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4日，参加“接力走长征 共筑中国梦”大型报道的《经济日报》记者，来到一个位于川滇黔三省交界处的村子——毕节市林口镇鸡鸣三省村。

　　在这里，时任中共中央最高负责人的博古（秦邦宪）将几副装着党中央重要的文件、记录以及印章的挑子交了出去，这些在当时是“权力”的象征。

　　1935年2月5月，在红军转战途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鸡鸣三省村进行分工，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由洛甫（张闻天）代替博古负中央总的责任；决定以毛泽东为周恩来在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博古任总政治部代理主任。

　　从毕节市林口镇出发，驱车沿着蜿蜒的盘山公路，行驶约半个小时，就到了鸡鸣三省村。

　　沿着一条水泥铺设的小路，穿过草丛，首先看到的是矗立在鹰嘴岩上的纪念碑。碑身主体为红色，正面刻有开国上将萧克将军题写的“鸡鸣三省”四个大字。

　　纪念碑周边的草丛中，长着不少结有一簇簇红色小果子的灌木。村主任杨士告诉记者， “它学名‘火刺’，我们都叫它‘救兵粮’，当年红军吃过呢。”

　　站在鹰嘴岩上，隔河而望，川滇两省风光尽收眼底，真有“金鸡齐鸣，三省皆闻”之感。山体被从中劈为两半，形成一个巨大的裂缝，裂缝左边是云南镇雄县坡头村，裂缝右边是四川叙永水潦彝族乡岔河村。裂缝两边，绝壁千仞，河水从绝壁底部奔涌而出，直扑老鹰岩下，一纵一横的两条河，在这里形成了一个交汇的“三岔”，故有“三岔河”之称。

　　虽然“鸡鸣三省”会议，完成了遵义会议确定的“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的任务，但会议究竟具体在哪里召开的，周恩来等几位与会者都没有详细的说明，成为一段悬案。

　　在中共党史出版社于2011年1月再版的《<中国共产党历史>第一卷（上册）》中，也仅仅表述为“在川滇黔交界的一个叫鸡鸣三省的村子”。

　　新中国成立后，多位党史研究人员提出了各自的看法， 位置涉及川滇黔三省的多个地方，众说纷纭，一时难以定夺。

　　在中央档案馆现存资料的《党的历史教训》中，记录了周恩来总理在1972年6月10日召开的一次中央会议上的讲话，其中提到，“从土城战斗渡了赤水河。我们赶快转到三省交界即四川、贵州、云南交界地方，有个庄子名字很特别，叫‘鸡鸣三省’，鸡一叫三省都听到。就在那个地方，洛甫才做了书记，换下了博古。”

　　村中侯明扬老人，今年已九十高龄。至今仍清晰地记得当年红军进村及开会时的情形。

　　老人家告诉我们，红军是1935年2月5日早上进村的，“当时正是农历大年正月初二，我只有九岁。”

　　会议召开的地方原为当地团首周朝阳的房屋。在侯明扬老人的记忆里，周家所住房屋原是一正两厢的大瓦房，现在仅有左侧的厢房尚在。“进入村子后，大部分红军就地休息。我就站在不远处望到，在周团首家的院坝上，红军有人站着，有人坐着，还有几个人围坐在一起，像是在商量事情。”

　　2015年12月，中央有关部门电告贵州省： 不对鸡鸣三省会议会址和纪念碑进行新建改扩建，可对其进行抢救性修缮及保护，不单独为鸡鸣三省会议建设新的纪念馆。对这段历史悬案作了了结。

　　红军的到来，为鸡鸣三省这个偏僻的苗寨留下了许多红色记忆——

　　红军某部作训股股长王金元在战斗中腿部受伤，被迫留在鸡鸣三省村周姓苗族同胞家养伤，伤好后成为周家的上门女婿，新中国成立后就地安置在林口镇上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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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值得一提的是，时至今日，鸡鸣三省村仍旧较为贫困。用好红色资源，发展红色旅游，成为当地摆脱贫困的选择，目前相关建设工作正在有力推进。 我们期待，老区人民早日过上小康生活。

　　鸡鸣三省会议会址现位于贵州毕节市七星关区，视频为毕节市七星关区史志办副主任周遵鹏介绍当年的鸡鸣三省会议。

　　主编/万政

　　编辑/李静

　　来源/ 经济日报（文、图、视频： 吴秉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