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许志强

　　日常生活的巴洛克式画卷

　　长篇小说《比利时的哀愁》是一部“史诗”级别的大厚书。它的作者雨果·克劳斯（Hugo Claus, 1929-2008）是比利时诗人、导演、剧作家、小说家、画家和评论家，才华横溢的跨界多面手。在《内心活动》（黄灿然译）一书中，库切评论他的创作，将《比利时的哀愁》誉为二战后最伟大的欧洲小说之一。这部中译七百多页的沉甸甸的作品，挥洒画家的笔触和诗人的感兴，无疑是这个疫情肆虐的冬春最佳的读物之一。李双志的译笔也很出色，读来让人享受。

　　《比利时的哀愁》写的是二战前后的比利时，比利时弗拉芒语区，主人公路易斯生活的小镇瓦勒，路易斯外婆家的小镇巴斯特赫姆，还有他的寄宿学校所在的西佛兰德省，等等，套用福克纳的话说，作者写的是地图上邮票那般大的故乡（比邮票其实小得多呢）。那还是教会控制国民教育的时代，是四轮马车和蒸汽火车并存的时代，是小镇的风俗尚未被发达的通讯技术稀释而全球化的微风已经吹拂的时代……简言之，是凡事都从乡土社会的窥视孔瞭望，但年轻人开始喜欢美国的电影和爵士乐的时代。仿佛时代的灾变和战争风云永远都是外来的——拿破仑的骠骑兵或纳粹德国的坦克师，突然间跨过金色画框的国境线，要将这幅田园小镇的风俗画撕个粉碎。

　　小说专注于风俗和日常生活的视觉呈现，是散发着浓郁的时代气息的风俗画，嚣骚、幽默、乐生、坦诚，是描绘二战前后弗拉芒语区的一幅历史长卷。

　　作品以战争为背景，却不写大事，不侧重悲剧。我们看到小镇的众生相，婚丧嫁娶饮食男女，和别处似乎并无差别。我们看到修女主持的寄宿学校，男生的秘密社团“使徒会”；我们看到路易斯的祖父家和外婆家，布尔乔亚市民每日上演的剧目，包括战时的表现，透出张爱玲所说的那种“兴兴轰轰”的劲儿，在“被践踏的祖国”他们打牌、吹牛、通奸、吃喝、恋爱、争吵；我们看到，在一幅人物众多的大型风俗画上，每个人物都是主角，都在讲述自己的故事，而每个故事都像雨点落进大海，加入循环……这幅日常生活的画卷是一种巴洛克风格的描绘，信笔挥洒，泼辣生动。海量的细节令人耽溺。叙述如此丰富，富于谐趣。语言和结构并非如我们第一印象所认为的那样有欠考究，而是像鲁本斯的巨幅画作，斑斓之中有着细致浑厚的肌理。

　　早熟而孤独的孩童视角

　　这部描绘特定时代和风土的巴洛克风味的“成长小说”，让人想起二战后涌现的一些创作，也都采用家族编年史的框架，如君特·格拉斯的《铁皮鼓》、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萨尔曼·拉什迪的《午夜之子》、阿摩司·奥兹的《爱与黑暗的故事》等。在这些长篇作品中，孩童的视角被置于一个突出的位置，显得有些过于早熟和孤独，这一点迥异于传统成长小说的模式；它是受到存在主义思潮的影响，对成人世界采取一种怀疑、抵制和不合作的态度，以桀骜不驯的声音主宰叙述。这种叙述从一开始就是自我分裂的，奇怪地睿智，奇怪地清醒，奇怪地天真，同时也导向某种综合。换言之，它总是呈现一定比例的奇幻和一定比例的写实主义，总是渗透孩童的梦幻和视觉，以及富于洞察力的艺术家的那一份悲悯和幽默。

　　这个主人公兼叙事人看到的世界，因而是一个热切地关注和旁观的距离所造成的喜剧性世界。也就是说，即便是严肃的、接近悲剧性的内容，也会以福楼拜的那种细致冷静而不乏轻谑的笔触展示出来：

　　“突然，路易斯透过灌木丛看到了他母亲。她穿着一套他从来没有见她穿过的优雅的米色套装。她也和他一样，是在别处换的衣服？在艾尔拉工厂里？她用一把闪闪发光的金属勺子舀了榛果冰激凌放进嘴里，她转着舌头舔掉一半这个绿甜品，同时把这把发光的勺子送到了一个男人的嘴唇边，一个四十多岁，短头发，长鼻子，穿着白色短袖衬衫的男人。这个男人用牙齿夹住勺子，妈妈大笑，试着拔出这把让男人变成长嘴鹭鸶的金属短棍。”

　　路易斯撞见母亲和她的德国老板有染，这个场景获得细致有序的描绘。书中这样的描写不胜枚举，通过一个孤独的孩童的声音，似在提出这样的问题：

　　面对生活的真相或耻辱，该用怎样的语调和语言报道见闻？尤其是这种生活的耻辱不可避免地要和历史的耻辱掺杂在一起，即，身为比利时的中产阶级的儿子，不仅要在战争年代，而且要在和平年代或日常生活的时时刻刻去面对自身的历史，面对被压抑的弗拉芒语的梦呓，诸如此类，一个自诩为年轻艺术家的孩子该如何去做出反应？

　　《比利时的哀愁》以其尖刻的质疑提出这样的问题。本来这只是一个有关艺术家成长的故事，而当故事被置于历史语境加以描绘时，有关国族/乡土的文化意识形态的思考就成了一个必须正视的课题了。

　　正如俄国作家阿·弗·古雷加指出，“一个民族所处的地理位置，是其历史生活的组成部分”，比利时的地缘状况造就了它的小国寡民的历史和现实的处境。在政治和文化方面，它一会儿被日耳曼人梳妆打扮，一会儿被法国人调教熏染；处在两大强权的拨弄之下，其脆弱的独立性总是岌岌可危。雨果·克劳斯的小说不仅写出了那种显然薄弱的独立性，并且牢牢把握住“小国寡民”的全景透视画的基调，即，投注于那片弱小的故土之上的真实的悲悯和幽默。同时，个体独立性的意识被作家赋予极大的权重，仿佛通过艺术想象的努力，在诗性真实的意义上，这种个体的独立性就会给国族的独立性以有力的支持和承诺似的。

　　小说如何艺术化地处理“社会新闻”

　　这部小说细品之下是有点怪的，篇幅这么长，其叙述却不是被情节推进的，而是发酵出一个个五彩气泡似的东西。换言之，在摒弃常规动机的同时，实现一种叙述的膨化结构。这种空间化叙述或叙述的膨化结构，似乎最能代表雨果·克劳斯对长篇小说的一种构想。实际上，它并不是当代艺术家从事的新实验，而是欧洲小说在过去三个世纪里刻意经营的一种属性，即小说如何艺术化地处理“社会新闻”的属性。小说不是传奇。小说更接近于流言和琐事的报道。雨果·克劳斯试图把这种特性加以发挥，将其特有的塑化能力再作抟揉拉伸。可以说，《比利时的哀愁》诠释了小说的一种定义——它是一部由“小事情”敷衍而成的“史诗”。

　　从这些虚构的“小事情”的叙述中，我们看到对生存的肯定。雨果·克劳斯喜欢被他描述的一切事物，尤其喜欢描述食物和衣料，气味和质地，喜欢视觉中构成形象和色彩的东西。这个膨化状的被描述的生活空间，散发出温暖、乐生的能量，具有心理的治愈力，证明历史虽不堪回首却总包含生存的努力和欲望，而这正是小说能够提供的一种超历史的价值。

　　《比利时的哀愁》名为“哀愁”，实质是一部喜剧。喜剧并不意味着严肃事物的对立面。一个喜剧性的逐渐解体的世界，也会成为生死转换中一切可悲可怜可叹可敬的人和事的纪念。文学是一种纪念小事情和小人物的仪式。我想，读过这部小说，我们不会忘记路易斯的父亲斯塔夫，那个嘴里含着糖果的印刷厂老板，不会忘记阿尔曼德舅舅、维奥蕾特姨妈和残疾的婆妈妈，更不会忘记路易斯的母亲，那个风月俏佳人，她的名字叫康斯坦泽（意为忠贞不渝），但我不认为这个命名是讽刺……

　　《比利时的哀愁》出版，填补了弗拉芒语文学译介方面的不足。随着雨果·克劳斯的小说译为汉语，弗拉芒语区的文学景观便将和他一起进入我们视野，诗人圭多·赫泽拉、小说家赫尔曼·特尔林克等，这些我们感到陌生的名字在小说中频频出现。谈起二战后的欧洲文学，现在就不只是有君特·格拉斯、伊塔洛·卡尔维诺、费尔南多·阿拉巴尔等，还有雨果·克劳斯，足可与他们比肩的一个作家。

　　（作者系浙江大学中文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