“王伙二”是穷人,在余家帮厨混口饭吃,并提出以保长身份为“王伙二”担保,保证随叫随到。敌排长说:确切情报说这里有两个女红军,不抓一个人回去我交不了差,敌排长犹豫不决。正在这时,家住梅硐“坪上”的妇女会干部王二娘得知“王伙二”被抓,同样担心会暴露身份,不加思索就往胡治国家里跑去。快到胡治国家时,突然停住了,王二娘冷静地一想,怎么去救人?情急之中,装着她家老人死了,用口水把眼圈打湿,把头发抓乱,痛哭流涕地跑到胡治国家里,要“弟弟”王伙二回去安葬。王二娘说,如果不把他“弟弟”放回去,就要把老人的尸体抬到胡家来。胡治国心领神会,明白了王二娘的用意,趁机扭住敌排长说:长官,你们不能把我家闹翻了哟。敌人不认识王二娘,见她又哭又闹,又找不出什么证据,只得同意胡治国担保,放了“王伙二”。不甘心扑空的敌人在胡治国家里又传讯了几名群众,“追究女红军下落,真所谓无微不至也。”“恼差成怒的敌人在以后不断抓了一些像女红军的妇女叫胡治国去辨认”,对保护过女红军的群众则进行迫害。解放后胡志国儿子胡龙云回忆到:“我们家就吃亏了,整有一年生产都未搞,陈五师来抄了我们的家,家有半年简直无人,衣物罩被都被敌人抢到坝子里烧了的……”。

当地群众李培酉回忆到:“以后敌人不断到处搜查女红军,经常是半夜突然来搜查,有时一晚上来搜几次,扰得群众无法入睡,我家干脆晚上开着门睡觉,免得起床开门”。

黔驴技穷

不久,一封密电又报到了刘湘桌上,大意是在梅硐黄金山上一农民家的墙壁上又发现了女红军写的两幅标语:“全民行动起来,实行抗租抗粮,抗税抗债,组织抗捐军”;“刘湘是屠杀四川工农劳苦民众的魔鬼!!!”愤怒的刘湘严责王逸涛“匪迹”未干(意为:未尽全力搜剿红军),并要求王逸涛设立秘密电台与重庆行营和四川保安司令部直接联系,“以防泄密”。

此时的王逸涛已失去了往日的骄横傲气,原因是“搜剿”红军伤病员和女红军累累失利,不断受到上峰羞辱和冷落。正在这时,长宁县保安大队副袁虹桥与红军纵队的通信失密,被刘湘以“通共”罪逮捕。王逸涛得到此消息,认为天赐良机,把搜捕女红军累累失败的原因归究于袁虹桥通共,想找一个替罪羊。因此,王逸涛密呈宜宾保安司令萧烈:“敝未转变政见时,曾偕泽鸿到达长宁,晤伊叔春凯(余泽鸿幺叔),据称袁虹桥已彼此有密约……由泽鸿指派该地党组织,藉袁(虹桥)、余(春凯)2人掩护暗中活动……函请处以极刑,以消隐患……”;同时,又电告第七区(泸州)专员公署:“凡有剿匪消息,而虹桥必先告之,以资其预备之策。故经大军迭次剿灭,殊匪焰愈张,而军团终难获胜……。”得意忘形的叛徒正在做着嫁祸于人的美梦。

而让王逸涛没有料到的是,袁虹桥是刘湘“川康团练干部学校”的得意门生,“刘湘对袁虹桥破格授予少校军衔、长宁县保安大队附”,刘湘难以相信袁虹桥通共,捕袁虹桥是迫于各方压力的权宜之计。袁虹桥在川南地区有很大的声望,若有罪,县长将连坐。因此,长宁县长李鸣和急电省府:“此次被扣(指袁虹桥)纯系被人倾陷”,并串联长宁上层人士和官绅联名上书省府具保,称王(王逸涛)氏兄弟为投诚匪共,搞离间倾陷。省府查来查去不得要领,最后省府电令宜宾专署并附刘湘信称:“查王逸涛兄弟原系匪类……虹桥此次被逮,不过是王逸涛兄弟利用党倾和通共以陷害之计……。足见若辈陷害之不择手段……令秉公处理。”本想找一个替罪羊的王逸涛没想到惹火烧身,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抓不到女红军,气急败坏的叛徒王逸涛、周思和专程到梅硐,查看了标语后,认定这就是女红军的笔迹,说明女红军还在梅硐。王逸涛通知胡治国将“王伙二”带去重新审问,胡治国一时拿不出主意,因为他不知道叛徒是否会认出“王伙二”就是游击队员余承远。这时,胡治国家的长工庞二兴主动请求由他拌成“王伙二”去顶罪。可敬的贫苦农民庞二兴受尽折磨,坚强不屈,“庞二兴坐了半年牢,敌人问不出什么就放了回来”。后有人问庞二兴为什么要代人受过,庞二兴回答说:“红军对穷人好!”

无计可施的叛徒又抓走了保护过女红军的李德明、李学贤到地主庄园“川乾丰”去问罪。敌人对他们进行拷打、用刑,威胁说,如不交出女红军就毁其全家。李德明、李学贤坚强不屈,敌人逼问不出口供,就交给乡镇府关押。机智的李德明对乡长说:红军攻占梅硐时你交出了两箱子弹,如果你不放我,就要供出此事。梅硐乡长十分害怕沾上“通共”罪,被上峰处罚,同时,又怕得罪红军,被处以极刑。因为不久前,相邻的富兴乡乡长余海舟就被红军纵队处决。因此,李德明、李学贤在乡镇府关押十几天后就被放了。

1954年9月,阚思颖在给梅硐乡亲们的信中写到:“1935年,我同李桂英来到贵地时,在反动军警的追捕之下,你们千方百计地保护了我们,自己受到极大的痛苦,我特向父老乡亲表示亲切的慰问,并祝贺黄二嫂分得了土地。为了祖国的富强,人民的幸福,我决心努力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来报答党和人民对我的关怀。”

离子踏征程

1935年底,李桂英在余泽鸿家的夹墙里生下一个男孩。由于“大窝沱”周围驻扎了周化成的“剿匪”部队,为防泄漏消息,梅硐妇女会商量,无论如何也要保护好红军的后代,乘夜把仅出世两天的婴儿从房屋后窗送出,由胡治国妻子用围腰帕抱走。由于胡治国夫妇没有生育,对外就说是捡个娃儿来养,胡治国还专门请了一个奶妈杨五娘来给孩子喂奶。敌人对婴儿的来历始终怀疑,暗中加紧调查,胡治国恐长此下去危险,为保护红军的孩子,便举家迁到兴文县城,以开中药铺为生。

1936年1月初,产后仅4天的李桂英与阚思颖在两名梅硐游击队员的护送下,怀着离别骨肉的痛苦和对乡亲们的感激之情,饱含热泪离开长宁梅硐,踏上寻找部队的征程。

1937年9月,脱险后的李桂英被董必武接到了武汉中共中央长江局招待所,由邓颖超陪伴来到了周恩来的办公室。在周恩来、董老和邓颖超的面前,26岁的李桂英像无家可归的小孩历尽千辛万苦终于回到了母亲的怀抱一样,尽情地倾诉着中国工农红军川南游击纵队(后改为川滇黔边区游击纵队)悲壮的战斗历程。1938年元旦,在汉口中共中央长江局会议室,周恩来将脱险后的女红军李桂英向即将奔赴抗战前线的项英、周子昆、张云逸等新四军领导介绍:“这就是李桂英同志,长征中她没有走到延安,但她走得比我们还要艰难啊!”周恩来说的“艰难”,就是指李桂英在红军川南游击纵队艰苦而传奇的经历。

50年后,宜宾地委党史办的张新时到青岛疗养院采访了时任副院长的李桂英,张新时回忆到:“当我们去南京走访80岁的老红军李桂英的时候,她深情地回忆当年留在红军游击纵队的艰险岁月,说那是她一生中最苦、最危险、也最难忘记的经历,她十分怀念在梅硐细心掩护和照顾过她的余泽鸿家里的亲人和贫苦群众,对川南怀着深厚的感情。李奶奶在叙述这段刻骨铭心的往事时,我们看到她已经失明的眼中充盈着热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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