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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玉珍:贵阳女校走出的抗日救国英雄(下)
贵州文化网 发表于:2020-07-07 11:31:28 来源:学习强国 作者: 点击: 评论:0

 1946年秋,刘玉珍在同学的影响下,决心跟着共产党革命。1949年3月,刘玉珍加入地下党领导的地下“新青团”,成为中共地下党贵州省工委书记张立同志的交通员,负责转信工作。同年,组织领导贵阳女师同学参加省立八校联合举行的“反饥饿”学生运动。

  讲述人:刘玉珍,1930年生,先后在共青团贵阳市委、贵州省妇联工作。

  

  1942年的刘玉珍

  初识共产党

  刘玉珍是平坝人,家境并不富裕。因得知“贵阳女师不交学费还供伙食”,1945年秋,她从平坝转到贵阳女师简师部上学。

  1946年秋,经女师同学何伊长介绍,刘玉珍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刘永同志。开始慢慢接触到《家》《大众哲学》《新民主主义论》等进步书籍,还了解了重庆谈判和外地学生运动的情况。

  1949年3月,刘永被国民党通缉,组织要他离开贵州。临行前,他将刘玉珍推荐给一位老大哥。

  加入新青团

  刘玉珍跟老大哥第一次见面是在进步老师刘介忱(中共贵阳地下党负责人张凤鸣的岳父)的宿舍,会面时间很短,老大哥询问了一下她在女师的学习情况后匆匆离开。

  

  1948年,刘玉珍(左一)与女师校友在马王庙的桥头

  两三天后,刘玉珍收到老大哥的信,信中画有联络地形图,约她去东山见面。这次见面,老大哥详细了解了刘玉珍的家庭情况、社会关系等。而刘玉珍一直不知道这位老大哥是何许人也,直到一九四九年后,她才知道这是原中共地下党贵州省工委书记张立同志。

  这次谈话中,张立作为刘玉珍的介绍人,吸收她加入中共地下党领导的地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她成为“新青团”的首批团员。当时,刘玉珍非常激动,立即保证:“绝不辜负党对我的信任”。接着,张立安排她作交通员,负责转信工作,负责收转道真、正安、绥阳、重庆等地的中共地下党组织给地下党省工委书记的信件。

  成为传信员

  为了安全,刘玉珍安排来信先寄给住在法院街的姐姐刘桂珍家。刘玉珍收到信后,把信拆开、换上新信封,写上张立的化名——“于春山先生收”。放学后,刘玉珍会假装到文风书局(位于原中华南路百货大楼隔壁)看书,把信夹在书里,确定对方看到她后,才将夹了信的书放回书架上。

  收转信件的工作,看起来似乎很简单,但在白色恐怖下,信件一旦落到特务手里,不仅自己的性命难保,更重要的是泄露信的内容,将会给党的事业带来不可弥补的损失。所以,每次转信,刘玉珍都特别谨慎。

  反饥饿游行

  1949年的春天,由于物价飞涨,金元券、银元券贬值,学校每月所发的工资已不够半月生活,更有两个月没领到薪水的老师,贵阳的“反饥饿”游行蓄势待发。

  那时,张立派刘家祥到女师找刘玉珍,转告中共地下党省工委的指示,抓住“老师要吃饭,学生要上课”的目的,以学生自治会主席的身份,组织同学参加“反饥饿”斗争,揭露国民党的反动、腐败。

  1949年3月26日,贵州大学八百多名学生在国立贵州大学学生的“反饥饿”运动巨幅标语引导下,从学校步行到贵阳市中心游行,声讨当局横征暴敛、残酷压榨的罪行,从而拉开了“反饥饿”“反迫害”斗争的序幕。

  接着,国立贵阳医学院等学校也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1949年4月中旬,贵阳女中、女师、贵中、高中、男师、高医、高工、高农省立八校学生代表,先后在贵中、女师、贵阳省高开会,确定1949年4月16日联合游行。各校按代表会议要求,分头做准备工作。

  刘玉珍是贵阳女师的代表,她和同学们召开学生自治会,连夜翻印传单、歌单、口号、出黑板报、赶制布标、小旗等。同时,由她通知校长全校罢课,以学生自治会主席的身份,在女师大礼堂召开全校学生大会,向她们宣传“反饥饿”游行的意义,号召全校同学积极参加。后来,女师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同学积极参加了这场斗争。

  与国民党对峙

  1949年4月16日上午,省立八校的队伍陆续到大南门会合。贵阳女师同学用两幅白床单缝制了一面横标,上面写着:省立八校“反饥饿游行”几个大字。刘玉珍同班的两位高个子同学——黄坤、高登秀用竹竿撑着横幅,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列,四千余名青年学生,十人一排,肩并肩从南门向北门沿中华路游行,并大声喊“老师要吃饭,我们要上课!”“薪水可以扣着发,肚子不能饿着等”口号。

  刘玉珍记得,游行队伍到省府路广场,只见国民党的省政府衙门紧闭,大门两边的围墙后面露出两挺机关枪和排排闪亮的刺刀。队伍到齐后,贵中的邓传英同学站在高坎上指挥大家唱歌。

  后来,国民党的谷正伦被迫同意八校派代表进去见面。八校代表理直气壮地走进国民党的省府大会客厅里,宣读请愿书,义正言辞地要求谷正伦立即答应按月发给教师薪金,增加教师待遇和公费生的生活费。开始,谷正伦还威胁代表们说:“哪个叫你们这样做的?谁带的头?”代表们说,“我们是同学推举出来的代表,我们是自发的,没有谁指使。老师没有饭吃,我们怎能上课?”

  外面的同学见代表们久久未出来,不断高呼:“只要一个代表不出来,我们就坚决示威到底!”在数千名同学的抗议下,谷正伦不得不同意代表们提出的“立即增发教师薪水,改善生活待遇”的条件,还保证由盐务局提供二百担食盐的资金,作暂时解决问题的费用。在代表们的要求下,谷正伦派伪教育厅厅长傅启学出来答复。傅启学站在一张大桌上,向全体同学进行答复后,游行示威活动才宣告胜利结束。

  遭牢狱之灾

  国民党反动派不甘心失败,“反饥饿”运动刚结束一周左右,就找学生代表算账。伪教育厅的督学张有民到贵阳女师,要求学校开除刘玉珍。经教导主任王崇周老师出面担保,加之,张有民知道刘玉珍是平坝人,与他是同乡,并是他侄女龙谨成的同学,才改为记大过处理。

  1949年8月,刘玉珍从女师毕业,去敬一幼儿园(现贵阳五幼)上班。谁知,上班不到一周,刘玉珍8月7日就被特务带走,关押在伪保安司令部看守所。特务唐达斋在审讯时,指着她说:“你在学潮中闹得最凶”。

  在狱中,刘玉珍被提审了两次,一次是追问刘永的住址,另一次是追问她和刘永的关系,以及闹学潮是谁组织的等。“我也不知道”“是我们自发的”,刘玉珍半点也没透露秘密,审讯的特务唐达斋说她不老实,还用竹棒打她,想逼刘玉珍就范。

  1949年11月11日,国民党急于逃跑,对进步人土实行大屠杀。这天,国民党保安司令部秘书长凃月僧到监狱去看犯人,突然走到刘玉珍的牢房门口,一起关押的“犯人”陈玉华认识凃月僧,就求他放了刘玉珍。凃月僧当场拒绝,说:“我没有放她的权力。”

  接着,凃月僧当着众人的面询问刘玉珍在哪儿上学、多大,听见刘玉珍在女师上学,笑着说:“还是个娃娃。”就离开了。约半小时后,刘玉珍被释放,逃过一劫。

  不忘小火花

  1949年11月15日,贵阳解放。一九四九年后,张立和刘永告诉刘玉珍,凃月僧其实是中共湖北地下党联系的进步人士,当时救了不少人。

  1949年11月16日起,贵州的党员同志纷纷聚集贵阳。“聚在一起的同志们,终于可以将无数埋藏在心里的话说个够。”一九四九年后,刘玉珍成为青年工作干部训练班骨干。1950年秋,她被分到共青团贵阳市委少年儿童部工作,在贵阳首批少年儿童先锋队员入队宣誓仪式上负责领誓。1972年,她被调到省妇联工作,直至1987年9月离休。

  如今,刘玉珍回顾自己的一生,既辉煌也坎坷,有幸福也有难过。但她现在还记得自己在贵阳女师时,被推选参加全省中学生演讲比赛中的题目——“我要做一个大火花中的小火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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