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讲述丨1960年10月 印尼华侨进贵阳(上)
贵州文化网 发表于:2020-07-07 11:29:42 来源:学习强国 作者: 点击: 评论:0

 1960年深秋,贵阳。

  一夜之间,中华路上出现一些烫着大包头,穿着花衬衣、牛仔裤,骑着助力单车的年轻人。瞬间,让山城贵阳的画风与电影、画报上的香港、巴黎接轨。

  这些穿着打扮与贵阳人截然不同的年轻人,是从印度尼西亚(下简称印尼)归国的华侨学生。

  印尼华侨学生来贵阳的背景,是1959年,印尼政府推行了一整套反华排华政策——经济上,取消了大面额的货币,1000盾、500盾的货币作废,禁止流通,银行不予兑换,而大面额货币大多掌握在华商手中。这样的巧取豪夺,使华商在经济上受到巨大的损失。文化上,禁止使用汉字……印尼政府完全不顾数百年来华侨对开发南洋作出的历史贡献。

  1960年7月,印尼华侨学生(下简称侨生)在中国第一次撤侨行动中,从雅加达平安抵达广州。之后,按照国务院的安排来到贵阳学习、工作、生活。

  60年过去,当年来到贵阳的596名侨生,从少年到白头。他们当中,有的离开贵阳,或是回到故乡,或是去了国外,也有的在贵阳扎根,成了一名贵阳人。

  岁月流逝,白驹过隙。回望侨生在贵阳的这段历程,丰富了贵阳的城市生活史。

  2019年12月16日,一名七旬老人,在贵州省水利学校宿舍闲庭信步。

  老人头发花白,五官明显有福建人、印尼人的特点。不过,老人一开口,是纯正的贵阳腔,让人猜不出他的籍贯。

  老人名叫林南生,身上有一半福建血统,一半印尼血统,他在贵阳度过了一个甲子的光阴……

  

  2019年12月的林南生

  讲述人:林南生,77岁,曾任贵阳市侨联主席、贵州省侨联副主席

  贵阳:印尼来的侨联主席

  生在雅加达,根留在中国

  1960年7月23日下午5时,我在雅加达丹绒不碌港口,乘坐一艘名为“美上美号”的挪威轮船,和900多名同学一起,离开印尼,向着祖国驶去。

  离开第二故乡印尼,大家心情复杂。不过,大家知道,只有回到中国,在祖国母亲的怀抱里,才会不受欺侮。

  1942年2月14日,我在雅加达出生。我的父亲,老家在福建永春县,这是泉州下辖的一个县城。上世纪30年代,父亲在家乡的一所小学教书,他在老家发表了支持中国共产党的言论,1939年被国民党特务追杀,父亲无处躲避,选择下南洋。

  父亲一路漂洋过海,来到印尼,在雅加达定居,靠做咸鱼干为生。印尼天气炎热,人们出汗多,父亲做的咸鱼干,一是给人们当干粮,二是弥补出汗流失的盐分,是当地必不可缺的食品。父亲经营的小作坊,生意红火,光顾的客人中,很多都是华侨,正是在这种往来中,他认识了一名有着一半印尼血统的华裔女子,把她娶回家,就有了我和弟弟妹妹们。

  在家里,父亲一直和我们讲国语或者闽南话,他常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我们是中国人。”我常看见父亲,在没事的时候,坐在家门口,望着北方发呆。我读懂了父亲的神情和心思,因为北方,是福建,是永春,是中国。

  得益于在老家教书时的经历,父亲给我们讲了很多中国文化知识、生活习俗,尤其是泉州的庙会、传统的古乐南音、地方传统戏剧高甲戏等。在父亲声情并茂的讲解中,这些故乡的文化符号,在父亲的乡愁讲述里,一遍又一遍地在兄弟姊妹的记忆中,不断加深印象。

  我读小学这年,也是新中国成立的时候,父亲为我选择雅加达华侨学校。这所学校,倾向新中国、拥护共产党。学校规定,在校内只能讲国语,不讲印尼话。但是,学校的教育内容并非保守,除了语文、数学之外,也开设印尼语和英文,让学生适应在当地发展。

  从小学到高中,华侨学校的老师一直对我们讲述祖国的发展情况。尤其是1955年10月,钱学森历尽周折,花了6年时间,才从美国回到祖国的消息传到华侨学校,我们听老师说,在美国留学的钱学森,在新中国成立时,就想回国,却屡次遭到美国当局的阻拦。回国受阻的钱学森,一个月瘦了30斤,还被移民局抄家,把他送到特米那岛上拘留了14天,直到加州理工学院送去1.5万美金的保释金,才被释放。后来,海关又没收了钱学森的行李,包括800公斤的书籍和笔记本,直到美国检察官再次审查钱学森的所有材料,才证明他是无辜的。

  钱学森报效祖国的故事,在老师的讲述中,为我们树立了方向。不止是我,还有不少同学表示,高中毕业要回祖国高考,在祖国读大学,在祖国工作。如果不是出现印尼政府在1959年武力迫害华侨的事情,我打算在1961年高三毕业后,再回祖国参加高考。

  “美上美号”轮船,驶向祖国

  1959年11月,印尼政府出台“总统10号令”,规定外侨不得在县和县以下地区从事零售业,这项法令对华侨影响极大。当时印尼外侨大多数是华侨,约250万人,不少人是在乡间做小生意。“总统10号令”逼迫华侨关闭商铺,离开乡间,迁往大城市。在雅加达,我就看见当地的军警宪兵用刺刀押着华侨,说他们违反了“总统10号令”,把这些华侨撵到一个难民集中营关押。

  “总统10号令”,造成50余万华侨流离失所。中国政府向印尼发出照会表示抗议,并决定迅速派船,接运印尼自愿归国的华侨,这也是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海外撤侨。

  在雅加达,华侨们自发成立“印尼中华侨团总会”,在华侨学校建立接待点,利用学校的礼堂、教室、操场,接待华侨。我所就读的高中,也叫“巴中”。这个名字的由来,是荷兰曾经统治印尼300多年,那时雅加达叫巴达维亚,当地华侨称其为巴城,我就读的华校就叫巴城中学,简称“巴中”。在“巴中”,学生们都是志愿者,还成立了纠察队,就是在特殊时期,维护秩序,保持稳定,等待中国政府把华侨接回祖国。

  思念祖国,思念从未到过的家乡。这股思乡情绪,在学生中不断蔓延,不知是谁提议,我们就成立了“回国同学会”,由了解祖国情况的老师或是同学,给大家讲解祖国发展的情况,以及怎样办理回国护照等注意事项。

  

  林南生的回国同学会会员证

  新中国在上世纪50年代,还没有一艘自营远洋商船,在雅加达的第一次撤侨行动中,只能通过租用香港、东南亚和苏联的船只进行。1960年2月29日,新中国第一次租派的接侨商船“美上美号”“大宝康号”“福安号”“海皇号”,分别满载在印尼遭受迫害的2000多名华侨回国。

  中国政府租用的这些商船,有的提出苛刻条件,有的国外的船员在工作上不积极配合。为了方便接侨,也借此时机发展我国远洋运输事业,国家决心建立起自己的远洋船队,从接侨费中拨出26万英镑(当时约合90万人民币),通过捷克公司从希腊轮船公司买进一艘上世纪30年代英国制造的远洋客货轮。这艘名为“斯拉贝”的轮船,曾是风光一时的邮轮,1959年停航报废。中方从1960年7月开始,在周恩来总理的支持下,对这艘轮船进行修理,使其达到可以运行的条件。这艘修好后远航的轮船,命名为“光华轮”,寓意为“光我中华”。

  1961年4月28日,“光华轮”从广州黄埔港出发,前往印尼接运侨民,这也是第一艘悬挂五星红旗的远洋轮船。面对复杂的海上局势,为避免国民党军舰侵袭,“光华轮”携带了轻机枪等自卫武器,还有一批海军战士着便衣,作为船员执行保护任务。南海舰队也对“光华轮”采取特殊保护,军舰在“光华轮”途经区域活动待命。

  这些,都显现出中国政府对印尼华侨的关爱。

  我和妹妹,还有同学们乘船离开雅加达的时候,大家的父母都来到丹绒不碌港口送别。船上、岸边,离别的情绪相互感染,大家的泪水忍不住地往下掉。为了控制伤感的场面,我灵机一动,用中文唱起苏联歌曲《共青团员之歌》:“……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歌声引起共鸣,同学们都唱起来,泪水止住,变成了引吭高歌。一曲唱罢,我又唱起《歌唱祖国》:“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这两首歌,都是在“巴中”读书时,华侨老师从中文书籍中看到,教会我们唱的歌曲。

  看了宣传片,选择到贵州

  在苍茫的大海上,“美上美号”轮船航行7天7夜,抵达广州黄埔港。早有准备的接待人员,把我们带到广州石牌,修整了10来天。那段时间,归国华侨集中,祖国按照自愿和分配的原则,把华侨们分别输送到北京、上海、广东、福建等地。

  

  搭乘“美上美”号返回祖国的侨民

  我随身携带的书包里,有一个笔记本,里面装着“巴中”的华侨同学们互相赠送的一寸黑白纪念照片,照片的背后,除了写着照片主人和受赠人的名字,主题词全部是“祖国见”。“祖国见”三个字,蕴含着印尼的侨生盼望着在祖国求学和生活、为祖国建设出力的美好愿望。在石牌华侨补习学校学习的10来天时间,我一直在遐想自己的未来会在祖国的哪一寸土地。

  隔了一段时间,贵州省外事办侨务处的5名工作人员,来到石牌的学校。这时,我们知道,由于回国的华侨太多,好多省份安置华侨的名额满了,国务院把贵州增加为安置华侨的省份。贵州的工作人员很会做形象宣传,除了带贵州的风景图片,摆在学校展示,还专门带来一部讲述贵州的电影纪录片。在影片中,我记住了风景秀丽的花溪。其实,早在“巴中”读书时,地理老师就给我们讲解过贵州,说贵州是“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有苗族聚居的地方。

  

  1967年1月20日,林南生在贵阳结婚

  工作人员每天运用电影、图片,充满感情色彩地宣传贵州。他们说起贵阳最好的寄宿制中学,是贵阳六中,为了欢迎我们这批侨生,原本寄宿的贵阳籍学生纷纷回家,专门为我们腾出来寝室。并且,贵州有17所大学,可供我们高考后选择。面对贵州的盛情邀请,我和同学们聊起,当初想回祖国高考、读书,就是想在祖国需要的时候,用我们的青春来报效祖国。所以,大家没有太多的犹豫,569名侨生异口同声选择去艰苦的贵州扎根。

  历经3天3夜,我们坐着专列,在1960年10月来到贵州,在贵阳落脚。初来乍到,我们对贵州的一切都很好奇。

  首先是天气——贵阳已是秋天,一早一晚透露出丝丝凉意,清冷的风掠过皮肤,让我们感受到惬意,这和雅加达一年只有一个夏季的气候不同,让我们对贵州平添一份好感。

  其次是好客——我们来到贵阳的时候,国内正经历了三年自然灾害,各种物资都很稀缺。不过,贵州省政府很为我们着想,在物资短缺的情况下,保证了我们在贵阳六中的食堂有肉吃,这对外界来说,不啻于是一件奢侈的事。

  第三是照顾我们的生活习惯——我们在雅加达,清晨醒来的第一件事,就是冲凉,下午放学回家的第一件事也是冲凉。贵州省政府拨出专款,改造贵阳六中的洗澡间,让我们上百名学生都能够冲凉洗澡。不过,贵阳的天气比雅加达的气温低了许多,不用每天两次冲凉,但是,通过改造洗澡间这个细节,让我们看到贵州省政府,对侨生无微不至的关心。

  在贵阳,啥都习惯,唯一不习惯的,是解手。我们在印尼解大手,先要把裤子脱下来,挂在墙上,方便完毕,左手提着蹲位旁边的水龙头冲屁股。所以,在东南亚国家,是不能伸出左手与人握手的,否则别人会认为用冲屁股的左手伸出来,是非常失礼的事。刚到六中时,我们解大手都带上一个铁皮做的小桶,用来装洗屁股的水,后来才慢慢学会用纸揩屁股。

  就在我来到贵阳的三个月后,父亲在雅加达经营的咸鱼铺也因时局动荡,华侨纷纷回到祖国,难以为继,最后关门谢客。父亲带着母亲和两个弟弟,乘坐祖国租来的俄罗斯轮船,在1960年11月,来到湛江,在当地一个叫“奋勇华侨农场”,定居生活。

  讲述人:刘明镜,81岁,香港贵州联谊会副会长,1960年至1974年期间在贵阳读书、工作

  华侨:贵阳街头风景线

  1960年离开印尼,来到贵阳读书,再到1974年离开贵阳,青春年华中的宝贵14年,成为刘明镜日后在香港,常常忆起的片段。

  刘明镜在贵阳六中完成高中学业,考进贵州工学院读大学,后来分配到贵阳钢厂工作。这些人生经历,让他的骨子里充满了贵阳烙印。

  虽说到了香港,刘明镜仍然关心贵州的经济发展,上世纪80年代,他还引进新加坡美亚集团,到贵阳投资。

  1960年7月23日下午5时,我和林南生、郭建生等侨生一起,乘坐“美上美号”轮船,回到祖国,在广州短暂停留后,又来到贵州。

  这一年,我21岁,是这批归国华侨学生团的团长。

  贵州省外事办侨务处在广州的省情介绍,吸引了我们,我们来到贵州后,教育部门按照我们的学习情况、特长爱好,除了把适龄学生送到贵阳六中读高中以外,还根据侨生的学历情况,把学生送到贵阳卫校、贵州大学、贵阳师范学院、贵州工学院等院校读书。

  离开雅加达时,我们知道国内的经济情况不太好,加上父母怕我们第一次离开他们,不会照顾自己,专门给我们买了宽1.6米、高1米的藤包箱。这种箱子的特点是体内容积大,父母把奶粉、咖啡、奶糖、牛油等国内紧缺的物资,塞满在藤包箱里。我们在学校里,用滚烫的热水把奶粉、咖啡冲成浓浓的液态,一口喝下的满足感,成为不少贵阳学生啧啧羡慕的对象。

  确实,一些在雅加达家境殷实的侨生,离开印尼的时候,把在当地买的“三枪”牌助力单车,用两块夹板固定住,包裹捆绑好后,随船托运,最后一直带到贵阳。当时,贵阳街头的大都是“二八”加重单车,和线条优美、外观轻巧的“三枪”牌助力单车相比,相形见绌,因为“二八”加重单车的外形笨重、线条粗鲁,缺乏时尚感。我们随身携带的东西太多,贵阳六中专门腾出教室,堆放我们带回国的各种物品。

  1960年10月的贵阳,有一道风景线:穿着花衬衣、牛仔裤,脸上架着蛤蟆镜,大包头的华侨学生,骑着“三枪”牌助力单车,风一般冲出贵阳六中大门,在北京路朝着黔灵山的方向拐弯时,潇洒地拐出一道优美的弧线。见状,路上的行人指指点点:“华侨的生活就是不一样!”

  随后的30年里,贵阳人只要看见穿花衬衣、戴墨镜的人,就爱说:“华侨了!”这句戏谑的话在贵阳,成了一句赞扬生活高质量的褒义词。

  侨生带到贵阳的不仅有单车,缝纫机也被他们带来。这些洋气的生活物资,在贵阳罕见,也成为贵阳市民了解海外的一扇窗口。

  现在,北京路上贵州省政协的位置,在上世纪60年代,有一个华侨商店,专门向华侨供应市面上没有的牛奶、白糖等物资。父母寄来的现金,我们把它兑换成侨汇券后,就可以在华侨商店购物。这些便利,都是国家对华侨的照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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