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请您分析一下当今中国美术在世界美术格局中的地位。
张晓凌：中国美术在世界美术格局中的地位是苍白而脆弱的。尽管中国美术日益庞大而且富有，却无法在世界主流展览和学术评论体系中获得受尊敬的位置。在这个压力中，不可避免地要引发出一个战略目标：在全球化时代，重建失落已久的中国美术的主体地位。这个目标，是一个多世纪以来的数代人为之倾倒的理想，它隐匿在历史深处，烛光般地照亮并温暖许多艺术家的不眠之夜，直到在中国崛起力量的推动下而跃出历史的地平线。

记者：重建中国美术主体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有怎样的意义？
张晓凌：冷战后，全球政治格局以文明为线索被重新划分。文化替代了意识形态而成为新的博弈的战场。各文化之间既冲突又融和，或者说边冲突边融和。能否在这场博弈中抢占文化制高点，强化自身文化的普世性价值，不仅决定着国家意识形态的凝聚力与精神气象，还决定着中华民族在全球化时代的文化身份与国际地位。在全球一体化时代，国家的高度最终取决文化的高度，经济一流，文化二流的国家无法赢得世界的尊重，更无法参加人类现代精神与知识体系的建构。从这个意义上讲，“重建”一词意味着使命、责任、理想，也隐含着博弈、智谋与策略。

记者：听了您的分析，可能会有许多读者对我们民族文化的国际地位有所忧虑。
张晓凌：大家不要因我国近代以来的文化发展状况而心中蒙上悲观的色彩。在这里，让我们略微停顿一下，以便有时间回顾一个连知识界都时常忽略的史实，即中国曾是历史上人类文明最大的建构者。支撑这一观点的史实非常繁多。在此，我仅以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与中国文明的关系为例。我们都知道马可·波罗所写的《游记》，但未必了解它对欧洲的意义。研究马可·波罗的学者莫里斯·科林斯认为：《游记》“不是一部单纯的游记，而是启蒙式的作品，对于闭塞的欧洲人来说，无异是振聋发聩，为欧洲人展示了全新的知识领域和视野，这本书的意义在于它导致了欧洲人文科学的广泛复兴。”在美术方面，中国宋代写实绘画中的现实生活题材与精湛的写实技术，引导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们将视野由神转向为了人，开启了早期现实主义绘画的道路。儒家、道家哲学是法国启蒙运动重要的思想资源之一，受其影响的重要的思想家，如霍尔巴赫、伏尔泰、卢梭、狄德罗都是中华文明的追捧者，卢梭回归自然的思想在老子的《道德经》中找到了最初的源头，而伏尔泰在其哲学词典中更是发出这样的赞叹：“在欧洲，我们没有一个民族的古老文化是能和中华帝国相媲美的。”
       我之所以简短地举这些例子，用意有三：一是提醒。提醒我们中华文明在人类文明史上一直扮演着关键的角色，中国是地球上最早也是历史最长的世界性国家。二是强调。强调历史对于我们的意义。从根本上讲，我们只有在中华文明的历史中才能称为中国人，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三是正视。正视中华文明近代以来衰落的原因。我一直以为，其衰落是政治的衰落而非文化的衰落。因此，晚清以来有关中国文化传统危机的理论，是一套不折不扣的谎言，在中华文明史上，危机从来都是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而不是文化的。
       对任何一个中国人，从鸦片战争到甲午战争的历史，都是一段痛苦的记忆，在这短短的几十年中，一个数千年的伟大文化黯然退场了，其曾经拥有的主体地位、世界性及荣耀无可挽回地丧失了。在枪炮声而不是文化浪漫的芬芳中，中华民族认识并接受了具有侵略性的西方文化，也被迫承认它所制定的文化标准和价值观。与此同时，甚至更早，西方知识界就开始了唱衰中国的合唱，黑格尔是始作俑者之一。他态度僵硬地认为：中国作为“东方文明”的杰出代表，是历史上人类早期创造而现在却已被丢弃的文明，“亚细亚东部广大地区偏离了历史的普遍进程”，其衰落的原因，“只能依赖于其他民族将它们找出”。于是，他的好勇斗狠的重商主义的欧洲同胞们便一手拿着枪炮，一手捧着《圣经》来为他的殖民理论作注释了。
       枪炮与文化合谋所进行的文化殖民、精神殖民，是西方百余年来的战略核心，它构成了中国近现代文化的基本图景之一。我将其称为跨世纪的精神谋杀。这还值得怀疑吗？百余年来，依其霸权地位，西方持续地对中国的文化记忆进行修改、篡写，强行植入历史直线进化的价值观，以及新与旧、强与弱、优与劣、中心与边缘等一系列文化等级观。精神上的殖民一旦开始，便会在不断记忆的重复中内化为一种思维方式、一种价值观。这就是我常说的中国人，尤其是中国知识分子的精神内伤。这个内伤的征兆之一，便是知识精英们百余年来不知疲倦地以质疑、颠覆、解构自己的文化传统，并不由分说地全盘认同西方文化，以至于“全盘西化”浪潮在不同时期，以不同方式掀起它的滔天浊浪。其结果是什么呢？在我看来，不是结果而是恶果，它有两个方面：一是它形成了肆虐了一个多世纪的文化虚无主义和文化失败主义，直接导致对中国古典文明的遗忘与丢弃；二是对晚明至新中国以来的现代化成果视而不见，或忽略不计。

记者：如此看来，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文化难题都来自于这一历史的馈赠。那么中国文化能否正常复位而成为中国民众的心理结构基础？其价值观能否在当代语境中构成具有普世价值的“中国性”，从而使中国当代文化获得自己的身份？中国当代文化能否在全球化格局中重返主体地位，并以自己的现代性经验进入世界文化体系的建构？
张晓凌：破解这些难题是中国文艺复兴的基础与前提，更准确地说，破解的成果将构成中国文艺复兴的主要内容与战略目标。近些年来，知识阶层精英们提供了多种解题思路与方案，我的方法则较为简单，那就是，以重新检索、重建“中国思想”、“中国经验”开始，一如我在前面所说，它包括古典和现代两个方面。我坚信，在历史困厄的浪涛中，它是我们的精神渡船，也是我们在实践中开启未来的钥匙。没有这个伟大的起点，便没有当下，更谈不上未来。法国哲学家于连说得好：“一个世纪过去了，中国思想应该说走过了那个被动、强制的时代，现在到了该对中国思想进行重新检索的时候了，这种检索不是用西方的哲学概念对中国思想进行重新诠释，也不是回到过去，而是以中国自己的概念来诠释中国思想。一方面避免堕入虚假的普世主义的漩涡，另一方面以重新检讨过的中国思想光华来丰富世界思想，从而避免陷入民族主义的陷阱。”

记者：具体到中国美术主体的重建，这是一个庞大、复杂而系统的工程，它将涉及制度、文化战略、文化生态、基础建设、传播等诸多方面。您认为最重要是哪方面的重建？
张晓凌：我认为价值观重建是极其重要的。记得英国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曾反复地强调中国在五千年文明中所累积的价值观与经验，是帮助人类渡过历史困厄乃至避免人类自杀的思想财富。我想以简单的方式列举表现在中国美术中那些独特但已被忽略的思想，以便为以后的讨论提供一个线索。
       1.以和谐共生为核心的艺术史观。与建立在历史单一性假设基础上的西方艺术史观不同，中国的艺术史观将直线演进的时间之轴转化为空间的廓大与丰富，倡导文化差异的多元主义，它将有效避免全球美术的日益单质性趋势，为世界美术的多样性提供合理的历史观。
       2.自然观与生命意识。中国古典美术的任何形态都建立在对宇宙、自然的认识、感受和生命体验上，而不是建立在物理事实上，因而生命意识的呈现与表达便成为中国美术的根本原则与至上标准。这也使得中国美术中的自然具有天然的人格特征和人本主义色彩。
       3.超越性与意象性。生命意识的呈现决定了作品中形象的本质是意象、心意——一个不受客观时空限制的、非物质的、失重的、超越性的境界。正如莱因哈特对中国山水的记述那样：东方的角度源自于对“无法估量的广阔”和“事物无尽”之外的意识。
       4.泛文化性。中国美术创作主体来自文人集团，这使得中国美术与哲学、文学、音乐以及包括禅宗在内的宗教有着内在的血缘关系。基于此，中国美术在提升精神、感悟生命、修炼人格，体察内心方面有着其他艺术所难以企及的优势。
       5.中国现代性。自晚明始，中国美术就开始了自己的现代性探索。积数百年之功，已形成了具有本土特征的现代性经验。如晚明对审美与语言自律性的实验，晚清以来，在中西融合这一历史命题上的求索，以及新中国对美术新形态、新风格的开拓，已渐次形成了欧美现代性以外的另一种现代性——中国现代性。
       我还可以列举下去，但这不是我的目的，我的意图是，列举这些独特的文化元素旨在表明：它们是我们文化中的DNA，是一种任何他者文化都难以磨灭的文化记忆。在它面前，连时间的饥饿也无可奈何；在任何时代，它都是中国美术的思想资源与精神动力，也是唯一的文化身份；在全球化浪潮中，我们只有紧紧握住这个舵柄，才会使中国美术不至于偏离正确的航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