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魏义霞（黑龙江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近年来，诸子学尤其是近代诸子学研究逐渐升温，成为哲学、文学和史学等诸多学科共同关注的话题。近代思想家的诸子学研究与肇始于乾嘉学派的诸子学一脉相承。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从近代开始，梁启超等人便将二者视为“清代学术”的不同阶段，直至当下，学术界一直侧重强调近代诸子学与乾嘉诸子学的传承关系，而对二者之间的差异重视不够。事实上，近代诸子学既与乾嘉学派具有不可分割的理论渊源，又与后者不可等量齐观。其中的重要原因是，两者立足的历史背景和文化语境相去甚远，秉持的立言宗旨和价值诉求迥然相异。正如近代哲学肩负着救亡图存和思想启蒙的双重历史使命，近代思想家对诸子思想的解读和诠释也直接服务于近代中国社会的政治斗争和现实需要。也就是说，近代诸子学带有鲜明的时代烙印和有别于其他时代的理论初衷与意蕴特质。深入剖析近代诸子学的时代特征，既有助于直观感受近代诸子学与乾嘉诸子学的差异，又有助于为当下诸子学研究提供历史资鉴。

　　聚焦先秦诸子

　　中国近代是重塑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时代。近代思想家一面介绍、宣传西学，一面整理、解读中学，由此推出了声势浩大、影响深远的国学思潮。对于中国近代的国学思潮，可以从两个方面去理解：一方面，近代思想家的国学思想大不相同，从称谓、理念到研究内容都大相径庭；另一方面，近代思想家在对中国学术思想的选择、侧重上不约而同地聚焦先秦，以诸子学为重心。这一点通过近代思想家的学术经历和著述最直观地呈现出来。

　　在戊戌维新之前的十多年间，康有为始终致力于诸子学研究，诸子百家的关系尤其是先秦诸子的身份归属和传承谱系是他在这一时期的核心研题。诸子学研究被康有为定义为考辨中国本土文化的“学术源流”，在《康有为全集》中占据了前三卷，足见其在康有为思想中的分量以及对康有为后来思想的影响。谭嗣同在《仁学》中发出“二千年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的断语，因而被视为全面排斥传统文化的典型。但稍加留意即可发现，他的这个观点是就三代之后的文化立论的，并不表示对全部传统文化的态度。更为重要的是，谭嗣同抨击的是以荀子为代表的后儒对孔学的伪篡，而旨在为中国文化正本清源，从而更好地传承、恢复三代之前的文化。事实上，谭嗣同对三代之前的周公之法和孔子之学顶礼膜拜，将“复兴古学”奉为拯救中国的必由之路。梁启超的学术研究涉猎广泛，曾经被誉为史上著述最丰的思想家。透过卷帙浩繁的《梁启超全集》不难发现，诸子学研究在他的国学研究中举足轻重，并且是其中的亮点。梁启超的国学研究侧重诸子学，对先秦学术的研究既有宏观透视，如《先秦政治思想史》《老孔墨以后学派概观》等；又有个案研究，如《孔子》《老子哲学》《墨子学案》《子墨子学说》等；此外还有学派代表的中观研究，如《儒家哲学》等。不仅如此，作为近代国学巨擘，梁启超不遗余力地整理、解读四书五经和诸子典籍，有力推动了近代诸子学研究。至于严复，晚年提倡尊孔读经，推挹诸子学自不待言，即使是早年翻译、宣传西学时也热衷于将老子、庄子、孔子和孟子等人的思想与达尔文、赫胥黎、斯宾塞和孟德斯鸠等西方思想家的观点相互对照乃至相互诠释。除了译作之外，严复最有影响力的著作当推《〈老子〉评语》《〈庄子〉评语》，他对老子、庄子的膜拜由此可见一斑。章太炎是享有盛誉的国学大家，并且明言国学包括语言文字、典章制度和人物事迹三个部分。尽管如此，这并不妨碍他的国学研究以先秦诸子为重镇，如《诸子略说》《国故论衡》等。

　　守护精神家园

　　近代思想家的国学研究和对中国学术思想的继承、阐发注重诸子学，并非无意之举，而是有心之为。作为理性选择的结果，近代诸子学复兴是必然的。如果说惧怕文字狱是乾嘉年间诸子学兴起的直接原因之一，那么，近代思想家的诸子学研究则是迫于中国近代救亡图存的政治斗争和现实需要，因而承载着前所未有的历史使命和价值诉求。

　　近代思想家深切地意识到，对中华文化的坚守和赓续与中国的前途命运休戚相关。严复指出，文化具有“国性”，是国家存立的根基。他断言：“大凡一国存立，必以其国性为之基。”从这个意义上说，传承中华文化就是延续中国人的精神命脉。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强调，文化是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的源泉，也是凝聚民族信仰的不二法宝。若要同仇敌忾，就要以中国文化激发中国人的文化认同，以此增强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和民族认同。沿着这个思路，以史学为国学根基的梁启超借助中国学术思想激发中国人的爱国心，对中国历史的研究、发掘终身不辍。以语言文字为国学基础的章太炎大声疾呼保留、弘扬中国的汉字和方言。据章太炎所言，无论哪国人都觉得自己国家的语言优美动人，中国的汉语汉字最能激发中国人的“爱国热肠”，正如乡音方言令同一地域的人倍感亲切一样。

　　近代思想家之所以在对中国学术思想的传承中热衷于先秦诸子，原因在于，先秦诸子的思想是国学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是中国人的精神家园。除此之外，诸子学还具有其他时期的国学所没有的特殊价值和重大意义。这主要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先秦哲学是中国文化的活水源头。因此，近代思想家对先秦诸子兴趣盎然，带有追溯中国文化的学术源头、凝聚民族信仰之义。近代思想家热衷于探究孔子、老子与墨子的关系，对中国纪年问题聚讼纷纭等做法都是明证；第二，在近代思想家看来，先秦学术代表了中华文化的高峰之一，有利于提振中国人的文化自信。章太炎认为，先秦诸子是中国最有学问的人，中国学术在诸子之后每况愈下。严复、康有为和梁启超等人异口同声地提到了轴心时代的世界学术，并对诸子学的超迈全球赞叹不已。至此可见，有别于乾嘉诸子学研究的“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都为稻粱谋”，近代思想家的诸子学研究是有意识、有目的地守护中国人的精神家园的产物。

　　彰显实践品格

　　近代思想家积极投身火热的救亡斗争实践，带着时代之问解读诸子思想。这为他们的诸子学研究打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并且拥有了鲜活的实践品格。

　　提振文化自信。近代思想家认为，对于中国文化的自信不仅关乎中国人的文化认同，而且关乎中国人的身份认同和民族认同。综观近代思想家对诸子思想的解读和诠释不难发现，他们的诸子学研究服务于救亡图存的现实需要，旨在凝聚民族精神，激发中国人同仇敌忾、抵御外侮的自信心。出于这一动机，他们对诸子思想的解读和对先秦学术的梳理始终围绕着增进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展开。甚至可以说，近代思想家之所以在国学中偏爱先秦时期的诸子学，就是为了给面对西方的坚船利炮、濒临亡国灭种处境的中国人打气加油。正如严复所言，越是在民族危亡的多事之秋，越要坚挺中国文化。一旦对中国文化丧失信心，中国将真的陷入亡国灭种的深渊而万劫不复了。严复的这些观点发自肺腑，是经过研判西学之后作出的反思和觉醒。

　　锐意理论创新。近代诸子学与乾嘉学派的最大不同在于注重思想阐发而不是文字训诂，无论康有为的今文经学还是章太炎的古文经学都侧重对诸子思想的微言大义的发挥。这是近代思想家诸子学研究的共性，将西方的新思想、新观念注入先秦诸子的思想之中是他们的共识。中国近代经历几千年未有之变局，无论服务于刻不容缓的救亡图存还是应对西学的大量东渐都对中国传统文化提出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在这种情形下，近代思想家一面吸纳西学，一面盘点、清理和重新解读中国固有的学术资源，借鉴西学的思想元素推动中国传统文化的内容转化和现代化。在吸收西学的过程中，他们根据中国近代的社会现实和自己的哲学理念、政治诉求对西学进行大胆改造，以此推动对诸子思想以及先秦学术的创新性解读和诠释。

　　挺立中国文化。近代思想家认识到文化传承与中国的强弱兴衰密不可分，与中国的前途命运休戚相关。他们在投入到如火如荼的救亡图存和政治斗争的同时，关注、解读诸子思想。与此同时，通过厘辨中西文化的关系、比较中西文化的异同优劣，近代思想家借助诸子学坚守中国文化立场。秉持兼容并包的心态，借鉴外来文化丰富、创新中国文化，是近代诸子学留给后世的最大启示。正如魏源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申明师夷是为了制夷一样，近代思想家借鉴、学习西学是为了更好地增强中学的力量而与西学分庭抗礼，从而更有效地抵制西方列强的侵略。对于近代思想家来说，西学充其量只不过是手段而已，中学才是目的。这用严复的话说是利用西学“回照故林”，用梁启超的话说就是迎娶西方美人生出中国的宁馨儿。梁启超早年就认识到中国哲学与文化重建舍西学无用，“舍中学无本”，他曾经将中国近代的诸子学复兴称之为中国的“文艺复兴”。由于始终不忘初心，近代思想家并没有因为对西学的借鉴而迷失在欧风美雨之中，反而更清醒、更坚定了对中国学术思想的坚守。

　　《光明日报》（ 2021年09月27日 1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