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

这是大唐太宗皇帝李世民的诗句，褒奖他的忠贞臣下的。“板荡”，以现今的话语来解释，就是“非常时期”的意思。全诗共四句，后两句为：

“勇夫安识义，智者必怀仁”。

想不到这位开创了大唐“贞观之治”的“万岁爷”，不但武略了得，文韬亦是值得点赞的。笔头子不让李、杜等骚人墨客，留下了这千古流传的名言佳句。下面这段至理名言也是出自于他：

“以铜为鉴，可以正衣冠；以人为鉴，可以明得失；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因为有一定虚心纳谏，从善如流的胸襟，经他那一朝，还流传后世不少经典警句。如“兼听则明，偏信则暗”，“水可载舟，亦可覆舟”等等。经常被后人恰如其分的加以引用。如这后一句，就有作者刘淑强在2017年12月12日《光明日报》二版的《光明论坛》上用作文章标题。是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红船精神”重要文章的心得体会。

当然，也有史家对这位太宗皇帝有所微辞，认为他的帝位来得不算正宗，是击杀了太子哥哥李建成和与自己经常过不去的齐王弟弟李元吉而获取的。并且还将李元吉貌美如花的妻子杨氏充于后宫享用了云云。

不过，这到底是人家的家事。有道是“清官难断家务事”，何况还是皇家“万岁爷”的“家务事”呢。只要有利于国家，造福于民生，无论是史家还是百姓，大约都是认可的感恩的罢。

大明朝的明成祖朱棣，他的帝位似乎来得也不算“正宗”，是从侄儿建文帝朱允炆手中夺取的。他坐上“龙椅”后，在文治武功上皆有大建树，还下旨编修了中国古典集大成的旷世巨著《永乐大典》，共计11095册，约3亿7千多万字，被当今世界上最具权威的《大不列颠百科全书》赞誉为：“世界有史以来最大的百科全书”。在他治下，所谓国也泰来民也安，朱棣同样也获得了史家的肯定和赞赏。被誉为“永乐盛世”，“远迈汉唐”，成为中国封建时代五大盛世之一。而那位名正言顺的建文帝，反倒有些寂寂无名，差不多被历史淡忘了。

这到让人不由想起了我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说过的话：

“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

又曰：“发展才是硬道理。”

话题有些远了。

所以想到了唐太宗的这两句诗，是缘于我们华夏大地于今年新春之际，亦遭际了这“板荡”时节——受到了“新型冠状病毒”这一大疫情的侵袭。武汉市首先遭难，随之殃及其所在的湖北省，继而波及全国。而疫情一度更是在湖北，尤其在大武汉施虐不已，一时间人心惶惶，给国人造成极大的身心伤害。

幸得党和政府巨擘挽狂澜，在国家主席习近平同志亲自部署，亲自指挥下，一场扑灭病毒的人民战争威武雄壮的展开。经两个多月的艰苦奋战，终于使疫情得到了有力有效的控制。

这场“战争”，各行各业涌现了不少舍生忘死的忠勇之士、人民功臣，发生了不少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迹。充分印证了故世的毛泽东主席曾经抒发过的豪言壮语：

“我们中华民族有同自己的敌人血战到底的气概，有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光复旧物的决心，有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能力。”

其间，尤以担负救苦救难主力军的白衣战士——医护人员居功至伟。正是他（她）们的不畏艰险，逆行疫区所体现出的救死扶伤医者仁心，扼制住了病毒“七寸“。其中，八十四岁的终南山院士、七十三岁的李兰娟院士的所言所行，更是让国人铭感深深。

全国驰援鄂区的医疗队有三十一支共42000多人，都是精兵强将。其中，国有难，即现身的解放军医疗队员更占了差不多十分之一，为4000多人。便是在各省中综合能力排序为“小兄弟”之一的我贵州省，亦派出了九批次共1443人的驰援队伍。

在疗救病患人员过程中，在视屏上看到的那一幕幕医患互敬互爱、和谐感人情景，给人以深深的感动和久违感。正如住进方舱医院得到精心救治的患者不无深情所表示的那样：

“在这里面医患关系太亲切太和谐啰！”

也有好些医生护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感慨良多的赞叹：

“感觉几十年前那种亲如一家人的医患关系又回来了！······”

各驰援队伍归程之际，湖北人民以最高礼仪送别恩人，各医疗队的家乡父老乡亲们亦是以最高规格深情迎归英雄。彩旗鲜花挥舞，警车、摩托开道护卫，千言万语表露心声，热泪盈眶紧紧相拥。鱼水真情，实在是难以形容。

笔者作为贵州人，更是尤其被一幕感人的视频画面所激动，心情久久难以平复。

一位鄂地男子汉，双手合十作作揖状舞动小红旗，在路旁对驰离的贵州医疗队不断行着跪拜大礼。而车上的医护人员则全体起立鞠躬答谢。这一动人情景，连我这个历经几十年人生风雨，已自我感觉情感神经不怎么灵光，泪腺分泌也不怎么好用的散淡老者，都有些泪眼迷蒙了。

有道是：男儿膝下有黄金。又云：丈夫有泪不轻弹。

一个昂藏汉子，该是领受了人家多么大的恩惠，方能感恩载德到如此地步啊！

原来，这男子家老老少少11口人，全部感染了万恶的冠状病毒，其中3人属危重状态，几近弥留。正是前来驰援的贵州医疗队的精心救治，使他的这一大家子人得以转危为安。

不妨听听湖北鄂州市市长刘海军于2月21日代表全市人民表露的心声：

“如果没有贵州医疗队的紧急驰援，鄂州的疫情将不堪设想。鄂州人民永远铭记贵州的深情厚谊。”

鄂州2月12日疫情跳涨，当天便确诊204例，直接破千达到了1065例。

恰是这天，又一支贵州医疗队凌晨抵达鄂州。

刘市长表示：贵州医疗队的到来，极大缓解了鄂州医务力量严重不足的压力，极大提升了鄂州市的医疗救治水平。使多名重症病人从死亡线上被拉了回来。很多患者由重转轻，由轻出院。

重情重义的百万鄂州市民，那期间，手机的来电视频上，都换成了贵州援鄂救护车的画面。画面上写着的字是：

感谢贵州人民对鄂州人民的大力援助，加油，必胜！

贵州铜仁市玉屏人民医院的王本学，39岁，是我省援鄂的唯一男性护士，两个月操劳下来，已是满头白发，返回家乡，3岁的二女儿都有些认不出他了。对父亲的亲热搂抱很是有些躲躲闪闪。

这次大难，人们无不认为，还是国家的公立医院及其医护人员靠得住 ，的确如此。正如习近平主席曾引用前人词句所说的：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

难怪北大教授李玲会重磅发声：

“疫情危急，是公立医院救了中国！”

想那疫情肆虐之初，湖北同胞，尤其是武汉同胞，所以受了不少苦，是与公立医院近些年经“医改”不少成为私立医院不无关系。一个1200多万人口的大武汉，拿2017年来说，公立医院仅有96家，而私立医院却占258 家。疫情袭来，私立医院基本无能为力，或者干脆袖手。公立医院则是病员络绎不绝，人满为患。当时武汉能够承担救治任务的定点医院仅有23家，共有床位6103个，而彼时武汉市确诊病例已经达到了13522人。后随着火神山、雷神山以及多家方舱医院的建成，方才逐步有所缓解，做到了应收尽收，应治尽治。

初期的病床告急，患者多多。这才造成了疫情开初时节，湖北公立医院的医护人员应急不暇、累死累活，这才造成了“一床难求”的窘迫状况，也才造成了早期的部分患者轻症变重，重症拖没的遗憾情景

那时，就算是有身份、有资源、不差钱、人脉广的人，感染了病毒后亦是求治艰难。如年仅55岁的湖北电影厂导演、影视部主任常凯先生，父母都是同济医院教授，染上病毒后，辗转多家医院均无法入住，在家隔离期间先后病逝。同样受了感染的常凯先生及其姐，亦是几经辗转，才住进了黄陂区小医院，终因病情过重，回天无力，与姐姐同一天过世，四口人于17天之内。红凌教授，生物学博士，53岁，确诊到过世，13天。杨晓波，长江财险董事长，前黄石市市长，57岁，确诊到过世，3天。刘智明，武昌医院院长，感染到去世，26天······

还有一位名叫陈北洋的湖北司法厅前副厅长，虽则退了休，应该说人脉尚有，经济上也是可以的，一家数口也染上了病毒，亦是求医艰难。幸得遇上了一个民间医生李跃华的诊治。不知是李医生真有功夫，还是陈与家人命不该绝，竟一来二去松了病情，再经正规救治得以康复了。

人中“精英”尚且如此，普通之人就可想而知了。若不是国家措施得当，一声号令，八方驰援，后果不敢想象。

逆行疫区大显身手的医护人员，皆是来自公立医院。据说，在全国范围内，也有零星私立医院参与了各种形式的抗击疫情。遗憾的是，无论从规模、医质、医术，更主要的是体现在无私无畏的医者仁心上，实践证明私立医院都是与公立医院没有可比性的。不妨拿差不多可以与北京、上海同称“一线城市”的深圳来说，仅仅陆续派出了三支医疗队伍共计55人，其中还有25名中医生是属于公立医院的。

如此“寒酸”，无它，只因深圳市的医疗体系差不多已经成了“私字号”的一统天下。截至2018年止，这座城市社会办医疗机构共有3668家，占了该市医疗机构总数的83·5%。

再放眼全国，至2019年底止，公立医院仅有1·1941万家，而私立医院则拥有2·32万家。彼涨自然是此消。“私字号”虽说浩浩荡荡，队伍庞大，但遇了非常时期、关键时节却派不上多大用场，充其量也只能扮演“打酱油”的角色，像前面提到的“一线城市”深圳的医疗队似的。

在疫情期间，曾被《人民日报》多次提名赞许的“共和国长子”辽宁省，共派出了3000多人的医疗队伍，仅是开初派出的一千多人，就整座接管了雷神山医院并良好运转。

正是这个省，公有制医院是湖北省的三倍还多，保留了强大的公有制医疗体系。这种傲人底气，是“医改”大踏步将医院由公变私的地方所断难望其项背的。

从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就曾经流行着这样一句话：

我是党的一块砖，全心全意任党搬。

公立医院的医护人员是完全做得到做得好这点的。所谓：需要就是命令。如这次疫情发生，或安排，或自愿，都无不奋勇奔赴，不惜以命相搏，做到了“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能胜”。难怪李玲教授会盛赞公立医疗是国家的第二支军队。

因为是公家人，自然是要听公家话，做公家事。私立医院恐怕就不一定那么听打招呼了罢？得心应手的使用似乎则更谈不上。如这次被官方推荐指定的北京和睦家私立医院发热门诊，竟然找理由来了个关门大吉，不接收发热患者。

在全国遍地开花的莆田医院，有6000多家，算得上边远省份的贵州都有好几家。口碑上不怎么理想，却是该出手时就出手，赚得盆满钵满的。而疫情之下，却鲜见身影。

也是，人家是自立门户，主要的是依靠自己，花销自己，有关办医手续齐全，你又能奈它其何？鄙人有句家乡话是用来形容这种情况的，倒是很有些贴切：

咬它的脑壳又硬，咬它的屁股又臭。

既是姓“公”，为民而前赴后继、死而后已的，也就以“公家人”居多了。据统计，战“疫”之中，各行各业牺牲殉职人员“公家人”占绝大多数，其中共产党员竟占了百分之七十。

以武汉市中心医院为例，感染病毒的医护人员竟达200多人，其中殉职且属高端人才的有4位之多。曾经被“训诫”的李文亮医生便是出自这家医院。时年34岁，共产党员。另，38岁的艾芬医生，也是这家医院的骨干人才，共产党员。曾经被“训诫”急眼后爆过“老子”的“粗口”。谢天谢地，这位尽责尽职而又无畏的急诊科好医生，虽说奔忙于病毒患者中若干时日，却安然无恙下来了。真是吉人天相哦！

提起李文亮医生，便让人心痛阵阵。正是早晨八九点钟太阳之际，却被病毒夺命，英年早逝遽然作古了，留下老母娇妻幼子加一个尚在娘胎里的“遗腹子”。令人嗟叹。

好在还了他清白，撤销了“训诫令”，受到表彰并且还被追认为烈士。李医生在天之灵，当欣慰了。

相信，在“训诫”李文亮医生的过程中，因为有所偏差而受到行政记过的派出所杨力副所长，以及受到行政警告的民警胡桂芳——看名字像是个女同志——肯定也是感触多多，教益多多的。

不由想起了伟人和领袖的谆谆教导：

“学习，学习，再学习。”

这是革命导师列宁说的。

“情况是在不断的变化，要使自己的思想适应新的情况，就得学习。”

这是毛泽东主席说的。

“现实是一天天发展的，为了更有效地开展工作，学习是绝对不能少的，而要学习一些东西要虚心，不虚心的人是会一无所成的。”

这是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邓小平同志说的。

看到过一则“枪口抬高一厘米”的外国故事，觉得有些嚼头。

说的是二战后，德国曾经分裂成两个国家达45年之久，史称东德，西德。前者实行的是苏联模式，后者实行的是美英模式。为了防止东德居民往西德跑，东德在位于己方修筑了一道3米多高墙作为隔离线，史称“柏林墙”。全长155公里，弯弯曲曲，长龙似的。东德卫兵遵照上级命令，对越墙偷渡者，可以开枪射击。官方还为此颁发了《射击令 》。

克利斯是两德重新统一前，最后一个倒在柏林墙下的东德青年。

那是1989年2月5日的一个月黑头夜晚，时年20岁的克利斯和同伴高定趁着夜色，企图翻墙去往西德。不料触动警报，立时响声大作，亮如白昼。正当值此段的东德卫兵英格·亨里奇子弹出膛，克利斯应声倒地，当即身亡。

9个月后，柏林墙被推倒。次年的10月3日，两德合并，再度成为一个双方居民可以自由往来的统一国家。

你说克利斯这愣头青运气差也不差？愣是在天边已见曙色之际倒下了。

应该说事情过去了就过去了，不料后来却追究起前东德士兵当年开枪致死人的责任来。于是，时年27岁的英格·亨里奇也名列其中。

他的辩护律师辩称：英格·亨里奇是遵循前东德政府的《枪击令》，执行上级的命令，不应该担责有罪。

法官却是如此表示的：不执行上级的命令是有罪的。但是，枪法不准，打不中目标是没有罪的。完全可以把枪口抬高一厘米······

于是，倍感委屈的英格·亨里奇还是被送去吃了三年半的牢饭。

大凡一桩事情的发生发展，倘若无有偏差，自然是你好我好他也好，大家都为工作忙。否则，接“锅”者，似乎八成是具体事务的执行者。

“训诫”有着多种释义，李文亮医生经历过的算一种。还有一种是“教导、告诫”的意思。不妨以这一个释义，重温一下毛泽东主席早在1949年6月所著的《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中，语重心长对全党和全国人民给予的深情训诫：

“错误和挫折教训了我们，使我们比较地聪明起来了，我们的事情就办得好一些。任何政党，任何个人，错误总是难免的，我们要求犯得少一点。犯了错误，则要求改正，改正得越迅速，越彻底，越好。”

愿以领袖这一振聋发聩之言，与杨力副所长及民警胡桂芳同志共勉。

还是回到漫话“医改”上来罢

医改近20年以来，公立医院逐年萎缩，私立医院却有如雨后春笋。2015年以前，尚是公立多于私立，这以后，此消彼长速度加快，截至2019年止，全国私立医院已比公立医院多了1·13万多家。自2013年起，公立医院以每年270家的速度消亡，而私立医院仅2019年，就比2018年又增加了2800多家。照此速度下去，“公立医院”成为历史名词，恐怕并非完全是杞人忧天罢。难怪有有识之士会不无忧虑的表示：如果没了公立医院，以后国家再遇到什么灾难，谁来救老百姓呢······

一度，各地似乎比赛似的，看谁的地盘上私立医院多，谁的“医改”成绩就大。这一点，深圳市算得上是走在前列的之一。比它走得更快，更彻底的，却是非江苏省宿迁市莫属。这宿迁市曾经干净地、彻底地消灭了公立医院。当时的主政者为该市市委书记仇和。

这仇和仇大官人按质论价，把最大最好的宿迁市人民医院以7000万元，卖给了私企金陵药业。此君后来一拍屁股高升走了，当地民众却吃了不少看病就医不顺心的苦头。

后继者体察民意，决定恢复应有的公立医院。于是，打算从私人手中买回宿迁市人民医院。先是出价10亿，后增加到20亿，金陵药业哪里肯放手这只下金蛋的金凤凰。他们近30%的利润便来自这只“金凤凰”。

当地政府没办法，只好在市郊重新修建一座2000张床位的“人民医院”。要问造价几何？在投入20个亿之时，尚没有完工。

金陵药业暗暗笑称：现在建一个三甲医院，起码得30个亿。

所以，私立医院差不多都是买现成的公立医院加以改头换面，而不会轻易自建的。要么实力稍差点的，就从租用公立医院的一些科室入手，而公立医院也是被进入了市场化了的，差不多工资收入、福利待遇等等都得自己挣，很不容易，能够最大限度的施行经济效益化也是情理中事。这就使得好些公立医院里不乏有着私医承包经营的科室，打着的却也是公立医院的牌子。患者往往不明就里，吃了亏上了当，不免就把账往公立医院身上挂，私医赚了钱付了承包费自进腰包，出了事，则首先有公立医院背锅。便算是最终弄清了来龙去脉，于当事的公立医院还是有些名誉有损的罢。  

这到使人想起了过去曾经流行过的一句话：

“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

卖了又建。真有点如同民间笑谈的：没事找事干。

贵阳坊间对如此行为有着这样一个生动形象的比喻：

“煤巴老二发癫疯，踩紧踩紧又挖松”。

说的是过去手工时代，制作煤球或者蜂窝煤的人，为了把黄泥和煤面拌和均匀，便反反复复重复着相同的动作程序，形式上是重复，但实际上是必要的有效劳作。人们只是拿这这种表面现象来取笑那种无效劳动罢了。

当然，这仇大官人如此卖力的将医院化公为私，固然有着紧跟形势的一面，从他后来的结局看来，冒昧揣测，似乎还是有着一些“打枪的不要，悄悄的干活”的用意在里面罢。正所谓：不图锅巴吃，哪个在锅边转。

此君由宿迁市委书记到江苏省副省长，再到昆明市委书记，然后落马于云南省委副书记任上。因为攫取不义之财达2433万元之巨及其它劣迹，在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被宣判入住铁窗十四年又六个月。

“白衣天使”，以往似乎是专指护士而言，现今，已是大众对医护人员的统一美称和爱称。自奋战疫情以来，这一圣洁比喻，则更是成为了人们心目中的敬称和尊称。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就曾经在择业界流行着这么一句顺口溜：

“听诊器，方向盘，人事干部采购员”。

表明以上职业在当时的日常生活中是很“吃得开”的，用“听诊器”指代的医生则位列第一，赫然老大。

斗转星移，随着时代的发展，物质文化的丰富，这后三种职业已基本上成了“大路货”，只有“听诊器”仍然坚挺，还照旧是无论达官显贵或者凡夫俗子所依赖和离不开的。

但这样一个崇高而神圣的职业，近些年来，却有些扎眼的数据出现在专业的刊物上，好比一首赞美诗中偶然跳进了不和谐音符，令人怅然。

据《医学界》早在2014年的调查显示：65·5%的住院医生和75·1%的主治医师表示后悔学医，而不愿意子女学医的父母竟达到了78%。

2018年的《半月谈》也登载文章说过：60万医学生，仅有10万人从医。

究其原因，似乎是“医患关系”方面的不尽人意，竟使得医生护士在一些人心目中成了“高危职业”，不免生出了几分望而却步之念罢。

也是，这二十多年以来，医护人员被患者及其家属侮辱、打骂、泼硫酸、扎刀子、甚至残忍夺命的恶劣事件仍有所闻、所见。以致一些医院为了自保，想了不少招数，以作应对。

如，深圳有家医院，曾经一度从院长到医护人员乃至后勤杂工，上班时一律钢盔罩顶，防暴大队士兵似的。

又如，沈阳市曾经有过27家医院聘请公安系统人员担任安全保卫副院长，以保无虞。

有的医务人员在专研业务技术搞好本职工作之余，还学上了点拳脚功夫，以防不测。

也有一些专家学者支招，在医院门前安装上安检报警之类的，如同旅客乘飞机、坐高铁之前似的，“过”上那么一遭。

有媒体披露，从今年1月8日起，南宁市第二人民医院已率先垂范，成为广西壮族自治区第一家先安检，后看病的医院。安检第一天还是颇有收获。查获各类刀具十多把，虽说大部分是水果刀、剪刀之类的非管制刀具。到底还是查获到一把管制刀具，直接移交了派出所处理。非管制刀具则交由医院安保部门代为保管，离医院时归还。如患者有需要，医院可提供刨刀使用。

据说，这家医院前年曾经发生过两起恶性伤医事件。

再有，陕西省人民医院购买了一批报警手环配备给医生，部分已经投入使用。相应措施也在积极进行中。

估计各家医院亦将逐步跟进罢。

也有医护人员表示了不同看法。称医院安检，等于说“医生和病人是对峙的。”

国家亦出台了不少日益严厉打击伤医害医的举措，甚至引入了《刑法》。经多方的努力，当然是见效显著，使得白衣天使们的权益和人身安全有了很大程度的保障，也极大震慑了那等好寻衅滋事的医闹无赖。但似乎仍有着某些不惜硬要撞上来的所谓“光脚的不怕穿鞋的”以身试法者。

今年的4月3日，55岁的恶徒孙文斌被执行了死刑。算是可以告慰杨文医生在天之灵了。

血案发生在去年12月的“平安夜”之日。这恶徒因不满意医院及女医生杨文对其95岁老母的治疗情况，顿起杀心。于当日凌晨6时许，在急诊抢救室内，持尖刀从背后突袭正伏案工作的杨文医生，揪住头发，反复扎刺、切割颈部，致使杨医生连抢救机会都没有而死亡。这恶徒意在夺命，手段残忍，场面血腥，实属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如果没有那场意外，杨文医生再过两个小时，就可以回到家中，见到在美国念书，特意休假赶回来与家人欢聚的儿子了······

供职于首都民航总医院的杨文医生时年51岁，副主任医生，硕士研究生，长期从事急诊工作，医术口碑皆好，尚有高堂老母健在。

恶徒孙文斌则是京郊的一个“农转非”人员。喂过牛，养过狗，卖过蔬菜，倒腾过服装，干啥啥不行，最终职业是个屠户。

想那杨文医生，业界精英，人中翘楚，却毁灭于“一个抄刀屠户，狗一般的人”（《水浒传》中鲁达语），怎不令人大呼痛心。

那孙老太太，如此高龄，又患着多种老年病，以一句有欠恭敬的民间话来形容，已经是一个“棺材瓤子”，医生们却不厌其烦的进行了精心救治，不料这家伙却是来了个恩将仇报。让人无语。

今年才开年不久，便又发生了好几起伤医事件。便算是这次汹汹的疫情期间，广大医护人员的崇高情怀、伟大作用得到了充分的印证和体现，博得国人的普遍赞颂，可仍有恶徒伤害白衣天使的事情发生。

元旦节那天，太原一急救车在出诊时，医护人员遭患者同行人捅伤。

1月16日，山东济南章丘妇幼保健院一李姓护士，被患者家属殴打致鼻子粉粹性骨折。

1月17日，四川合江县人民医院三名医生，因未能抢救回患者，被其家属殴打，一人伤及头部，倒地不起，一人鼻梁骨折。

3月19日中午，内蒙古鄂尔多斯市中心医院血液净化室一温姓主治医师，被患者王继忠持刀刺伤抢救。

尤为恶劣和令人愤慨的是：

1月20日下午两点钟左右，在北京朝阳医院，一个名叫崔振国的36岁男子，手持菜刀冲入7楼的眼科门诊，未找着最初给自己治疗眼病的医生，便丧心病狂对着当班的陶勇医生就是一阵乱砍，砍伤了他的手臂，砍伤了他的后脑。同时伤及陶勇医生的助理刘平，以及见义勇为的一名田姓患者家属和一位杨姓医生。

歹徒意图夺命，幸得沿途受到阻拦，未能得逞。在混乱之中，满身是血的陶勇医生沿着扶梯跑到6楼，歹徒则紧追不舍，直到被保卫人员和警察制服。

受到重创几近致残的陶勇医生，经多方精心抢救，于50天后的3月10日方才恢复神态。并开口讲了这样一句令人听着痛心痛惜加五味杂陈和百感交集的话语：

“希望伤医事件到我这里画上句号。”

歹徒将会受到严惩是毫无疑义的。可这条无知无识的“烂命”，却又极有可能毁掉了一个前程无量的精英人士、医界栋梁，着实可恨可叹。

陶勇医生，1980年生人，28岁北医博士毕业，35岁成为主任医师，37岁担任三甲医院科室副主任和博士生导师。曾经荣膺首都2015年十大杰出青年医生称号，担任着中国医生协会眼科分会葡萄膜炎与免疫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

据权威统计，中国一共有3万名正规眼科医生，能够做白内障手术的只有几千人，而兼能做眼底手术的，则还须从这几千人中减去一半。陶勇医生便是这一半中的一员。

据介绍，手臂严重受创的陶勇医生，现正艰难的做着功能恢复锻炼，将来是否还能重新拿起手术刀，灵巧的、爱心满满的为眼疾患者解除痛苦，送上光明，实实在在只能说是个未知数。

这歹徒崔振国一个“自己花了钱，眼病治得不怎么样”的念头，就差不多毁掉了一个优秀医生，自然也彻底毁灭了自己。歹徒孙文斌亦仅仅是老娘在急诊科抢救室20多天，院方尚没有来得及应其要求安排住上院，在前者系自费，后者则可以报销绝大部分费用上转不过圈子，便精虫上脑似的，丧失理智，给自己的人生画上了万劫不复的句号。

人倘若能不为钱所累该有多好！

芸芸众生挣钱不易，不免便会在“花有所值”上费些心思，在对待生老病死上似乎尤为如此。

自负盈亏的医院要生存要发展，医护人员面对百物昂贵的现实，亦希望紧紧跟上生活节奏。在努力工作的同时，在历来有“衣食父母”之称的百姓身上有点小想法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是相互依存，谁也离不开谁的关系。但稍不留心，也不免会有出格步子走偏的时候。

不久前，媒体披露的福建省漳州市医药代表与医院医生共同联手行

贿受贿吃回扣事件，不知可否算得上是行业“潜规则”中的冰山一角？

 据披露，漳州市全部医院涉案，9成医生人均受贿1·8万元。全市

1088名医务人员及133名行政管理人员牵涉其中，73家医院共涉腐金额2094万元，市属医院在这股浊流中全军覆没。

 小举一例，管中窥豹漳州市医药代表联手医院挣钱的招式：

  一支“克林霉素磷酸酯注射液”，成本价不足一块钱，用在患者身上便成了11·5元。虚高的部分则进了涉案者的腰包，由患者和国家医疗投入资金买单。

这似乎就难怪，现在一个伤风感冒进医院，花上个两三百元已属平

常不稀奇之事。

说真的，笔者每每患了非进医院不可的病症，都情不自禁会涌上一

种近乎于“引颈就戮”的悲壮感。

有可能是属于笔者孤陋寡闻吧。

印象中，有两种人与“医患矛盾”似乎基本没有关联，或者关联很

少。

一种是不怕花钱的人；一种是不用花钱的人。

前一种人，是那等打一个广告，或者拍一部影视剧之类的，便至少

有着七八位数进项的“明星”，以及个人有着这样那样经济实体的“款爷”。患了病，哪怕是疑难杂症之类的，医院说了算，开口就是了，保命要紧。

至于另一种人，医院也绝不会担心也更不会吃亏。自有“老公”

给埋单，医生只要切实精心救治就是了。

方舱医院里面的医患和谐关系，一当提及，便总是为人们所啧啧称

道，这大约与国家买单的公益性质不无关系罢。

试想，从病人的角度出发，不存在被医院“敲竹杠”的戒备心理，

也不存在医生会利用自己的疾病多多赚钱的思想负担。因而对医生的信任感大大增加，怀着万分感恩的心情，积极配合治疗。

从医护人员的角度出发，无须担心如果不在正常治疗外用点心思，

怕影响医院的经济效益，亦会影响自己的收入——毕竟，自“医改”后的医院自负盈亏模式已是相沿成习——方舱医院里病员的信任、尊重与友好，使自己的职业自豪感和疗救成就感得到满满提升，所以心无旁骛，会更加将心思专注于救伤扶危，友善耐心的对待病人。

不由有时在想，驰援湖北的医护人员已经回到各自的医院，回归了

平时运行已久的工作环境，与同事们又融为一体。会不会有人员在既怀念方舱医院的气氛的同时，又身不由己的不得不违心的来上点“过度检查”、“过度治疗”和“开大处方”之类的呢？

尤值一提的是，方舱医院里面没有特殊病房。患者吃、住、医，一

律平等，都是按需分配，除了性别之分，身份财富，其它通通无有了效用。颇有点传说中“世外桃源”的味道。

难怪有专家学者在调查了解方舱医院的状况后会建议出这样的医

改“药方”：

恢复全民公费医疗。

取消特殊化，提倡官民一致。

“药方”会有疗效否？谁知道呢！大约得看医改的走向罢。

2020年4月30日

 

作者简介

谭继贤，遵义市人，清镇水晶集团退休职工。1979年开始创作，在《山花》，《贵州日报》，《遵义晚报》，《劳动时报》，《北京信息早报》，《贵州民族报》、《安順报》、《尚未文化》等发表散文、小说，杂文、评论等文学作品数百篇，著有公开出版散文、随笔等合集《自珍集》。为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中化作协会员、贵州散文学会会员、清镇市作协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