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林 余浩男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科教频道与武夷山广播电视台联合摄制的四集纪录片《朱熹》，近期将在央视科教频道推出。该片历时五年精心制作完成，摄制组行程十几万公里，几乎走遍了朱熹生前所有重要活动地点，对众多珍贵的文化遗迹和历史文献进行了精心拍摄。摄制组充分运用多维度航拍、移轴摄影、水下摄影、三维动画、虚拟影像合成等创新表现形式，首次向世人讲述了南宋儒学大师朱熹传奇的人生经历和对中国传统文化的重大贡献。

　　“朱熹，宋朝著名的理学家、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诗人，闽学派的代表人物，儒学集大成者，世尊称为朱子。”关于他的研究浩如烟海。在创作纪录片《朱熹》时，好处在于可说的点多；而困难也来源于此，如此多的素材怎么选择？“朱子学”如何讲才能“深入浅出”？

　　（一）讲什么：理学家和教育家的身份最重要

　　纪录片《朱熹》应该重点叙述什么？这是摆在主创人员面前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经过长达半年的走访研究，主创人员认为必须把他放在历史的长河中去建构和解构，这样的朱熹才是“真实的朱熹”，人们才能从中得到“以史为鉴”的启示，具备当下的现实意义。正是基于此，四集纪录片《朱熹》的内容分布如下：

　　第一集：建立纵向儒学发展的历史坐标，凸显朱熹的特殊地位以及对中国的重要性。以孔孟为核心的儒学发展在汉代由董仲舒完成了官方统治思想的地位，但是从魏晋南北朝开始在以佛教为主的其他文明冲击下，逐渐被边缘化。儒家知识分子不断发起重整儒学正统的努力，经由唐朝韩愈、北宋程颢程颐等人，到朱熹这里完成了“集大成者”。他的《四书章句集注》成为了元明清三代科举考试的唯一标准答案，他对孔孟之道作出了重新的解释，完善了儒学体系，使中华文明焕发了新的生命力，孔孟之道得以延续。把朱熹放在这个坐标中解读，重要性就凸显出来了，这也是为什么纪录片《朱熹》值得去做的原因所在。同样，朱熹虽是距今将近900年的人物，但对于今天依然意义巨大。朱熹生活的年代面临的是“佛教”的挑战，而今天我们同样面临“西方文明”的冲击，那么以“儒家道统”为核心的中华文明需要作出什么反应，依然值得探讨。这也正是当前我们如此重视优秀传统文化的发扬原因所在。

　　第二集：以朱熹短暂的为官史（70年人生，为官不足9年）为线索探究为什么朱熹人生如此坎坷（重点放在寻找背后的根源）。主创人员抛弃了百度式的人生描述模式，选择了他人生中几次被罢官的节点来结构全篇。朱熹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被罢官，甚至还差点被处死？是性格导致还是其他原因呢？就此主创人员梳理了他的经历，找出了核心所在——儒家士大夫的身份，强烈的使命感和责任心，也就是“修身治国平天下”的政治理想决定了他所有的悲欢离合。

　　第三集：为什么说朱熹让中国回到了孔孟之道，他的《家礼》就是使儒学民间化的载体。《家礼》是朱熹之后中国人礼节有章可依的来源所在。在朱熹之前，所谓“礼不下庶人”，传统的“礼”老百姓是不配遵循的，这一方面是等级观念导致，另一个原因则是传统礼节如葬礼、丧礼等程序复杂，普通老百姓根本没有财力去行“礼”。朱熹大大简化了“礼”，并且重新整理了“礼”的环节，使“礼”得以下沉。这里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祠堂”制度。以前老百姓是没有祠堂的，只能“路祭”。朱熹规制了祠堂的建构，使祠堂进入了老百姓的生活之中。佛教有寺庙，道教有道观，朱熹使儒家也有了“圣地”，人们在祖先的注视下行使家族之事，巩固了宗族的凝聚力，对今天的乡村治理具备借鉴作用。当然，朱熹的某些思想也不适应当今社会的发展，我们要用扬弃的观点对待。

　　第四集：正如孔子一样，朱熹也是一位大教育家。他制定的《白鹿洞书院揭示》影响深远，在日本、韩国等地至今都还有学校奉为校规，朱熹之后各地教育机构大都以此为育人纲领，而它的核心就是“德育”，培养既有道德又有知识的人才。朱熹关于教育的设计对于当下极具参考意义，他把教育分为“小学”和“大学”，构建了“小学学其事、大学明其理”这样循序渐进的培养模式，核心同样也是“德育先行”思维下的产物。正是在朱熹的推动下，中国的书院进入了鼎盛时期，并影响了一批又一批的后来者，对于国人家国情怀的培养作用显著，堪称爱国主义教育的典范。

　　四集纪录片紧紧围绕着“朱熹的重要性”以及“对当下的现实意义”展开，把焦点对准了他众多身份中的“理学家”和“教育家”。“理学家”的身份最能体现他的重要性（传承、革命、创新、拯救）；“教育家”则是他影响社会的主要渠道（办书院、编教材、讲学）。主题明确之后，人物特点在展开中逐渐得以丰满，不断加重朱熹在观众心中的形象，人物纪录片最重要的任务“个人特点鲜明”得以实现。

　　（二）如何讲：“故事化叙述”、“论文式考证：言之有物、言之有理”

　　纪录片《朱熹》“一旦陷入琐碎叙事”之中，那么这个片子就会陷入无穷尽的理论阐述以及名词解释之中。显然，这是论文的操作模式，而非纪录片的叙事风格。那么应该怎么讲？

　　“故事化叙述”：

　　“故事化叙述”是纪录片创作的一种方式，纪录片《朱熹》采用这种方式，是因为题材决定的。内容理论性太强并不适合于电视传播，所以就必须要用故事化的表达方式来达到“化繁为简、好看并看得懂”的效果。

　　故事化叙述而不是叙述故事，故事化叙述的核心是文本体现出来的“张力”。

　　第一集中，主创人员主要采用的是层层设问、步步解疑的推进方式，达到疑问——解惑——疑问——解惑的起伏效果，在有意识的引导下始终让观众的心里期待与片子的叙述内容保持同步。具体来说就是建立了“朱熹与孔子相提并论”这样一个话题，在不断的释疑中（朱熹复杂的理论融入到了释疑的过程）让观众欣然接受。

　　在第二集中，则是选择了朱熹人生中最悲惨的时刻开篇（成为朝廷打击的头号目标，学说被列为伪学，差点被处死）。当第一集朱熹的高大形象建立之后，这个开篇让观众产生疑问“为什么这么重要的人会如此凄惨”？此时，主创人员并不急于揭开谜底，而是继续罗列朱熹数次为官的经历，再次加深“他为什么每次为官都不得善终”的疑问，而这种效果就是结构产生的“张力”，在不断的叠加中把观众的心里期待步步加强。

　　在第三集，摄制组跟拍了安徽一个小山村“祠堂议事”的完整事件（是事件不是故事）来结构全篇，展开关于“朱子家礼”的阐述。朱子家礼包含的“祠堂、婚礼、祭礼、丧礼”等都是具备广泛群众基础的现象，是人们“熟悉的陌生人”，观众会拿片子的内容与自身的经历去比较，这就是“联想产生的张力”。

　　“言之有物、言之有理”：

　　所谓“言之有物、言之有理”，就是片子中的观点和结论要有载体有考证。历史人物纪录片，采用的是专家口述和文献记载，但是需要注意的是这两个方面都是会“带有个人倾向和时代原因”，既靠谱又不可全信。

　　为了尽量客观，主创人员选择了关于朱子学最权威的专家如清华大学的陈来教授（朱子学术研究第一人）、浙江大学的束景南教授（朱子生平考证最详实）、华东师范大学的朱杰人（朱子后人，掌握朱子学研究各种动态）等人，没有一个专家在片子中是全能的，每个人只负责其最有把握的部分。比如，束景南教授研究朱熹的生平最有心得，主创人员就是让他负责叙述朱熹生平段落，当他得出“庆元党禁”中监察御史沈继祖对朱熹的弹劾是诬告的结论时，首先需要他讲出可靠的证据，然后再从其他方面去考证束景南教授的说法是否有道理。简单一案例就是束景南教授认为如果朱熹真的“纳尼为妾”，那么这件事不会只出现在沈继祖的弹劾中，其他历史文献不可能没有记载。束景南教授这种推理是否合理呢？通过查询其他史料发现“没有记载”属实，而以朱熹的名气和宋朝文人党争的习气，如果朱熹真的“纳尼为妾”，那么类似指控会铺天盖地出现，由此得出束景南教授的观点应该成立。再如，朱杰人教授说“我们今天接受的儒学不是孔子的而是朱熹的儒学”，这样的结论会让观众产生疑问：证据在哪里？在朱杰人教授提出这一观点后，摄制组引入第三方观点来印证。片子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陈璧生教授，他以《四书章句集注》为例，举出具体的案例来佐证朱杰人教授的说法。同样，关于文献史料的运用，摄制组都是到最权威的机构拍摄，比如国家图书馆和各地的方志办，并且相互验证。比如关于佛教的兴盛，就去国家图书馆和泉州、漳州等地都拍摄到了类似的记载。再比如关于“朱熹和孔子相提并论”的观点时，结合了陈来教授的释疑和实地拍摄武夷山石碑以及各种名家对此的说法，从而达到多方观点的佐证。另外，纪录片并不回避后世对朱熹诟病的几个问题，比如他主张的“存天理，灭人欲”、“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采用的是回到当年朱熹生活的年代，分析朱熹为什么这么说的背景，还原历史真相：农业社会家庭妇女改嫁给家庭稳定的冲击，导致老人小孩无人抚养，朱熹本身就是由寡母抚养成人，他对此深切体会，由此他强调“饿死事小失节事大”；而“存天理，灭人欲”则是后世强化了朱熹的说法，朱熹的本意在于过分的欲望需要克制。在整个系列片中，涉及重大结论时，这样的考证过程占据了大量的篇幅，可称为“论文式的故事化叙述手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