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迢迢牵牛星，杳在河之阳。”七夕节原是“乞巧”节，后融入了牛郎织女的故事而发展为今天的七夕节。每到过节时，古代女性会向着天上的织女星和牛郎星许愿，希望自己能有智慧的头脑、灵巧的双手与美好的姻缘。

俗话说“上知天文，下知地理”，如今人们都对西方星座如数家珍，实际上，中国人从很早开始就仰望星空，探索宇宙世界的奥秘，并由此演绎出了一套完整、深邃的传统观星文化，牛郎织女星就是典型例子，李煜便曾留下了“迢迢牵牛星，杳在河之阳”的诗句。中国古代的星象文化博大精深，绝不限于所谓的“星座运势”，而是从天人感应的思想出发，开创了一种独特的空间感知模式······

每个地方都有“守护星座”

斗、牛、女星宿对应吴越地区

现代人大概都喜欢谈论星座，几乎是跟谈论天气一样常见的聊天话题。在中国古代语境里，“星宿”指的就是“”星座“，也就是星星的组合（可能是一颗或多颗）。在武侠小说中常常出现的“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等称谓，就是古人根据许多颗星星构成的形状所作的星宿划分。与现代人专注于个人运势不同，古人”占星“看的不是自己的事业、生活、爱情运势，而是看国家兴亡、战争胜败、政治变迁等重大事件。

中国殷商时期就有了“十二星次”，即星纪、玄枵、阪訾、降娄、大梁、实沈、鹑首、鹑火、鹑尾、寿星、大火、析木，类似于西方的黄道十二宫。这里面比较有趣的是大火星次，即心宿里的一颗名为心宿二的星，《诗经》里的典故“七月流火”说的就是这颗大火星。很多人很可能望文生义，以为“七月流火”这个成语形容的是天气炎热，实际上并非如此。它的意思是指夏历七月，大火星向西偏转，兆示着秋季来临，天气将转凉。

隋朝开皇初年，一位叫那连提耶舍天竺僧人在翻译佛经时，将古巴比伦的十二星宫引入中国，《天乘大方等日藏经》中便详细记录了十二星宫及相应的守护神。佛经中的十二星宫学说很快又被中国本土的道教吸收，并跟中国传统历法中的“地支”与“十二星次”对应起来，在《道藏》中便有相应记载：“子名玄枵，又曰宝瓶（水瓶）；亥名娵訾，又曰双鱼；戌名降娄，又曰白羊；酉名大梁，又曰金牛；申名实沉，又曰阴阳（双子）；未名鹑首，又曰巨蟹；午名鹑火，又曰狮子；巳名鹑尾，又曰双女（处女）；辰名寿星，又曰天秤；卯名大火，又曰天蝎；寅名析木，又曰人马（射手）；丑名星纪，又曰磨蝎。”

追求秩序的古人们不仅将天空规划得井井有条，还将星宿与地面区域一一做了对应，这个对应关系就天文说，称作“分星”，就地面说，称作“分野”。简单来说，古人们就是将天上每个星座都与地上的实体地理区域一一对应，每个地方都有自己的“守护星座”，例如汉代的“燕地”，也就是今天北京一带，在天空中对应的就是尾、箕两个星宿。

分野学说起源于战国，它之所以将天界星区与地理区域相互对应，其最初目的就是为了配合星占理论进行天象占测。大约在汉代，天文分野从一种实用的“占星学”到变成了承载人们世界观的严密体系，在《淮南子·天文训》及《史记·天官书》中，二十八宿分别对应于东周十三国及汉武帝十二州地理，以后历朝历代在十三分野和二十八分野间变动，具体对应如表格所示：

以上这十二星宿就对应着地上的国家、地区，最初是对应战国时期诸侯国的名称。比如斗、牛、女对应的就是吴越一带。中国古代星象文化的建立基于古人对于天的神圣性、权威性的认可，而天的权威又借助“分野”观与人间产生了关系。

古代天文学的作用

根据星象确定时间、预测运势

我国古代占星家为了用天象变化来占卜人间的吉凶祸福，将天上星空区域与地上的国、州互相对应，认为在该天区发生的天象预兆着各对应地方的吉凶。相关记载最早见于《左传》、《国语》等书，其所反映的分野大体以上面所说的十二星次为准。

从古代关于星象活动的记载中，可以判定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据《国语·周语下》：“昔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其所载故事即：武王伐纣这天的天象是岁星在鹑火，因而周的分野为鹑火。鹑火就相当于狮子宫。根据岁星（即木星）运行的位置其实也可以推算具体的年份时间，夏商周断代工程在确定武王伐纣的时间点的时候就充分运用了很多青铜器、文献里对古代天象的记载来敲定最终时间。

当然，古代观星最重要的作用还是预测。《左传·襄公九年》便记载了一个故事：春秋时代的宋国有一年突然发生了大火灾，当时晋国国君晋悼公就向一位大臣询问宋国遭遇大火灾是否是上天施行的惩罚。这位谙熟天文的大臣回答说，古代祭祀火星的时候只用心宿、柳宿来陪祭，这是因为火星运行在这两个星宿中间。相传尧手下负责管理火的官员曾经住在现在宋国人的首都，因此当地人就用火星运行周期来确定时节。现在宋国发生火灾，必然是内部动荡的预兆。（晋侯问于士弱曰：“吾闻之，宋灾，于是乎知有天道。何故？”对曰：“古之火正，或食于心，或食于咮，以出内火。是故咮为鹑火，心为大火。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商人阅其祸败之衅，必始于火，是以日知其有天道也。”）

这个故事反映了先秦时期的分野观念，人们会把地上的自然灾害、战争、粮食丰歉、婚姻等的成绩与天上星宿运行的位置、周期、速度进行对照，从而得出一些带有预言性质的判断话语。从《周易》等典籍的记载可以看出，古人很早就已经萌生了把天文与地理联系起来的思想，分野理论实质上就是为古人的天命观提供了一套具体的区域化和可视化的方案。古人之所以关注星象活动，就是为了从天空中得到启示，同时也能为变幻莫测的生活提供一点稳定感。

文学作品中的星象文化

诗文用星宿指代地域 小说以“星”论英雄

古代星象文化深刻地影响了人们的时空观，在文学作品中多有体现。如王勃《滕王阁序》中人们十分熟悉的一句：“豫章故郡，洪都新府。星分翼轸，地接衡庐”，说的就是江西南昌地处翼宿、轸宿分野之内。而李白《蜀道难》中“扪参历井仰胁息，以手抚膺坐长叹”一句也体现了古代星象分野观的印记：参宿对应益州(今四川)，井宿对应雍州（今陕西省），而李白正在走的蜀道跨越了益、雍二州，因此是“扪参历井”——入蜀之路在益、雍两州极高的山上，人们要仰着头摸着天上的星宿才能过。宋代文豪苏轼在其《赤壁赋》里也留下了“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的名句。

在《水浒传》里，一百零八位好汉都对应着天上的三十六天罡和七十二地煞星，这种对应也是星宿分野的一个变体。在第四十一回“还道村受三卷天书 宋公明遇九天玄女” 中，宋江被衙役、捕快缉捕时，逃入九天玄女娘娘的庙宇躲避，梦见九天玄女娘娘称自己为天上的“星主”，设宴款待并赐予三卷天书。《水浒传》中的主星、客星、星主的说法，实质上就是从古代星象分野观演化而来，有一定的玄学色彩。施耐庵运用这种天上星辰与社会人物对应的方法，实际上在隐喻着大宋江山的倾颓不稳，也就是所谓的“天有异象，群魔下界”。

更有趣的是，《水浒传》第八十回后写到宋江等好汉受到招安，北伐辽国。在第八十八回，梁山好汉在辽国遭遇了“太乙混天象阵”，这个阵排布的就如同天上的星辰。辽国统军元帅兀颜光率领精兵二十多万摆布出，手下有二十八宿将军，分别镇守不同的阵门，而这些阵门都与星宿有关，如角木蛟、亢金龙等。最后，宋江也是依靠梦中得到九天玄女传授破阵兵法，才打破了这个“混天阵”。

来源：北京晚报 作者：赵佳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