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要开展屯堡考古？什么是屯堡考古？如何开展屯堡考古？8月29日，在“屯堡文化的历史价值与当代意义”研讨会分组讨论现场，贵州省博物馆馆长李飞发言时的“三个为什么”，将屯堡文化拉入考古学视野，得到与会专家学者的一致认可和赞同。

为什么要开展屯堡考古？“屯堡考古，是屯堡文化研究的一种重要方法和手段。”李飞说。

李飞介绍，开展屯堡考古，需要回到明代这个历史现场，以屯堡及相关明代遗存为切入点，对何以贵州作出科学的解释，回应明代对贵州的奠基性作用这一重大现实关切。贵州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已经进行了一系列积极的探索。

“明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成为新的省级行政区，土流并治，推行卫所，对今日贵州造成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这些影响体现在哪些方面？这正是屯堡考古要回答的问题。”

“卫所的设置及其逐步州县化对贵州格局的影响是主线，许多卫所后来成为城镇，外围屯堡则成为村落，对今日贵州的城镇和村落格局有切实的影响；外来移民如何融入和改变贵州是辅线，卫所军户在贵州明清社会中扮演着文化建设者和传播者的角色，他们中的一部分一直保持着汉人的身份，如福泉葛氏，一部分则“变汉为苗”，如三门塘刘氏、花溪镇山村李氏。卫所移民的祖籍，对周边人群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祖上来自汉地成为贵州少数民族普遍的祖源叙事，这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

“总之，屯堡考古就是要对明代如何形塑贵州作出科学的回答。”李飞说。

什么是屯堡考古？“我所理解的屯堡考古，是以屯堡等具有鲜明地域特色的明代遗存为主要对象，以考古学为主要探索手段的多学科结合的综合性研究课题。它要回答的是明代如何形塑今日贵州这一现实问题，属于所谓‘明考古学’的一部分。这里，屯堡、考古都取其广义，即基于屯堡这一对象和考古这一手段，但不拘泥于此。”李飞坦言。

明代是贵州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对今日贵州产生了深远影响。有三个关键词：土流并治、卫所先行、设省而治。

屯堡是明代卫所制度的历史遗存，换言之，卫所制度是屯堡的灵魂。卫所作为地理单元、屯戍之地，是驻军的重镇，卫所城墙之外，则有铺、关隘、堡、寨等军事设施，屯堡是卫所的基层社会。在明清社会变迁中，这些军事设施有的演化为集镇，有的卫所屯军后裔聚居的村寨则形成了特色鲜明的屯堡村落。“从这个意义上讲，屯堡考古的关键，应该是对卫所的探索。从考古学的角度，首先是对贵州卫所遗存的调查、发掘与研究。”李飞说。

“一般认为，贵州少数民族的社会变乱，是贵州卫所设置最终成型的关键因素，因此早期的卫所是哪里有反抗就在哪里设置卫所。而后，逐渐认识到控制交通线的战略意义，转变为驿站与卫所并行的设置模式。从此，交通线的布局，成为贵州卫所的重要特征之一。驿站有站、驿、堡、铺之别，站为军站，负责扛抬；驿为驿站，负责接待、护送；堡则据险守卫，盘查行人；铺负责公文传递，是歇息和吃午饭的地方。可以看到，它与卫所的堡、铺、寨、关隘等有重合之处，也常常混淆，这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驿站与卫所并行设置的制度安排，也表明驿站梳理也应是屯堡考古的题中应有之意。”

“简单来讲，屯堡考古不能局限于今安顺地域那些被称为屯堡的村落，还应包括对贵州卫所、驿站的梳理，以及那些卫所军户后裔聚居的并不称为屯堡的村落，比如被认为是铜鼓卫指挥使刘氏后裔的天柱三门塘侗族村落（侗族居九，苗族居一）。因为卫所制度的推行才有屯堡的出现，屯堡考古，因此应该是以卫所为切入点的明代贵州历史的综合性研究。”

如何开展屯堡考古？李飞介绍，一是点线面的结合。面，就是要在制度史的框架下，从国家战略的高度理解明朝中央对贵州的经营，兼顾三司（都司、布政司、按察司）、府州县、卫所、驿站、村落和具体的人，是一种立体的呈现。线，就是卫所、驿道两条线。点，就是在梳理清楚整个面和两条线的基础上，遴选部分具有代表性的点开展深入的工作。点的选择，要兼顾卫所、驿站和村落。

“二是考古、文献与口碑的结合，或者说是多学科的结合。考古、文献与口碑，是我们在探索凤冈玛瑙山清代营盘遗址时提出的方法论，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李飞认为，对卫所等遗址的格局、年代、性质和内涵进行探索，是考古学的强项，深入的调查和发掘工作一旦展开，一定会有许多新的发现。明代的文献记载已经很多，除了《明史》《明实录》《武职选簿》等官方文献，还有方志、个人文论等，而族谱、碑刻、契约等民间文献，则是在田野工作中要格外注意收集的。口碑，是流传在当地百姓口耳之间流动的文本，也是非常重要的研究材料，历史人类学的研究中就非常注重对这类文本的采集，如王明珂对羌族地区的研究。材料上，考古材料、文献记载和口碑传说相结合。从学科门类来讲，以考古学为主要探索手段，结合历史学、文献学、民族学、人类学与语言学等，才能呈现一个有血有肉的世界。

“三是实践与理论的结合。注重理论的探索，是实践取得突破的前提。这方面，我们在土司考古中已有一些积累。对屯堡考古概念、理论和方法的深入探讨，势必引导屯堡考古实践有的放矢，如同土司考古一样产生广泛的影响，否则我们的实践就不具有普适性和关注度。此次研讨，我以为，就是一次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尝试，既务虚，也务实。”

“四是发掘、研究、保护、展示与宣传相结合。”李飞介绍，在发掘、研究过程中，就要考虑保护与展示的问题，让文化遗产保护的成果惠及更多的人。“在一些特定的时间节点，我们可以拿出相应的经费，支持屯堡考古成果展示。在宣传包括学术成果的推出以及媒体的宣介上，当前可以考虑编辑出版与卫所相关的碑刻铭文集，贵州省博物馆早年出版的《贵州省碑刻铭文选集》中就有相当部分卫所军户的墓志材料，其中詹氏就有一组墓志铭，较完整勾勒了詹氏的世系以及军户在世袭武官之外的新选择。晒田坝明墓中也出土了一组贵州卫指挥佥事许氏的墓志铭。贵州省博物馆作为展示和宣传贵州历史文化的一个重要平台，未来可以在展示和宣传屯堡文化方面有一些积极的作为。”

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聂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