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的文学作品里，作家戴时昌的长篇小说《山那边的太阳小镇》，凭着扎根泥土的真实感，成了一部有分量、浸润心灵的作品。这部聚焦贵州大山乡整乡易地扶贫搬迁的长篇小说，没有宏大的叙事，也没有刻意煽情，而是通过一个个鲜活的人物、一次次艰难的突破，全景式展现了偏远山区的“蜕变”，记录了新时代共产党人带领群众拔穷根、过上幸福生活的壮丽篇章。

​小说开篇就用极具冲击力的场景，铺开大山乡的贫困与闭塞。书中，新任乡党委书记文安松刚到任，就遇上男子尤先国在乡政府门前哭闹纠缠，紧接着又发生刘阿梅被强迫出嫁。这两件事，精准勾勒出大山乡的生存困境：自然环境恶劣，思想观念滞后。

小说描绘这种双重困境时始终保持客观冷静，既不刻意渲染苦难，也不居高临下批判。而是通过书中角色的视角，道出了其中的复杂性：“农村有农村的特殊性，执法还得讲方法。”这种理解与共情，让小说的现实主义书写更有温度和深度，也为后续脱贫攻坚叙事铺垫了坚实的逻辑基础——脱贫不只是物质帮扶，更是思想启蒙、文化重塑。

《山那边的太阳小镇》能印刷三次，深受读者喜爱，离不开书中一大批有血有肉、可敬可感的人物形象。他们不是完美无缺的英雄，而是在现实矛盾中挣扎、在责任使命中坚守的普通人，正是这些人的共同奋斗，汇聚成了脱贫攻坚的磅礴力量。

文安松是核心人物之一。他从州委办公室来到大山乡，在实际工作中慢慢明白“原则性与灵活性要统一”。文安松的成长，正是新时代扶贫干部从“理想主义”到“现实主义”再到“理想与现实结合”的生动写照。

乡长陈红云是大山乡本土成长起来的优秀代表。她的人生轨迹就是一部脱贫史：十四岁时因祖辈定下的荒唐婚约被迫逃离家乡，在好心人帮助下完成学业，最终放弃城市工作，毅然回到大山乡，立下“家乡不脱贫我就不离开”的誓言。她熟悉乡情民意，懂村民的“土道理”，工作中既能“像松树一样坚定”，坚决抵制早婚、违建等违法行为；又能“像杨柳一样灵活”，用“智取”化解刘阿梅的婚姻危机。她承受着亲情与工作的双重压力，却始终以坚韧、干练的姿态冲锋在前，彰显了本土干部对家乡的深沉热爱与责任担当，也让脱贫攻坚叙事更有情感共鸣。

此外，小说还塑造了许多性格鲜明的基层干部与村民。副乡长杨鲜花心直口快、敢闯敢拼，为阻止刘阿梅婚事果断把她接到城里；第一书记杨世刚乐观豁达，为老百姓早日脱贫受伤仍坚守岗位；人大主席吴尚熹经验丰富，在产业发展、搬迁动员中发挥着稳定器作用；武装部部长张成武被村民误伤，却用真诚化解矛盾。村民里，有勤劳肯干、渴望改变命运的尤忠祥，有从抵触搬迁到主动带头的刘国强，有思想保守但最终被真情感化的彭光明，也有从懒汉变成自食其力劳动者的刘再红。这些人物相互交织，构成了鲜活的乡村振兴群像图，让读者看到脱贫攻坚不只是干部单方面付出，更是干部与群众双向奔赴、共同成长的过程。

小说以时间为线索，以大山乡脱贫实践为脉络，构建了波澜壮阔的攻坚叙事，核心是完成了产业、搬迁与思想的三重革命，这三重革命相互交织、层层递进，最终实现了“挪穷窝、拔穷根、铺富路”的根本目标。

对于大山乡这种“一方水土养不好一方人”的地区，搬迁是阻断代际贫困的根本途径。小说用大量笔墨描绘了搬迁工作的艰难：村民因“故土难离”的情结、对未来生活的担忧、对土地的依赖，普遍抵触搬迁。有的村民扬言“谁要搬家就断绝关系”，有的甚至用滚石头、闭门羹的方式拒绝干部入户。为推动搬迁，乡里打出“亲情牌+实景体验+政策保障”的组合拳：动员在外工作的老乡回家做亲属工作，组织村民到太阳小镇实地参观，明确搬迁后土地流转有租金、就业有保障、子女上学更方便。从第一批村民试探性搬迁，到后来越来越多人主动报名，太阳小镇从图纸变成现实，红墙青瓦的民居、整洁宽阔的街道、配套完善的学校和医院，让村民真正看到了“搬得出、稳得住、能致富”的希望。

搬迁不只是居住空间的转移，更是生活方式的变革，村民从“山里人”变成“城里人”，慢慢适应了新的生活节奏与文明习惯。

思想革命是脱贫的核心。小说始终强调，脱贫攻坚的根本在于“扶志”与“扶智”。产业发展中，村民从“不愿种”到“主动种”，从“不会管”到“科学管”，思想从保守转向开放；搬迁过程中，从“不敢搬”到“愿意搬”，从“怕失业”到“主动找工作”，心态从依赖转向自强。思想革命不仅改变了村民的个体命运，更重塑了乡村文化生态，封建陋习逐渐被摒弃，文明新风蔚然成风，为乡村振兴奠定了坚实的精神基础。

脱贫攻坚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必然伴随着利益调整、观念碰撞与情感纠葛。《山那边的太阳小镇》展现这场变革时，始终保持着温暖深沉的人文关怀，既关注宏大时代，也不忽视个体情感诉求，让小说充满人性温度。

小说充分理解和尊重村民的情感世界。对于“故土难离”的情结，作者没有简单批判为“保守”，而是展现了土地与村民的深厚情感联结——刘开国不愿搬迁，只因要守护父母坟墓；王发珍抵触搬迁，源于对祖辈传下来的竹编手艺的坚守。这些情感看似“不合时宜”，却藏着中国人对根的眷恋、对传统的珍视。乡里推动搬迁时也充分尊重这些情感。劝说村民每年清明节可以回乡祭祖，为传统手艺传承人提供创业平台，让搬迁不只是物理空间的转移，更是情感与文化的延续。

小说对基层干部的付出与牺牲给予了真切体恤。文安松为了工作一个月回不了家，母亲生病只能匆匆探望；张成武为动员村民被误伤住院，却依然坚持“不计较就是最好的解药”。这些细节让读者明白，脱贫攻坚的胜利不是轻轻松松、敲锣打鼓就能实现的，而是无数基层干部用汗水、泪水甚至鲜血换来的。作者没把他们塑造成不食人间烟火的英雄，而是展现了他们作为普通人的牵挂、疲惫与委屈，正是这种“不完美”，让他们的坚守更有感染力。

小说的时代价值不仅在于记录，更在于启示。它让我们看到，脱贫攻坚不是简单的“输血式”救济，而是“造血式”帮扶，只有激发群众内生动力，让他们从“要我脱贫”变成“我要脱贫”，才能实现真正脱贫；它让我们明白，乡村振兴既要改善物质条件，也要重塑精神文化，只有破除封建陋习、树立文明新风，才能实现乡村全面振兴；它更让我们坚信，只要有敢于担当、务实肯干的干部队伍，有勤劳朴实、渴望改变的人民群众，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没有实现不了的目标。

让人暖心的是搬迁后的变化。太阳小镇里，老乡们住上了亮堂房子，孩子能上好学，年轻人能找到工作。曾经的穷山窝，变成了有奔头的新家，老乡们从“怕搬家”到“爱新家”，日子越过越有滋味。

在艺术表达上，小说也很有特色。它采用现实主义创作手法，细节描写生动逼真，火塘边的烤包谷、山间的羊肠小道、村民的方言土语，都满是浓郁的乡土气息，让读者仿佛身临其境；叙事节奏张弛有度，既有产业发展、搬迁动员的紧张激烈，也有亲情互动、邻里相处的温情脉脉；人物对话朴实自然，既符合身份，又蕴含深刻道理，让政策宣传、思想动员在潜移默化中完成。

当然，小说也有值得商榷的地方。部分情节推进略显理想化，比如有些村民的思想转变太快，缺乏足够铺垫；个别人物塑造不够丰满，内心刻画得不够深入。但总体来说，这些小瑕疵并不影响《山那边的太阳小镇》成为一部优秀的现实主义作品。

《山那边的太阳小镇》不只是一个地理名称，更是希望、光明与新生的象征。作品通过大山乡的脱贫故事告诉我们：贫困不可怕，只要有正确的引领、坚定的信念、不懈的奋斗，就能在群山深处筑起太阳般温暖的家园，让每个人都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这部作品不仅为脱贫攻坚留下了珍贵的文学记录，更为乡村振兴提供了深刻的思想启示，其价值必将在时代长河中不断彰显。

（作者系贵州日报报业集团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

作者：刘庆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