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宾汉

          拿到《元庆史话》一书，心想，为一个村寨写部史话，其难度可想而知。难就难在采风时间短、撰写地域小、历史材料有限。不仅考量作家创作能力，更是考量作家人文素养等综合能力；另一方面，史话是历史，站在史学立场，史家的工作以还原过去本来面目为目；对文学家来说，作家提供更宽泛的视角，帮助读者对元庆史有更丰富的了解和把握。把握一个村的历史，何尝不是把握一个县、一个省的历史？对普遍阅读来说，《元庆史话》引人阅读的兴趣是多方面的。

当代，最前沿的史学观念是意大利史学家克罗齐提出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从这个观点出发，打开《元庆史话》，看元庆村寨的昨天、今天和明天。

遥望元庆

《元庆溯源》一文，是阅读起航。江跃华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就有限材料溯源考证村落沿革，标注其地理方位。地理方位不仅是自然属性，更有其文化属性。比如，没有王阳明1506年龙场悟道、传文，开化地方蒙昧，就没有元庆的文化觉醒，没有元庆1661年兴办铁厂。铁厂建在元庆大坝，“故因，元庆别称铁厂坝，一直沿用至今。”可见铁厂对元庆村生活影响深刻。铁厂生产的劳动工具、生活器具不仅惠及元庆、修文，还远销外地。是贵州最早的工业企业。1861年，清庭发起洋务运动，晚其整200年；清光绪十一年（1885年），贵州巡抚潘霨在贵州所建青溪铁厂，晚洋务运动24年；晚元庆铁厂224年。

从村寨沿革看，铁厂坝一直是元庆行政文化中心。杨海英在《远去的铁厂乡》一文写到，“铁厂乡是元庆人永远的记忆，尽管它已经消失多年，但那时、那事、那人却永远在元庆人的口碑代代传承。越来越淡的是细节；越来越浓的是忆苦思甜对今天美好生活来之不易的感激和对未来幸福的无限憧憬。”

秦连渝《寻找古城墙》，在远山荆棘中见到，做实古城墙的存在。“它是那么的低矮，高约1.4米，墙体由石块砌成。那石块，好像被截成一只只块状的木材，在经历了若干岁月的风雨侵蚀后，变得腐朽不堪了。”秦连渝先生擅长推演断裂的历史，他写到：“当我们来到它的身旁，仿若听见它在向我们诉说一段尘封已久的沉重历史：在六百年前的明代，或许在明代之前，这里曾发生过惨烈的战争，一方是朝廷的军队，一方是百姓的义军。那刻，只见刀光剑影，烟尘弥漫，太阳如血，继而一个个鲜活的生命走向了死亡……也许，曾经居住在山洞里的人，就是这些义军死者的家人，或这些义军死者的后人。”贾华在《神秘的笕竹屯》一文中记到，“大家来到山脊上时，突然发现面前有一堵石墙，再扒开杂草一看，是道人工砌筑的石墙体，有垮塌痕迹，这段残墙高约1米多，长约几百米，是用较大块石砌筑而成，石间没有用任何黏合剂勾缝的痕迹。”可见当时土建技术堪为上乘。

元庆村笕竹屯古城墙是方圆“兵家必争之地”。贾华据“当地老人介绍，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当地群众曾在笕竹屯山上开荒种地，看到整个笕竹屯山脊上都有连绵相接、高矮不等的城墙，有的地方还设置有观察口、射击口，总长度约3公里。”秦连渝、贾华见到的山洞，应该是战时村民的“躲兵洞”。贾华记述，“密林里发现一个废弃石臼，这个石臼不大，内部光滑，看得出使用频率很高。据当地老人介绍，这个石臼可能是以前居住在山上的人使用的，其用途是用手捣碎粗盐、辣椒、花椒等物。”石臼和水井，是人类定居点的标志。

连渝先生在文中感慨到，“在我的一生中，走过太多的路，何曾有一次如此的艰辛；寻找过太多的秘密，何曾有一次如此的感怀。”他感怀什么？也许是他体会到消失在历史中的苦楚细节，幸福的今人已难以体会。

贵州各地有不少古城墙。福泉明代古城墙建于明朝朱元璋洪武十四年，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从贵州历史、修文与福泉地理位置看，其未必早于元庆古城墙。

罗素在写《西方哲学史》时，把东方道家称为“哲学前史”，也叫“东方神秘主义”。杨海英《老蟆洞的传说》一文记述了元庆村“神奇的老蟆洞传说。”老蟆洞神奇之处在预言，“老蟆洞的传说，伴随时间的长河，故事有理有据，不由你不信：洞口只要有水冒出来，贵州必有大事发生，次数虽然不多，但当地人却发现了它的‘预言’功能，留下了许多神奇传说。”文中复述老蟆洞预言了“清朝咸丰庚申年，何德胜攻破修文城，大肆屠杀老百姓，整个修文处于一片修罗场，人口锐减。战乱平息，大批人口迁入，是现在修文人是外来人口的主要原因”；还预言了辛亥革命推翻帝制建立民国、袁世凯复辟、护法护国军两次战役等等，为民国《修文县志》记载。杨海英认为，“大自然真是个神奇的魔术师，创造了一个奇妙的世界，许多奇妙的现象至今无法解释。我们只有敬畏自然，有一双会发现、会观察的眼睛，才能掌握自然规律，窥探大自然的奥秘。”东方神秘，元庆也是神秘的。试想，解释大自然奥秘唯有科学吗？科学主义大行其道，终结了神秘主义。假如，神秘主义与科学主义能并行不悖，神秘主义解释世界的“成果”，是不是对科学主义认知“短板”的补充？可惜，历史没有如果，没有给东方神秘主义继续试错的机会。

江跃华《元庆企业礼赞》一文，耙梳元庆企业文明历程。开篇概述：“元庆企业发展，年代久远。企业兴旺、造福乡邻、普惠民生。”文中看到，元庆村民开采煤矿、兴办铁厂、加工水银工厂、榨菜籽油作坊、制碗和酿酒作坊等等，均有两百余年历史。“近代以来，元庆砖瓦厂开始兴办。大户人家大立木架房盖瓦；一般农户只搭建土墙房……上世纪 80年代，村民普遍兴建砖木结构平房，瓦房逐渐消失……从上世纪90年代，元庆有识之士开办木门加工厂，年轻人外出打工，积累经验和财力后，回乡创业，承建教学楼和民房修建业……”元庆企业史是元庆先辈们聪明才智物化的历史。相较都市文明，依然璀璨而非暗淡。

在六广河（江跃华笔名）叙写《搬运工具记乡愁》、梅锦珍撰写《耕作农具有特色》文中提及的背篓、拐扒子、钎担、背架子、犁耙、方斗、风簸、箩兜、高挑、鸡公车等等农具存在了上百年甚至更长久的时间。梅锦珍在《耕作农具有特色》中还记述到：“2000年，外出务工的村民们不仅将赚到的钱带往家乡盖起幢幢小洋楼，也将种植新技术带回家乡。截止到目前，元庆村的蔬莱、猕猴桃规模种植达500多亩、1200 亩；传统农具不再适用，出现了新农具。从简易插秧机、小型犁田机、自动打谷机，再到中型犁田机、小型拖拉机。农机租赁小组在农忙时，村民只需百元就可播种、收割一亩农作物。”这段有几个关键词：2000年、外出务工、规模种植、新型农具。梅锦珍继续写到：“2015年，村里部分乡贤到山东考察一种多功能农具，它可更换不同配套设备，就兼具犁地、除草、开沟、播种功能。遥控在手，农机自由行走，村民见到了现代化农业的神奇。”这一切得益于走出大山，引进先进技术。今次传统农具渐渐淡出，将以物质文化遗产形态进入博物馆。

民间生活

元庆村非物质文化遗产，当数花灯最灿。冉静《元庆花灯乡味浓》、张锡涛《首任乡长的民问文艺生涯》两文，详细记录元庆花灯的玩法、风格与变迁。一场花灯演出，包含花灯道具制作、谱写唱词唱曲、表演技艺与绝活，演出多是程式，也有即兴表演，“风趣出默，诙谐搞笑，场子闹热，氛围活跃”，地方特色浓郁。顺着冉静、张锡涛的记述往下梳理，最早记载贵州花灯的典籍是清康熙二年（1663年）《平越直隶州志》记载的黔北花灯习俗。而贵阳花灯见于康熙年间的《黔书》。究其人口迁徙、清朝对遵义行政辖区划归、地方风俗、语言文化交流等历史，六广花灯、贵阳花灯属黔北花灯。“六广素有‘花灯之乡’美誉”，从地里位置看文化传承路径，黔北花灯受重庆影响；贵阳花灯既受重庆影响，也受江西花灯影响。那么，贵阳花灯就受到六广花灯的影响。

江跃华《元庆婚姻史话》、《哭嫁词感恩父母》、《哭丧词祭奠先人》、《元庆丧葬习俗》、《元庆孝歌集萃》、《元庆散花词五首》，记录清末民国时期承袭下来的民间习俗。本土文化性强，有故事，有细节，浸透很深的儒家宗法孝悌文化，是民风淳朴的根基。在《岁时民俗话节庆》一文中，看到贵州普遍民节、过节风俗，也看到元庆村特殊节庆、过节风俗的一些特色。比如三月三的蚕子会；大年三十守田坎、初一当天不能揭甑盖吃舀饭、大年为祖坟“亮灯”等等。元庆村婚丧嫁娶、年节风俗之多种小差异，累计起来就是元庆村民间生活的特质。

龙口山《修房造屋迁新居》详细记载元庆村民解放前后、改革开放前后修房造屋迁新居的地方习俗和移风易俗的变迁。村民只有富足，才有条件造新房。时代不同，富裕的水平不同，新房造价不同、质量外观不同。因文明递进，移风易俗，过去的仪式在变化、被简化。值得一提的是，雷智贵先生《生活习俗话饮食》一文，写作手法较为新颖。他从外向内写，从国外、省内外生活习俗向元庆村里写。简略铺张元庆农家菜肴，落脚点却在：“哪里还会缺粮吃？哪里还会缺肉吃？哪里还会缺盐吃？生怕吃油了长胖了，生怕吃咸了对身体不好。”见到夸赞的最高境界----在不夸中夸赞。

元庆知青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起于20 世纪 50 年代末，盛于60年代，终于70年代后期。每年数以十万计城市青年上山下乡到农村，十年“文革”叠加在这场运动中。这段时期，大学不招生，工厂不招工，商业停滞，上山下乡是城里初高中毕业生唯一出路，是段极左的艰难岁月。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几乎是全国每个村寨他乡来客的一段共度时艰的岁月；同时，“知青”话题是极具文学张力的题材。胡高荣《岁月如歌》一文，二者兼备。记录了“阔别修文50年，20余名上海知青回到他们的第二故乡 ---- 元庆村”，忆苦思甜的还乡情。这些，70后也许知道；80后就不知道“知青”、“文革”岁月了。

高荣先生记述到：“1969年，上海100多名知青来到修文县，梁中和、冯大来、王敏等24名上海知青分配到元庆村。当时大山里的元庆，是一个经济落后，交通闭塞的生产大队……县知青办派专车送知青们前往。山道弯湾，沙石路坎坷不平，没走几公里知青们就颠簸得昏头昏脑，女知青们晕车呕吐，苦不堪言……车行驶到了黑沟煤矿，恰逢煤矿工人交接班，煤矿里走出几个下班矿工。他们穿着破旧棉大衣，腰里系着草绳或布带，显得很臃肿。头戴乌黑的藤条帽，脚上穿着齐膝的长筒水胶鞋，上面沾满漆黑的煤泥，从煤洞里出来都流着汗，汗水在脸上煤屑中流开了几条褐色的小道，黑一块、灰一块的斑驳，唯一显出他们生气的是黑白分明的眼睛。在煤洞口他们有的蹲着吸烟，有的坐着喘气。眼球露出脸上唯一的眼白，如同几只大黑熊。一个蹲在路边呕吐的女知青，猛一抬头看到几个浑身臃肿、眼白的矿工，顿时吓得魂飞胆丧，大声惨叫着：“快跑，快跑，黑瞎子来了，黑狗熊来了！”她边叫边跑，一溜烟跑到山脚下。不知缘故的知青们，纷纷扔下行李向山下跑去。随车干部拼命喊叫、解释，好不容易才让知青们相信那是煤矿工人。这一意外，动摇了知青们到元庆的信心，不愿意前往。幸好德政小学上海籍余文贵老师闻讯赶来，他熟悉两地语言，在他劝导下，知青们才慢慢上车，落户在元庆”，给大城市的上海知青来了一个下马威。

极左年代，“人命天大”很难突破封建意识与极左思潮的围困。

他写到：“秋天‘双抢’，劳动强度很大，当地农民都感到艰苦；对知青来说，更是严峻考验。三伏天的一个下午，正在苞谷地里除草的一个女知青，突发疾病，她口吐白沫，四肢抽搐，昏倒在地头边。一同除草的农妇们见状大喊道：“着了，这姑娘得了脱阳病(癔症)了！”在这交通闭塞，缺医少药的山村里，得了脱阳病是非常危险的。病情来势凶猛时，往往生还的几率非常小……姚光银是元庆的赤脚医生，诊治脱阳病颇有经验。他匆匆赶来，看了看女知青的脸色，把了把脉说：‘恼火，不好治，最好送县医院。’小跑赶来的生产队长郭华科一听就来气，他对姚医生大喝道：“这都什么时候了？赶到县医院怕来不及，还未到医院人都死了。赶快治！” 他看了看四周围观的人说：‘这么多人怎么治

呀？’原来，治脱阳病，主要是推拿和人工呼吸。郭队长一听，马上明白了，他大喊道：‘都走开，别围在这里。’人们走远了，姚医生解开那女知青的上衣扣，施救了十几分钟，累出了一身大汗，仍未见成效。这时那昏迷的女知青四肢抽搐加快，脸色发紫，呼吸越来越急促了。姚医生无奈地停下来，喃喃地说：‘看来不行了！’郭队长一听，急了，大骂道：‘你平时不是挺能的吗？现在怎么不行了？！快想想办法，救不活她，老子饶不了你！’姚医生想了会儿才说：‘唯—的办法就是人工呼吸，给她拔气。’郭队长迟疑了片刻才咬着牙说：‘老子批准你，就这样治，有什么事老子顶着！’在当时的小山村，当众“亲嘴”是犯大忌的，别说亲女知青了。轻则你是调戏女青年，重则是破坏上山下乡运动，是下大牢的重罪。但郭队长没想那么多，他想的是人命关天，救人要紧……终于，救了这女知青一命，留下了一段感人佳话。”

知青不谈爱，今人想不明白。

高荣先生写到：“在元庆插队落户的24名知青，短的待了两三年，长的待了七八年。都是男女搭配。6人在一个生产小队，同吃同住同劳动，交往接触都很密切，但是让人们感到惊奇的是，这此少男靓女都不善钟情，更不怀春。24名知青在元庆期间没有一个谈恋爱，也没有成为夫妻的。究其原因，主要是心思在早日返回上海，与家人团聚的强烈愿望让他们克制了青春躁动，压抑了年轻人追求异性、追求美好爱情的天性；按当时的政策，知青只要恋爱结婚，就要扎根农村一辈子，招工、招生、参军等，一般都是不予考虑……”

“上海知青在元庆生活、劳动的时间是短暂的，但元庆村留给他们的记忆却是深刻的。房东老大娘的嘘寒问暖、弯弯山道上的迎来送往都让他们难以忘怀……走过的是岁月，留下的是诗章。知青们已年过花甲，但他们当年为改天换地付出的辛勤劳动，为文化教育事业的无私奉献，元庆人不会忘记。”

元庆人物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者灵。”元庆村的底蕴在人，元庆村的历史在有趣的灵魂。有趣的灵魂能够创造文化、传播文化，能够建功立业。

耀华所记《功成名就李永福》，1828年生人，县志人物，“有军功，年八十”，历经坎坷。事由，“贵州史上，何德胜兄弟起义造反，李永福时年二十余岁。县志中提到“赵刚节公军行于县境”，就是来镇压“何二王”造反；李永龄、李永福弟兄二人 “皆往投效”，与赵刚节率领公军一道，参与镇压何德胜造反的苗族匪众……可怜李氏一族，因李二人弟兄投效公军，镇压造反，得罪何二王，被苗王何德胜下令，杀害整户多数，少数族人逃往他乡。战乱结束，近四百人的李氏家族只剩下区区四人……李永福从小苦读诗书，成绩斐然，应试中举……李永福既无心在外做官，看破红尘，返回家乡，时年三十余岁，开荒种地，改善生活，在铁厂坝建起第一家油房，油房惠及十里八村，生意兴隆……年近四十，育有五子三女。长子考上秀才、次子是社会贤达、三子李白鑫任过六广区区长、四子在家务农，五子李白开，自制的土炮，震慑来匪抢劫……如今元庆，李氏后裔数十户，人口数百人，多为耕读之家，经商务农，诚信为本，有建树，不乏乡贤。”

李东华记述了《文武双全李百鑫》。“据《修文县志》记裁：李百鑫其父‘李永福，信顺里铁厂坝人，有军功，年八十余岁。’李百鑫，1891年生人，卒于1946年。1940年至1942年任六广区区长……据当地人口述，李百鑫当区长期间，对属下要求极严，不准乱拿老百姓的东西，更不得欺压百姓，为维护一方稳定做出了贡献。凡有人找他办事，你的话还没说完，便知你要找他办的是什么事，于是，有人送了他一个外号：‘李见知’…… 李百鑫，文武双全，就读修文县立学堂，一生饱读诗书；年少跟其父学了一身拳脚。据传，当时六广习武之人熊范知，多次上门要和李百鑫比武，一见高低。李百鑫厌其纠缠，到熊范知家。他与熊说：‘你看我先打拳，我们再比。’熊同意，李百鑫轮起右手对着熊家房屋中堂檐柱就是一拳，顿时从房上腾下十二皮瓦来。熊见状，甘愿服输。消息不胫而走，当地地头蛇见了他都避让三分，地方治安便好起来……国民政府贪腐作恶、抓壮丁、横征暴敛、鱼肉百姓，李百鑫愤而辞官……辞官后，支持其侄子李年贵在家乡办私墊。他在家大门上写下一副对联：‘不求金玉重重贵，但愿子孙个个贤’，以勉后人。李百鑫虽然作古半个多世纪，其大公无私的秉性，在当地的影响一点也没减。提到他，元庆村人总是称赞有加。”

胡高荣《重德修文 有教无类》一文，从1941年，开明绅士李年贵在元庆创办第一间私塾起记，概述元庆村教育变迁史。李东华《教育功臣李年贵》一文，较为详细地记述李年贵在元庆村办教育的历史功绩。元庆村到修文县城距离50公里，山高路远，对穷乡僻壤的元庆村人来说，接受开化启蒙、知识教育，是个历史困局与难题。李年贵向元庆村民提供了这个历史机遇，一生执教40余年，历经艰难，桃李成百上千，并有作为，其功绩善莫大焉，进入修文地方历史。读这两篇文章，让人感佩。

元庆村有革命烈士。

江跃华《教育基地忆先烈》、潘银璋《方言印记》两篇，记录“建国初，六广区区长梁方膏、武委会主任魏怀远当年激战众匪、英勇牺牲的光辉事迹。”《修文县志》记载，二烈土分别担任六广区区长、武委会主任。江跃华写到：“时当新政初建，匪特猖獗，开展工作十分困难。梁、魏不辞辛苦，率领区委机关人员走村串寨，组织发动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经两个月努力，在6个乡建立了乡村政权，征借粮食数万斤支援省城贵阳和前线。1950年3月5日，他们从德政乡公所前往铁厂坝召开征粮动员大会，由留用的原民国德政乡乡长李永芳带路。事前，李永芳已暗中参加反革命组织 “贵州救国自卫军修文县指导委员会”，并出任副主任；李头天得知梁、魏二人要去铁厂坝，便与息烽匪首刘法政串通伏击。是日中午，3人行至土匪埋伏圈的箐口坡，李永芳伺机溜走，并发出‘牛吃麦子了’的行动暗号。”

岔开一句，潘银璋《方言印记》所记，因梁、魏是北方人，听不懂当地方言，土匪们常用方言暗语陷害梁、魏……

“众匪密集火力向梁、魏疯狂射击。梁、魏二人突遭强敌，边打边撤，不幸中弹牺牲……土匪撤离后，当地群众掩埋了梁、魏遗体。时隔一月，李永芳在下堡合围战役中被解放军生擒、镇压；其弟李超(土匪骨干）丧心病狂刨开梁方膏坟墓，用手榴弹将遗体炸得粉碎。随后，李超亦被镇压。……1962年，方膏亲属于烈士陵园迁其骨殖返乡安埋时，仅得—头盖骨和两节腿骨……”现在，梁、魏烈士纪念碑设在纪念广场，是当地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江跃华沉重感慨：“抚今追昔，睹物思亲；革命烈士，永垂不朽！”

张锡涛《首任乡长的民问文艺生涯》一文所记人物燕兴云，“是建国初年，修文县组建基层政权中涌现出一批无私奉献积极分子之一。致力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土地改革等系列运动。”燕兴云，“1931年生人，22 岁任小白岩村民兵连连长，1953年提升为铁厂乡第一任乡长。为巩固发展新政权奉献青春力量。1955年，谢职回家务农，几十年无怨无悔，不计得失、忠诚厚道的品格令人敬佩，值得称赞。”

对缺医少药的偏远乡村来说，赤脚医生扮演了救死扶伤的重要角色。比如，胡高荣在《岁月如歌》一文中，记录1969年，元庆村赤脚医生姚光银，抢救患脱阳病的上海女知青。今天，元庆村同样有赤脚医生，走村串寨服务乡里。任敏撰写《赤脚医生李呈信》一文，记录了元庆村人民公社时期走来的年过花甲、朴实憨厚的赤脚医生李呈信。“李呈信1956年生人，自幼家境贫寒，只读了三年小学。那个时代医疗条件落后，村里人看病要走几十里山路。成年后立志学医。他一边干农活，一边通过订阅报刊、寻师访友积累医学知识，通过函授学习中西医，经镇上批准，在家挂牌设立 “元庆村卫生室”，在村里当起了医生。救治村民无数，一直行医到2018年。”

潘银璋所记《勤劳的歌谣在空中飘荡》的李老伯、谭继贤记录的《吴维富 乐为家乡献余热》、王剑《致富路上的带头人》的李呈亮、龙口山《励志人生余太英》、王剑记录的《光明使者吴维常》，都是当代《心系父老乡亲》，振兴乡村的群英谱。《元庆史话》所记人物，丰功伟烈，延及近现代。何尝不是一部“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的生动史话。 

山乡巨变

饮水难、行路难，是贵州农村老大难问题。那么，元庆村是什么时候、怎么解决这些问题的？梅锦珍在《人畜饮水有保障》一文记到：“元庆村地带狭长，处于四周山坡的低洼处，水源为地下水。2014年前，村民靠挑水、背水、抬水生活，天干时，则要用驮水解决用水问题。那时，每家每户都备一物什（水缸）蓄水。”元庆建村始于明朝前，至少600多年历史。直到二十一世纪的“2014年，政府在元庆打了口300方水井，建了蓄水池。但因资金短缺，入户水管资金需要村里解决。村民依旧维持老的用水方式……2016年，村支两委筹资 50万，李姓乡贤个人出资20万，管网工程动工，历时三年，村里家家户户终于结束挑水背水的历史。”个中艰辛，只有一代代元庆村民其苦自知……“当清澈泉水流进每家每户时，整个村子欢腾了，元庆村终于结束了挑水背水的历史。”

肖慧在《交通发展兴乡村》一文记述到：“新中国成立前，村民出行运输全靠人力。人们走在泥泞的小道上，晴天一身灰，雨天一身泥。老百姓去镇上赶集，来回需走两天山道，两头黑。”“新中国成立后，开始驮马运输。用马匹来驮煤、驮公粮、驮生铁。村民烧杠炭背到六七十公里外的贵阳去卖，去七八公里外的德政、二十公里外的六广、广田交公粮，背粮食去小箐、石洞卖，走七八里远去碱沟背煤回来烧，都是靠人力、驮马，一直延续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元庆村最早一条的公路建设，在“1993年，当时村支书李呈亮、村长燕勇组织各组组长、老村干、老教师开村委会，商量修公路。通过个人捐资，村民出工出力出士地进行修路，修通了总长11.3公里的毛路主道，当年腊月通车。”1994年、1996年初步形成村道网……2008年硬化元庆主公路……2012年、2013年，“修文县交通局出资扩修硬化部分村路网，元庆村进人了现代化的新时代。村民陆续买了拖拉机、三轮车、大货车等交通工具，”结束了人背马驮的时代……“2017年，村支两委抓住国家乡村振兴战略机遇，规划村交通线“一环三射九条”，通过县交通局立项。2018年修好了村村通和组组通水泥路，元庆村道路面貌焕然一新。百人村民自发敲锣打鼓到村支两委送锦旗，上书“团结群众感党恩，奋力建设新农村”，表达了村民的一片喜悅感恩之情。

进入二十一世纪，是元庆村发展最快的时期。在脱贫攻坚奔小康背景下，元庆村发展资金主要来自村支两委向上级政府部门争取项目资金、村民外出打工带回资金。马克思在论生产力时说：“人是第一因素”。元庆村打工经济起于上世纪80年代，“村里 60%强劳力外出打工，”外出打工，村民开拓了眼界、掌握新技能、带回新技术与发展资金。村支两委主要班子成员、种植能手、建筑业能手都是打工回乡的年壮年。

在任敏《元庆村的前世今生》、张锡涛《经济发展话今昔》、贾华《元庆有座“故人庄”》、黄越江《传统农业谱新歌》、黄越江《立村之本靠种植》、胡刚《庄稼一枝花 全靠肥当家》、六广河《传统养殖惠村民》、黄亚文《人在景区走 绿色吃住行》文中看到，元庆经济社会发展的轨迹与成效。元庆村以传统农业为主，养殖业为辅。村支两委在以“故人庄”为案例，提出了发展总体思路：“生态优先绿色，以猕猴桃为主，打造宜居住、旅游的田园综合体。让田园变果园，果园变公园，公园变家园。”

贾华《元庆有座“故人庄”》记到：“庄主说，他早年离家闯天下，干过建筑行业多个工种，打拼二十多年后，如今小有成就。回家看到乡亲们生产生活十分艰难，萌生整合资源，建设一座具有现代理念、古代内涵的田园庄园，让乡亲们依托庄园增收致富，让城里人来旅游，享受田园生活方式的地方。五年前，他筹资流转土地二百亩，分区城种植各种蔬菜、水果、花卉等，带头建设现代美丽乡村。如今，“故人庄” 维形初现，园区分为家畜家禽养殖区、蔬菜、猕猴桃、花卉种植区每天都吸引了不少远近游客前来观光游园。”

黄越江《立村之本靠种植》记到：“目前，元庆村种植猕猴桃 1200亩，种植蔬菜500亩，种植项目以发展精品现代农业为核心，以农业休闲旅游为引擎，以农耕文化为灵魂，以富民为根本，以乡村振兴为目标，聚焦‘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通过联户种植、集中种植、直接扶持、技术培训、示范带动等方式，盘活了大量土地和闲置耕地，为贫困户提供了就业机会，让他们不出门就可以挣到钱，实现脱贫致富。据2020 年统计，全村每户年均收人5万元左右，是20世纪70年代的43倍”。

打工潮的代价是，村里“成了只剩老人和小孩留守的“空巢村”，大面积耕地荒芜，颗粒无收。修文栖霞杂志刊载一首诗：‘寒秋枯草漫田间，边村寥落少人烟;几多荒地无耕主，只怨农夫离家园。’是2014年以前元庆村真实写照。”

社会转型是国人整体观念的转型、文化嬗变、不断超越的创新本领，不是简单在广袤农田建厂、建企业。从任敏《元庆村的前世今生》看到：“打工人员多去经济发达地区，对思想观念转变和劳动技能提高起到很大作用。”可以说，当代，元庆等村民外出打工潮，是改变村民观念的一次现代转型启蒙运动，这场启蒙运动的推手是生存与幸福生活。

《人在景区走 绿色吃住行》是黄亚文是作为第三者描述进村感受。她记述到：“初夏时节，我们应邀来到六广镇的元庆村。众山环绕村寨，道路宽阔，绿荫婆娑，空气中弥漫着鲜花的芬芳，林中的鸟儿婉转歌唱。我们脚踏着路面斑驳的阳光，在充满生机活力的村里徜徉……陪同我们的支书，是个睿智健谈的中年人，他边走边给我们介绍元庆村近年的发展变化。生态产业化、产业生态化明显改善村里环境，促进了生态旅游、农民增收。村支书指着不远处的一幢小楼，有些兴奋地说：‘我们乡村的建设理念就是：人在景区走、绿色吃住行。’李连兵开办的农家乐是村里的代表……我们一路行来皆有目睹，元庆的建设有特色，有江南水乡的韵味。”

可以说，元庆村史是贵州村寨变迁史的缩影。

元庆抒怀

历史是令人感怀的，特别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最为动人。省散文学会作家群，置身元庆其中，睹物激荡时代情怀，是记取历史走来的当代情怀。江跃华《元庆之歌》、贾华《如果云知道》、梅锦珍《心中有片净土 故乡有个元庆》、刘文祥《一起私奔到元庆》、贾华《让我们荡起双桨》、黄亚文《元庆的元气将更加旺盛》、谭继贤《树高千尺也忘不了根》、胡彧《家家户户重生育》、杨涛《万众一心抗疫情》作品，称誉当下时政对元庆村的影响。是以作家情怀书写的历史，是作家们创造的文学作品。

《元庆史话》一书，是贵州省散文学会23名作家采风、考据、撰写的一部村寨历史；是我省第一部村寨史。“史话”这种文体相较于官志、方志，其取材要宽泛得多，只要涉及原生发的神话、传说、典故、遗迹、器物、文献、人物、事件、沿革脉络、当下状态都可以纳入其中，呈多角度、多面向追寻远久与当下事事变迁的、可考的历史与现实的联系。“史话”文体是个开放系统，既可以拓宽其“史话”的边界，也可以多种文体叠加“嫁接”来写。《元庆史话》是一部散文体史话，展现了作家们敏锐观察之眼、准确的历史视角、高品的价值取向、创造性的写作功力和人文情怀，既关联元庆村的过去和现在，亦能看到未来元庆发展变化的方向。

官志、方志，有其一套规范的编撰方式，不讲文学性；《元庆史话》，既是一部史著，也是一部文学作品。不仅记载、总结历史，更是通过大量人物、事件生动反映、推究人们的存在状态和在社会中的历史作用。所记人物、村民的各种困境、感伤、喜怒哀乐，正是文学作品的特质。“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是编撰此书目的之一。

从史学角度看，《元庆史话》创建了一种“互看”方式，历史与今次的互看。看历史之艰，看山乡巨变。这种“互看”来自当代史学观念。作家们撰写历史，不是史料的被动接受者。他们从关切现实生活出发，以自己的精神世界和人生体验融入探究的历史世界。由现实生活一些因素触动，将自己的目光投向一片暗寂的过去，获得现实的光明。

从文学角度看，许多人物、故事、生产生活方式变迁，构成了《元庆史话》文学性基础。主文是叙述，是站在中间立场的客观描述。一些含而不露的褒贬，经文学手法传递出来，引人思考。人物形象塑造方面，看到许多有笃定个性、一脸确信的人物形象，写出人物的精神性具有可视性，详确动人。细节是事物演化的证据。细节描写，是文学作品塑造人物精神性、描述村寨变迁生动的主要着手点。从史学角度看，细节是被忽略的；对于文学，细节却是作品深刻、生动、不可或缺的，是“史话”可读性所在。语言艺术方面，作家引用史料时，较好处理历史语境与当代语境的衔接过度，抛弃铺张排比、过度修辞，行笔呈现淳朴结实、疏宕从容、变化多端、富于生气的审美景象。许多文章结尾部分的论赞，是作者作为评论者的出场，是身置其境的由衷表达。

说个偏见，文本中不时看到一些过时的表达，窃以为是文本的一点瑕疵；值得注意的是，所记人物集中在清末、民国和改革开放时期人物，除江跃华《教育基地忆先烈》一文记录解放初勾结土匪反动势力的李永芳、胡高荣《岁月如歌》一文记录生产队长郭华科正面人物外，缺少记录前30年影响元庆村民间生活正反两面的人物和事件，是为不足。当然，整体上看，瑕不掩玉，我们在《元庆史话》中看到作家们活的心灵、史学学养、创造性劳动、遒劲笔力和饱满的创作激情，这些都是难能可贵、出彩的。

总之，《元庆史话》是出彩的。出彩之一，用当代散文体、散文语言书写历史，有别于常见历史散文的编年体、杂言体、纪事本末体、 紀传体，是一种当代的、新的写作范式，扩大史话文体边界，丰富史话文体种类。是贵州省散文学会的首次尝试；是贵州第一部村寨史书、贵州第一部散文体史话；《元庆史话》出彩之二，在非同质化。写出了元庆村独具的历史，有别于修文县其他邻村、邻乡镇的历史，凸显元庆的异质和辨识度。作家从静态文献、遗迹、器物、口述史为起点，重墨各历史阶段人物、事件、生活的元庆状态，活态《元庆史话》；出彩之三，作家们发掘的村寨史悠久，故事多，看点多，其过往与当下对比冲击力强；出彩之四，在作家们有活的心灵，写出了活的历史！

2022年8月5日于筑甲秀楼  

作者成丹，笔名罗宾汉，贵州省散文学会散文理论专委会副主任。

编审：刘禹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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