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黔中护宝记》以抗战时期战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为避日寇劫掠转运至贵州,护宝、夺宝、追回失窃国宝的史实为题材,以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武侠及侦探式的故事形式,适时融入丰富多彩的贵州地域特色文化元素,为史实骨架注入了鲜活生动的血肉,既通俗有趣又具较深文化底蕴。
关键词 : 《黔中护宝记》;历史小说;王剑平
贵州著名作家王剑平的历史小说《黔中护宝记》,以抗战时期战故宫博物院的文物为避日寇劫掠转运至贵州,护宝、夺宝、追回失窃国宝的史实为题材,创作上却独辟蹊径。作者只取史料中人物及事件的大体发展脉络为结构骨架,选用古典白话小说的文体形式,以一个极富传奇色彩的武侠及侦探式故事虚证之。在情节、场面及细节描写中,适时融入丰富多彩的贵州地域特色文化元素,为史实骨架注入了鲜活生动的血肉,使整部作品既通俗有趣又具较深文化底蕴,耐看耐读。
一、趣味性
1、题材内容层面。如人物的武侠身份具有神秘性;武术的门派、源流、技艺招式; 抗日、爱国、 英雄侠义、儿女情长。 2、 情节层面。如侦探,护送、失窃、寻宝、夺宝;危机四伏,明争暗斗,刀光剑影,激烈搏击。3、独特的地域文化元素。如武术、医术、巫蛊、苗医草药、地方建制延革、道路风物、屯堡文化建筑等的来源状况介绍,富于神奇色彩与文化韵味。
二、文体和语言
与内容及情节设置相对应的是文体的选择。为与通俗性和趣味性相适应,小说《黔中护宝记》模拟了中国古典白话小说的文体样式、语言风格及叙事套路。小说语言有意识模拟了古白话的语体风格、用词等,也适时运用一些黔地方言,使小说有历史感和地域色彩。采用散文与韵文相间的行文方式,在小说常规叙述中不时穿插押韵的诗歌,用来介绍典故、抒情、描绘场景、或烘托气氛,还有一些武术心法口诀渲染武术技法的神秘与奇妙。以说书人的口吻叙事,具有全知全能的叙事视角。常“花开几朵,各表一枝”,以人物行动见闻为中心,展开几条线索分头叙述。以白描手法为主,描写人物的动作和对话。注重情节的起伏、悬念设置、环境描绘、气氛烘托。人物性格色彩较突出,也较扁平。
但《黔中护宝记》对古典白话小说的文体是在借鉴模仿基础上的化用改进,古为今用,为叙事服务,有突破与创新。而非全盘照搬,生搬硬套。如加入适当的心理描写等。
与金庸的新派武侠小说中有关武术门派及招式的富于浪漫色彩的想象与夸张创造有所不同,这部小说中有关“武功”的叙写显出一种“硬桥硬马”的“实录”风格。即对情节发展中出现的某种武术招式与对决场景除进行具体形象描写,适当渲染突出外,常辅以介绍相关的门派源流、招式特点、练习方法、口诀等等,显出一种较平实的“知识性”语体风格,不随意夸饰。虽也是“小说家言”(未可全当真),但在叙事风格上却显出一种严谨气质。可看作小说家拟史家口吻,欲以“实录”面貌示人。这种语体风格在小说涉及到的史料、地域文化等元素的介绍中都有所体现。而这些“知识性”元素又与故事情节发展密切相联,融为一体的。仿似一串珍珠,即以情节为主线将武侠、史料、民间文化、贵州地域文化等元素有机串联在一起。
三、虚证
《黔中护宝记》模拟了中国古典小说中的话本小说的文体形式和语言风格,也是为与小说对历史事件的“虚证”尝试相适应,互为表里。
小说对历史事件的具体场景、情境进行想象、虚构和细致描绘。造成一种有“在场感”的历史叙事。让七十余年前的往事细节在读者眼前徐徐呈现,栩栩如生,叙事者与读者仿佛在“亲历”历史。对历史上真实发生过的事件进行这样的有“在场感”的叙写,是否合理?究竟属于纪实还是虚构?
毋庸置疑,作为小说创作,这的确属于虚构;但作为历史叙事,我个人认为这是对历史事件的符合生活逻辑的适度“虚证”,且与我们民族的历史叙事传统一脉相承。
先秦《左传》、汉代《史记》可说是中国历史散文的最重要的代表作。《左传》是编年体史纲《春秋》的“传”,“传”即解释。《左传》中的每篇文章,都是对《春秋》中以一个短句形式提及的某一历史事件的详细叙写,具体描绘该历史事件的发展过程、场景、人物对话、细节等。而《史记》对历史事件的记述也同样采用了“再现”具体历史场景、情境、对话、细节的方式。例如著名的“鸿门宴”。试想史家在记述几十或数百年前的历史事件时,并非这些事件的亲历者,又怎能如此清晰地了解当时的情境和细节呢?只能说《左传》的作者和司马迁,都是在掌握了大量相对详实史料的基础上,根据历史事件和人物命运的发展逻辑,构想人物性格和当时的具体场景、情节,并用摹拟式语言加以描绘和呈现,形成具有“现在进行时态”和“在场感”的历史叙事。
这种记述历史的方式既尊重了基本的历史真实,又能使史书的读者对遥远的历史事件有“亲历感”和“在场感”,能够触碰到以人物为核心的具体的“有体温”和“可感知”的历史,而非仅仅从“局外人”角度旁观历史。这也符合中华民族注重历史记录及其形象化传承的文化心理的。这种方式又使历史书写具有了一定的文学性,对其后的叙事文学产生了较深远的影响。后世普通百姓对“讲史”题材故事的兴趣一直浓厚,也与这种历史记述方式和文化心理有一定关系。宋元说话人“讲史”的底本则逐渐演变为“话本”小说和明清的章回体小说,广为流传。当然在多数历史“演义”中,虚构成分的比重大大增加,更多是创作而非实录了。
《黔中护宝记》承袭了这样一种叙事传统,增强了小说的可读性和趣味性,便于吸引更多的普通读者。同时小说文本之后附上的有关护宝藏宝的嘉奖令和贵阳遭日军轰炸的历史文献,与小说文本形成巧妙的“互文”关系。虚构性的文本与纪实性的文本间形成一种叙事的张力,这就是所谓的“虚证”,只呈现而不下结论,让读者自己去体会玩味。即以“互文”形式呈现出小说是对历史事件的“演义”,而相关历史事件又的确是曾经实实在在发生在黔中大地上的。让读者尤其是本地读者对民族抗战历史有真切感受,并发觉历史是“与我有关的”、“与我脚下的这片土地密切相关的”。原来,在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上,曾经发生过这样重要的历史事件和可歌可泣的历史故事。
这篇小说又涉及到地域文化的认同、发掘和利用的问题。自古以来,相对于以中原为主的华夏民族的主流文化,黔地文化一直处于一种边缘状态。贵州地域文化的挖掘整理和有效传播,有赖于本土文化人士对自身地域文化的自觉。即对地域文化的认知、深入了解与文化认同。并为这种文化的传播找到有效的载体和形式。
近年来,黔地文化人士都在做着有益的尝试,每个人的方式可能不同,但方向却一致。如戴明贤以个人化叙事与地域文化相融合的散文形式(如散文集《一个人的安顺》);王尧礼以大量有历史“体温”的文史随笔的形式;林亚莉以报告文学的形式(写贵阳图云关抗日红十字救护总队事迹);而王剑平的《黔中护宝记》则以小说与文献“互文”的形式。《黔中护宝记》用大量篇幅,浓墨重彩地描绘了独具特色的黔地文化,介绍了巫蛊、苗医草药、地方建制延革、道路风物、屯堡文化建筑等的来源、状况。且以故事发展为主线牵引出来,与情节巧妙融合,密切相联。有条不紊。从另一个角度看,小说创作过程,也是作者重新体认、审视地域文化;发掘地域文化资源的过程。用作者自己的话说,地域文化是“富矿”。小说中,黔地文化元素的“实证”呈现与历史“虚证”相映成趣,会让贵州读者心生亲切感,并对脚下这片土地的历史和文化有一份新的认识。贵州地域文化元素的多彩与神奇,也会让贵州域外的读者产生好奇与兴趣。
四、文体、趣味与虚证的有机融合
作为“秘境贵州”系列丛书之一,作者选择了通俗化、趣味化和对历史进行“虚证”的叙事策略,并为之有意识摹拟了古典白话小说的文体形式。
王剑平自己说这部小说是“游戏”之作,我倒觉得恰要谢这“游戏”二字。
首先是找到了“武侠”与“侦探”相结合的故事(护宝、夺宝、追回失窃国宝)来演绎。采用这样生动有趣、富于悬念又惊心动魄的情节套路,使小说一波三折,妙趣横生,引人入胜。让读者读来也如“游戏”般轻松愉快,毫无负担。同时又让读者在不经意间接受了历史与地域文化的知识普及与熏陶,对历史与地域文化有了感性体验与认识。其次是“游戏”般放松的创作心态,使作者能够将自身民间武侠的经验与文学积累有机融入作品,信手拈来,无所羁绊,流畅自然。
卢慧彬,高校教师,主要从事文学评论与散文随笔写作。《人性的寓言与叙事圈套》、《心香一脉致良知》、《简洁笔墨写人生底色》、《品味筑城》、《时光书•新年》、《赶花》、《心若安顺》等数十篇散文或文学评论作品发表于《贵州日报》、《贵州作家》、《贵阳日报》、《光明网》等报刊杂志或媒体。《探索之戟与迷宫之境——戴冰小说综论》入选《贵州随笔》(2016年)。《动心言语》、《朴素之城》入选《贵阳文学三十年读本1980—2010》(散文随笔卷)。《为梦走天涯》入选《当代儿童文化新论》(2014年)。《<传习录>中“以象达意”式论述语言赏析》, 发表于《贵州文史丛刊》(2016年第4期)。《心香一脉致良知》荣获2016年“良知行”全国征文大赛散文组一等奖。传记作品《千磨万炼终无悔,一片冰心在玉壶》编入贵州人民出版社的《贵州科学家传记(第二卷)》(2019年12月出版)。《王阳明“心即理”观点产生的思想史语境及其文化价值》发表于《青年与社会》杂志(2020年2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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