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 郑怡臻 人文清华讲坛

今年暑期档可谓是“爆档”，大家纷纷去享受电影的魅力。其中，大火的《长安三万里》、（以下简称《长安》）《封神第一部》（以下简称《封神》），还有国外引进的“芭比“，都算是老IP。它们通过电影改编重回大众视野，引得很多人直呼“爷青回”，又有好些新看头，让人惊喜连连。

今天我们讨论的主题就是：当对传统 IP进行影视新编，如何才能贴合现代观众的需求，从而使传统题材焕发新的生机？我们一起来听听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北京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尹鸿教授的剖析。

本期嘉宾

尹鸿

影视传播、大众媒介与文化产业研究著名学者

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现任中国电影家协会副主席

兼理论评论委员会会长

李莹

清华大学传播学博士

清华大学影视传播研究中心科研助理

以纪实影像传播研究为主要研究领域

张口就来的古诗，依然离我们很远

尹鸿教授表示，《长安》和《封神》面临的市场情况不太一样。《封神》一开始给绝大多数观众的期待感不高，原因可能是电影行业在“封神榜”这个大IP上曾有过一段产品良莠不齐的滥觞时代。那时有些影片的质量配不上 IP 本身的价值，留下很多遗憾。所以《封神》刚上映之时，宣发并不给力。市场对产品可能已有了一定的戒备心，观众会担心它又是一个“高概念“但其实空无一物的视效大片。不过看了以后，发现它扎实的创作和叙事能力还是能吸引住很多目光。所以在上映以后，《封神》的口碑上扬很明显。

反观《长安》，它虽然也是传统IP，但面临的问题和《封神》并不一样。《长安》需要跨越历史和观众之间由于陌生而带来的距离感，这项任务实际上更艰巨。乍看上去，李白是谁，谁不知道？但其实那些诗性的东西，离现代人的生活是比较遥远的。虽说那些诗句本身人们都耳熟能详，但是电影要怎样通过一个通俗叙事，来让诗句不仅仅是死记硬背的字句，而变得生动、有情感、深入人心呢？这种认知的改变其实是需要很仔细的编排才能实现的。

传统IP有超越时空的力量

尹鸿教授介绍，前些天他还与追光动画以及电影家协会开了《长安》的座谈会。在座谈会上他与几个导演交流了一些他自己的感受。他认为《长安》做得最好的一点是，紧密地抓住了传统文化在文本之下的精神内涵。电影告诉了观众，那种传统价值观的精神内核本质上是人的精神，是一种人文主义语境下的精神。这种精神通过诗词传递到今天，依然能让人们在读诗的时候，对那些古往今来人们在人生中都会面对的人生命题作出回答。我们如何去解决“人”的问题、我们自身对生命的问题，以及我们跟他人的关系……这些问题在每一个时代都是共通的。这种传统所具有的超越时空的力量就是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而对人生问题不倦的探索与答复，正是我们能够通过诗歌以及神话传说去感受到的真正深入人心的东西。国外的一些知名文化IP，像莎士比亚的作品也是一样的。它们都具有能够传承千年的、打动人心的人文核心。

除了电影本身的“现代性”，它也确实引发了一个文化现象。《长安》不仅激发了观众在影院里面背诗的风潮，也带动大家回去以后读唐诗，教孩子，观影后的“唐诗热”有点带劲。人们会继续问，你背了多少诗？背唐诗变成一种文化现象。

从形式上来讲《长安》创造了一种诗歌与动画电影结合的形态。过去类似形式的电影，比如百老汇音乐电影，是用音乐来传达心绪，但是《长安》是第一个用诗歌形式传达角色大量情绪、对白状态、情景、内心感受的电影，这在电影形态上是一种创新。当对白大量用诗歌来表达，又有点像中国传统的戏曲，但是戏曲节奏太慢，《长安》则处理得很好，使之符合了年轻人的观影节奏需求，它创造了诗歌动画电影的另一种形态，这也是传统文化对当今人文表达形式的启发。

跳出宫廷文化，传统IP怎么讲故事

有关电影的精神内核，尹鸿教授认为最重要的还是 “现代性”。他认为从《封神》到《长安》，包括前两年的《哪吒之魔童降世》、《西游记之大圣归来》，我国古典文化IP改编的核心都在变得青春化。过去历史剧本题材基本集中在前朝或是后宫，以传统家庭礼教文化为主，讲述的多是有人忍辱负重、按礼教秩序来进行博弈的故事。但这类故事在走向年轻人的时候，往往被认为是落后的、封建主义的。而当下这一批真正获得青年人认可的传统故事改编中，很多故事都具有青年文化、亚文化的特点，是反权威、反强权、反体制性压力的。比如《封神》，它的故事具有非常强的叛逆性与反抗意味，包括“哪吒”的“我命由我不由天”，它们其实都带有一种强烈的青春色彩。

《长安》在这方面也如此。整个故事虽然好像是老年高适在回忆，但实际上大部分讲述的都是他们的青春岁月，还是仰天大笑出门去的少年状态，讲述的是那些豪情万丈的时候。《长安》实际上打动观众的的不是诗，而是诗代表的浪漫主义，那种超越世俗、超越当下的情怀。《长安》的青春剧情有一种浪漫主义的内核，是正属于年轻青春的那种浪漫。通过电影，我们感受到人性当中 “本能的”浪漫主义。它不是宽泛的宏大叙事，而是根植在人的天性本身之中而不经意间流露的自然洒脱。所以电影最后说：“有诗在，长安就在。”其实，因为有了这样的浪漫，国家的精神也会因此而在，人的灵魂也就在。

电影中有“朝辞白帝彩云间，千里江陵一日还”，那是诗人对时间、空间超越个人视野的浪漫化理解。他把浪漫主义置身到了一些人生的状况和境遇当中，所以诗词里的情感表达是非常自然而然和顺理成章的。因此，我们后人读古诗的时候，比如读《将进酒》，就会感受到诗词的风格就像是李白的性格。在那种豪情壮志的状态下， “呼儿将出换美酒”，是非常有情致的。电影现场这几段剧情，观众在画面和音乐的加持下，很容易就进入那种豪放的情绪之中。

浪漫是超越时空的，这一点也直观地影响我们的审美心态。这部电影里的浪漫主义情怀不是过去文人的那种克制的状态，而是被大力地渲染出来。《长安》本身画面上使用大量绚烂的色彩，在氛围的营造上也着力渲染了青春豪放的气息，既有鹰击长空，也有万马奔腾。这部影片呈现的绚烂的活泼状态就是一种传统文化的“现代化表述”。它让传统文化不再高高在上，而是回到了每个人的心灵上，回到了青年青春的立场上，回到了人性的立场上。

时代审美趣味：烟火人间和浪漫文脉

除了这种浪漫奔放的东西之外，《长安》还有一点很打动尹鸿教授。很多年轻观众应该也会觉得，《长安》这个故事在某种程度上呈现了当代人的一些精神困境。比如高适很大程度上代表了东亚人的一些苦逼的、从小就是做题家的那种循规蹈矩、压抑自我的状态，在故事里再和李白豪放恣意的性格放在一起呈现，会让观众很受触动。这两种状态其实是文人生活状态的的两个集合。一种是脚踏实地地干活，但却总被人忽视。另一种就是有些轻狂却自由随性。在电影里这两种状态借由两个人物呈现出来，是为了形成剧情上的对立。实际上每个人也不是只有一面的。电影制造了有差异性的人物，而我们看到这些人物的时候，是能在这些人物差异之中找到自我不同的追求的。故事里既有那种跟自己很像的部分，又有自己很想成为的的那种人生的呈现，就会让观众非常有感触，也有思索。

但另一方面，尹鸿教授认为高适的状态也未必就是特别苦的状态，其实高适也是很浪漫的人。高适未必不快乐，反之李白也有很多不自由、不快乐，不论是他的性格使然，还是他的疏忽，他也有很多对于自己的人生走向无能为力的时候。他们各自有各自的痛苦和闪光点，是很辩证的。

最后，尹鸿教授指出，电影呈现出了在古代的文化环境下，文人同悲的地方。就像李白写的“天地一逆旅，同悲万古尘”，是一种面对人生短暂的同悲。更加有代表性的是，他俩作为文人，满腔的学识最后还是要服务于帝王家。即使如李白一般豪放、不顾一切，他也是要服务帝王。即使他可能在政治上比较幼稚，甚至不幸，但时代塑造使得他还是要有一个政治抱负。这其实也是我们中华文化里，尤其是以儒家文化为代表的精神里面相对比较积极的、入世的部分。简而言之就是：读书是为了促进大家积极地想要去做一些实事，为自己与社会做出一定改变。所以如果是往一个比较积极的方向去想，这种抱负在古代的环境里面既是文人的“同悲”，也是“同喜”，因为它其实也是一种在等候改变发生的期待之情。正因为这种“同悲同喜”的不可分割，两种截然不同的人生的故事线，其实也自洽。

在很美的诗词文本和画面中，在这两个人物故事相辅相成的叙述下，看完电影时，我们每个人都对自己达到了某种和解和激励，这是《长安》，也是传统文化特别打动人心的地方。

原标题：《尹鸿独家专访：《长安三万里》《封神》何以大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