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剑平：我觉得，做这个访谈很难。您是长辈，与我父亲同岁，又曾是《花溪》杂志的副主编。我调《花溪》当编辑时，您已退休，没做过您手下，我觉得很遗憾。说不定，在您的调教下，我可能会有点出息。袁政谦、张永龙、和国正、高晴、戴冰，与这些前辈、老师共事，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不少东西，也很愉快。现在，这些人退的退、调的调，只有我还坐在编辑部办公室。《花溪》杂志已不由我们承办，从实际到形式，我都是最后一个编辑。您作为这个杂志的副主编，对《花溪》的命运想必也有诸多感慨。

廖国松：你说你做这个访谈很难，其实，我也很尴尬。而且忐忑不安。我从来说话嬉二不嗤，一到正儿八经的场合，半句话说不出来，只有“哑雀”。再说，这一“访谈”，无形中就将受访谈者拔高了，说实话，我真有些经受不住。本地有成就的作家不少，年轻有为，无论如何也轮不到我一个无甚成果的老者来侃天阔地。可这个访谈是人家约稿，推了半天推不脱，无奈，也不管它访不访谈不谈，你我也无须正襟危坐，只当是平时胡打乱说，能拿去填充版面就阿弥陀佛了。

你说你的第一难，是因为我与你老爸同岁，是长辈。我都要笑出声来了。我从来不愿人家将我当作长辈对待，我平时待人也是无老无少，在单位，我将低我一辈的谌宏微，曹琼德呼作谌哥曹哥，一旦被当作长辈，我就不自在了。

你说你做《花溪》编辑时我已退休，觉得遗憾，没得到我的调教。扯！我想说，幸好你到《花溪》时我已经退休，否则，准将你带“坏”！弄画的颜冰常对人说，就是我将他废了，不务正业，常跟着我打音箱、听音乐、扛十字镐满山遍野挖桩头，连编辑部的同仁袁正谦和国正，也都未能幸免，张永龙若不是视力不好，上山找不着路，早都被拉下水了。我能“调教”你什么？有人将我唤做编辑老师，我感到别扭，我不太相信，当编辑的能指导人写作，写东西是个人的事，全靠自己的悟性，好的作品，编辑的“润色”，不过皮毛而已。此话或许说得有些过头，但确实是多年来的感受。编辑主要的素质，其实就是眼水，见识和发现。

《花溪》停办，是在我退休之后，对于一个在刊物忙活近二十年的“老鬼”，心头自然不好过。不过，以其为了生存，将其办成一个“时尚”性的刊物，违背其初衷，不如不办。当然，这不是我们能左右的，只要在职时，我等没白混，心里也就释然了。只是，没有了《花溪》，贵阳的青年作者失去了创作园地，这不得不说是一件憾事。但话又说回来，据说当今贵阳的青年作者，写诗写散文的居多，写小说的少之又少，一旦刊物办起来，又用什么去充实版面呢。

王剑平：当年《花溪》发过汪曾祺、史铁生等人的作品，您还到北京等地向铁凝他们组稿。整理旧杂志档案时，我看过当年发在《花溪》上的很多东西，诸多小说、诗歌，无论是思想性还是文本的实验性都很前沿，就是放在今天也不“过气”，比如史铁生的《午餐半小时》。这也让我想起得过诺奖的德国作家海因里希·伯尔，后来的评论家认为，这个作家之所以“过气”太早、不为人知，是因为他这类作家关注的往往是社会层面问题，一旦问题解决，他们几乎就淡出了文学。但《午餐半小时》这类作品现在也不“过气”，这个考验的是编辑的眼光和水平。据说《午餐半小时》，曾是当年一些刊物的退稿；铁凝发在《花溪》的小说也获得过全国短篇小说奖，作为老编辑，您当年怎么判断这类作品？

廖国松：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花溪》着实发表过在国内有一定影响的作品，包括你提到的史铁生的《午餐半小时》，可惜当时我还未调入《花溪》，只在编辑部隔壁的市作协打工，详情不甚清楚，《午餐半小时》是余未人，张永龙他们编发的。史铁生倒是见过。一九八二年，我去北京约稿，找到史铁生，记得当时他还住在雍和宫对面的一幢当街的旧屋，是不是还坐着轮椅记不得了。大概《花溪》因发表《午餐半小时》等作品受到过责难，唯恐新作又会给刊物带来新的麻烦，他对我的约稿不置可否。给我的感觉，史铁生是个极有个性的人，习性温和，骨子里却有一股子孤傲。

    说起那次约稿，还让我想起两段题外的趣事，是时我刚调进《花溪》，充其量算是个见习编辑吧。给我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到北京和上海约稿。为了提高刊物的质量和知名度，约稿的对象皆是国内有知名度的作家，名单和住址都是余未人他们拟定好的。到北京的第二天，我就去造访因小说《人到中年》而闻名的谌容。那时没手机，我又无对方的座机号码，只得硬着头皮找上门去。时逢中午，正是午餐或午睡时段，不便上门打搅。为了消磨时间，我只得在大街上闲逛，来来回回不知走了多少趟。北京的八月，烈日如火，烤得人大汗淋漓，口干舌燥，实在走不动了，乡下人进城似的，在沿街的一处石阶坐了下来。两小时后，总算在谌容家中喝到了一杯凉茶。谌容是四川人，得知我来自贵州，夸我的普通话说得好，还以为我是地道的北京人呢……

    第三天造访沈从文先生，如今已记不得确切的地址了，好像是一幢平常的单元楼。来到楼上沈老的家门口时，只见门上贴一纸条文，意思是沈老年迈多病，无力会客，谢绝采访云云。我在门前踟蹰了半天，伸出的手又缩了回来，最终还是下楼走了。看来，我这个见习编辑，约稿还是缺少点“韧性”。不过，那时采访沈老的人多，想必老人家招架不住，也是不得已而为之。我若唐突敲门，岂不是大无礼么？再说，就我这副模样，人家还以为是湘西的土匪上门来了……顺便提一下，那年头上门约稿，都是空手空脚，从不知要带点土特产什么的。

    找铁凝约稿是一九八三年的事，那次我是随彭钟岷去的，因老彭是《花溪》的副主编，约稿自然比我有分量。那时铁凝还住保定，只记得她家里摆设朴实而简洁，很有格调，交谈后，才知她父母都是搞艺术的，父亲是油画家，叫铁扬。铁凝当时不过二十四五，对两个来自边远地区的贵州人格外热情，没费多少口舌，很快就允诺了我们的稿约。末了，她还让我们欣赏她父亲的油画风景，这些画，给我的感觉，就是四个字：别具一格。

    回贵阳不久，铁凝寄来了她的短篇小说《六月的话题》，很快在《花溪》刊登出来。一九八四年获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作为小说的责编，我不过动了一两处笔误而已，无须有多少判断力，此前，铁凝的《哦，香雪》已获过该奖，名噪一时。再说，与平时接触的自由来稿相比，铁文明显高出许多，哪个编辑看不出来？比不得余未人张永龙他们编发《午餐半小时》，是从自由来稿中挑出来的，发表这样的作品，在当时，除了判断力，还得有胆识。如今，三十六年过去，我已记不得《六月的话题》的具体内容了，当时的感受就是，与作者以往的小说相比，叙述的层面上，多了些机智和质感。如果这也算得上是判断力的话。哈哈。

    你说有些评论家认为，伯尔之所以“过气”太早，是因为其人关注的往往是社会层面问题，一旦问题解决，他们几乎就淡出了文学。我想，只要作品在当时能产生社会反响，即便“过气”，也值了。有几个人能领风骚三百年。

王剑平：做您的访谈，我有压力的另一个原因是，盆景、古董、武术、音乐、美术、书法、摄影，甚至打家具、做音响、刷油漆您都会，仅文学创作这一块，小说、散文、诗歌，包括古体诗您都有涉及。戴冰打趣说：别问他会什么，要问他不会什么。我见过有人从外地抱着古董请您鉴别，您一眼就能识穿；张永龙老师还专门和我谈过你的书法；工学院的美术老师、评论家邹欣，第一次看您的油画便赞不绝口；幺哥对您的一指禅“神功”佩服得五体投地，多次向我求证。我看您的小说《牛》，写一头牛顶死一只豹子，第二天又跑到老地方，再用牛角以同样的姿势死死抵往那块大岩石……再如还有一篇，我记不住名字，写一群画家安营扎寨，远远地画一个漂亮的小村子，画了几天，大家越沟、翻山进寨，发现这个小村子竟空无一人……这些小说构思简单，情节也不复杂，看后却让人无所适从，我读后有很强烈的“失重感”，其寓言性更是不言而喻。在我的阅读视野范围，您同龄段的作家几乎没这么写小说的，我也感慨，您若不是生在贵州，可能会有另一种结果。何光渝老师给我们《贵阳三十年文学读本》写序时也说：贵阳作家都很低调。您是怎么看你们这代作家的？以及地域对一个作家的影响？

廖国松：戴冰胡扯，他是在“颠兑”我，逗起闹的，别当真。我爱好多，读书也杂。但除了写东西，其他都是在玩，玩得深浅而已。好玩的东西多了，可以消除烦恼。至今我还在感叹，与戴明贤同居一个院子十多年，咋就没想过向他老兄学刻印的手艺呢，都去玩桩头弄音响去了，悔呵。好在我在玩某种东西同时，一定要找有关的书籍来读，求得些知识。当然，有时不免纸上谈兵，“麻”人的。说个笑话给你听，一次，单位宿舍抽水的泵坏了，找人来修，我临时找了本有关水泵的小册子，背得几个机器型号和零部件名称，便去与修水泵的师傅闲聊，现炒现卖，对方还以为碰上了“内行”，不敢随便抬价了。

    我写小说，完全是因为“无奈”，一九八二年之前，我弄诗，从未想过要写小说，因所在部门与《花溪》编辑部比邻，常与那里的人闲聊，摆谈中他们知我读过不少小说，还有点见地。那时《花溪》来稿堆积如山，编辑们看不过来，余未人便让我帮他们看初稿，见我推荐的稿子上刊率渐多，干脆就将我调到编辑部，堂而皇之做起了小说编辑。写诗的人做小说编辑无底气，尤其与小说作者谈论他们的稿子时，总会感觉对方的那种不信任的目光，于是，咬起牙关拼命，半个月熬出个名为《手术》的短篇。戴明贤读后，推荐给《山花》，竟然发了头条。至此，一发不可收拾，两三年间，弄了一二十个短篇，诗也不写了，在贵州诗歌界销声匿迹。

    我写的小说，大多取材于我在勘测队时的所见所闻。由于当时受现代派潮流影响，加之“文革”时，在几本一九六三年出版的《现代文艺译丛》中（此刊系内部刊物，也不知哪个从何处偷出来的），读过关于卡夫卡、贝克特等人的评论，而我本人从来喜欢“作怪”，便在故事中弄了些象征、隐喻、变形之类。有人说我写的小说几乎每篇都有荒诞成分，说句实在话，有的荒诞，我也不知要表达些什么，只觉有点意思，至于什么意思，自己也说不明白……可惜，作了多年的怪，也就只那点点能耐，小说格局小，缺少现实和历史的背景。不过就是陈旧的叙述，欧•享利式的结尾，加上一点“诡气”的故事而已。此类小敲小打的玩意，或许只能在圈子里“自娱自乐”，无论生在何处，我也不会有多少出息。

    你问我是如何看我们这一代作家的，这个问题太大，就我的这点水平，实在答不上来。就说说我们小说组这帮人吧，自身都是写小说的，本职工作做编辑，写东西只是业外的事。也不知是不是上辈子修来的福分，竟然将几个意气相投的人聚合在一起，尽管习性各异，但彼此相处，直来直去，从不“弯弯绕”。即便为什么事争得面红耳赤，不打紧，转眼没事。重要的是，为刊物着想，只论稿子不论人。就算你是名家，有失水准，也不能见刊。张永龙退了北京一位老作家的小说，对方非但不怨，反而写了封信给他，说你好……有一次，主编转来上级主管部门一位头头的文章，此人过去也是搞文学的，都是熟人，但因文章的内容与刊物的文学性质不甚相符，余未人还是将稿子退了回去。主编搔脑袋，说“恶人”只好由他来做了！有个仁兄，表弟是写小说的，当年因对初现苗头的“关系学”不满，曾对他怨言，说你我之中，将来有人能当上个编辑就好了。待他真的做了编辑，表弟从不来稿，他也不去约稿，都怕对方为难，装憨，书呆子呵。

    做小说编辑的，至少可以锤炼自身的业务素质，怕就怕在以个人的所好来判断他人的作品，好东西打脱了。客观地说，这些人都是当时市里的重点作者，我不敢说他们的作品如何了得，但都有自己的套路，张永龙的犀利、余未人的细腻、袁正谦的凝淡、和国正的雅俗，各有各的风貌。这个年龄段的人，其人生经历，都经受过生活的磨练，付诸笔墨，自然不会出现顾影自怜的伤感及浮华矫饰的气味。他们的作品，本质上都是现实主义，浸透出作者对历史和现实的关怀。

    由于长年生活在这个边远之地，作品自然会受地域影响，即便你不刻意去追求乡土色彩，其地域情结，也会从作品中透露出来的。有时我想，这种地域情结，会不会影响作者的视野，我也说不清，要不你去找和国正，听他养的画眉叫几声，看看能不能听出点名堂来？说我们贵阳市的作家低调，只要你不想高调，岂不就低调了？这几个人，除了编杂志写东西，都有各自的业余爱好，图的是自在。不太会将自己当回事，也不太在意什么“名声”“影响”之类，实在要说张扬，我“廖老伯”算是最“习冲”的了。

王剑平：我读过您写戴冰、杨骊的评论，和一些专业理论家比，您的评论也有对西方现代主义理论的阐释，但我更喜欢您这种带有个体体验性质的评论。最早听说您，是因为您的诗歌。老实说，我没好好读过您几首诗，这和我不敢写诗、读诗少有关。直到二O一五年，集中读您写于上世纪六十年代那批情诗，其意境的空灵自然、语言的干净利落、韵律的优雅从容，无不令我大为惊讶。那一批诗作，就是放现在也极好，当年诗歌界的“三廖一张”果然名不虚传。当下有种说法，文学以诗歌成就最大。我也有个私下看法，当下文学以诗歌最滥，特别是“梨花体”盛行以来，“口语化”很多成了“口水话”。作为诗人，您怎么看当下诗歌？

廖国松：除了戴冰和杨骊，我还写过有关何士光、唐亚平、谢挺、黄冰的文章，严格地说，称不上什么评论，也只是编稿后的一点心得。早年读书，特喜欢卢拉察尔斯基《论俄罗斯古典作家》中的那种“调调”。不过弄巧成拙，我误将这种“调调”当成是一种“架势”了。我有个毛病，有时有点华而不实，比如学打羽毛球，注重的是握拍，击球的姿势，一上场，先亮出“架势”，至于输赢与否，反倒是其次的了。将这种“架势”用到文章里来，难免有装腔作势之嫌。你们不是常常调侃我“弯酸做作”么，没错，是有一点点。

我是初中时学写诗的，直到一九五九年，才在《山花》发表第一组短诗。我写的诗，多为八行一首的田园小吟，诸如“鸭脚板拍碎塘面的薄冰，白水中沉下昏昏的日影”之类，看似清新，却没什么分量。大多发表于《山花》。责任编辑是沈耘和陈佩芸。那时的作者，极少称编辑为“老师”，皆称“同志”，有时干脆就直呼“老沈”（难怪后来有人叫我“老师”我就不自在）。沈、陈二位对我很严格，退稿是常有的事。我至今还保存着几封当年他们写给我的退稿信。

一九六二年，我在距青岩八公里的谷通寨当代课老师，某日，老沈大清早从贵阳赶来看我（其间还步行了八公里土路），说是来了解业余作者的近况。五十七年过去，还没忘记，摆谈中，他批评我当时在乡下写的诗，只是用文字来“写生”山乡即景，美是美了，缺乏内涵……那时困难时期刚过，老沈只喝了几杯白开水，饭也没吃上一口，便匆匆回城去了。往事如烟呵。

你提到的那十来首情诗，都是旧作，写于一九六四至一九六八年之间，那年头“阶级斗争为纲”，这样的东西，被视为“抽屉诗”，只能悄悄写给自己看，若流传出去，那是要惹事的。如今还有几个人喜欢，也当是对逝去青春的一种补偿吧。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跟着“朦胧诗”糊弄了一阵子，写小说之后很少写诗了。因此对诗歌界的状况不甚了解。有人说当下文学以诗歌的成就最大，或许有他的道理。说它“最滥”，“滥”就“滥”在现在写诗的人多。年轻人写点诗，总比他整天去追求“享乐主义”好嘛，一笑。重要的是，几十年来诗歌的发展，无论在表现手段和思想内涵上，都有新的开拓。有着更多的人格魅力和寻求艺术真谛的品格，这是过去我们那一代写诗的人很少出现过的。

口语入诗历来就有，郭沫若就狂叫过“我是一只天狗呀”之类。当代的口语诗，我看是从“朦胧诗”“蜕变”而来，从某种层面看，是不是对前者的一种“反省”。口语诗是随着社会的变革应运而生的，它直截了当，明白畅晓，接地气，无丝毫晦涩之感。其思维的方式，尤其是诗歌语言的运用上，都有新的探索（当年我对伊沙的《饿死诗人》叫好，还引起几个人的侧目，看来，我还不算太保守吧）。

好的口语诗，必定富有诗意，耐人寻味，引人联想，缺少这些因素，它就不叫诗，只能是一般的口水话而已。将一般的口语写出诗意来，那是需要功力的，比过去的抒情诗难写多了，不信你试试！现在所谓的“口水诗”，因其“媚俗化”倾向，随时代的变迁，终将会被人们忘却。如果说它还有一点价值的话，那就是在未来文学史家的笔下，当作历史上存在过的某种文学现象。

王剑平：近两年，您出了两个散文集，《时间的笔触》、《旧时人物》。前者写您学画的事，后者写身边人物。无论是写画画的经历还是身边人物，实际上，写的都是您经历的时代，写那个时代背景下的人，写他们不可左右的命运。读这两个散文集，和读您的小说不一样，我内心深感恐惧。您的散文与小说有着明显区别。我认为，不该功利性地给文学强加实用功效，文学就是个体内心的东西，其他意义且由阅读者赋予。有评论家认为：中国当下文学的意义，或许不在于审美，而在于启蒙人对生存环境的思考；也有评论家强调文学的社会担当，提倡“写实”现实主义。文学观点当无是非，结果看的只是作品本身，您的散文务实、小说务虚，这两个观点似乎都能靠上，您文学创作的出发点是什么？

廖国松：本来说好是来闲扯的，你的问题如何越来越“作古正经”了？尤其涉及理论问题，连我自己也不甚明白。老年怕用脑，累人。我不太习惯谈自己的作品，一来是它没多少分量，二来，“文章都是自家的好”，哈哈，玩自恋。

《旧时人物》系列散文，写于一九八九至二零零九年之间，断断续续写了十一年。换了别人，长篇都写出好几部了。那段时间，由于旧城改造，我曾居住过的几处老院旧屋，随着推土机的轰鸣，也荡然无存了。这些院落都有一二百年的历史，所居之旧人，多是处于社会底层的平民百姓，在大时代的背景下，各有各的命运。随着时间的流逝，渐渐被人们遗忘，成为可有可无的历史。但他们毕竟在这个世界上生存过，而且还常常出现在我的梦中，也来到了我的笔下。可惜好些有意思的故事，由于笔拙，被我写成了街头巷尾的民间传闻。顺便说一点小事，我最初写《大姐》和《王进》时，已年近六十，对自己的创作能力心生疑虑，加之此前极少碰散文，缺少自信，于是动了个心思，在《花溪》上发表时，没用真名，用了个“老柏”的笔名，见刊不久，省作协那头来了个电话，询问这“老柏”何许人也？还以为发现了新人呢。这一下，劲头来了，这个系列方才继续下去。

这些文章都是纪实的，而文中所记的一些故人，多少都带得有几分悲剧色彩。我这把年纪，无心“煽情”，再具悲情的人物，行文语调反而平淡质朴。有时还来几句调侃，这样，或许能给文章增添点深度。《旧时人物》出版后，一些人喜欢，尤其是几个与我年岁相仿，与文学从不相干的老人，说他们还不只翻过一遍两遍。对此，我自然高兴。写东西的人，如果自己的作品能得到别人的“表扬”，星点儿兴奋都没有，我不太相信，至少，我还没“修炼”到这个地步。我怕的是，兴奋过头，忘乎所以，自己的脑梗又发了。

    我的小说与散文相比，前者故作怪诞，后者故作平实，有很大的反差，除了素材和内容的差异，多是表现手段上的求变，尝试一下不同的表现手法，能活跃大脑，何乐而不为呢。至于效果如何，只有让他人笑骂去了。

    我不明白你对我“恐惧”些什么，幺哥所说的“二指禅”，纯属误传，江湖把戏而已，当不得真。你是正儿八经习过武术的，练家子。若我二人切磋，怕你一出手，我手指拇就断了，还恐惧些什么？

    我也不赞成给文学强加实用功能，不过我想，在特定的历史阶段，这种“功能”还是必要的。抗战时期，日本飞机都飞到头顶来了，你还在屋子里玩“风花雪月”，岂不是找死么？有的人，宁可不当诗人也要扛抢上战场，我就喜欢田间当时写的那首口语诗：《假如我们不去打仗》，很激励人，前提是，它同时又是“诗性”的。

    内容再好的作品，如果缺乏审美价值，也是苍白的，深刻也是一种审美。写东西的人，只要你的作品无害于社会，写作本身，可以说也是一种担当。终究还是取决于作品对生活挖掘的深度。说到“启蒙”什么的，是不是将文学的功能说得过高了？提倡现实主义没有什么不好，问题是，我们真的理解现实主义了么？

    我真不知道我写东西的出发点是什么，不像外出写生，有时会为眼前的景物而冲动。写东西只是我生活中的一小部分，往往是：既然喜欢上了这个，总要写点什么，否则，这日子白过了。我文章的内容，多取材于自身的人生经历，和对生活的体验。其思想，意识，以及对生活的理解，自然会在作品中流露出来。我是个“形式主义”者，思索得更多的，反倒是作品的表现手段之类，要不得的。

王剑平：《时间的笔触》和《旧时人物》，作为生活化纪录，您以自己的无奈与宽容审视人性，文本事件同时兼具了很强的文史价值。散文不是个容易书写的文体，因外沿扩展的无限性，使其成了泛文体，加上互联网、自媒体、“朋友圈”和读者“市场”需求的推波助澜，与诗歌相比，散文之滥可谓有过之无不及，唯小说，大概因技术层面的要求，情况稍好。散文的同质化、庸俗化、非文学化，组合成了当下散文的“多元化”，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廖国松：《旧时人物》记载的大多是毫不经传的平民百姓，谈不上有多少文史价值。《时间的笔触》是写我学画油画的，其实，我画画就是一个字：玩。可一写进文章里，玩不出来了，“文以载道”嘛 。

我总认为，文学诸门类中，散文最难，闲适也好，凝重也好，皆与作者的学养见识有关，这或许只是我个人的理解。你又说当今的散文“滥”，我因蜗居在家，读得不多，我想，这个“滥”的一层意思，就是写散文的人多。散文本来就是中国人的传统文体，当今的小学生写作文，不也是从散文开始的吗？由于这种文体乍看取材广泛，行文自由，有点文墨的人都能弄上几则，又不受时间和空间的限制，写的人日益渐多，使其成了所谓的“泛文体”。我说句笑话，那数码相机也算是后现代的产物，一机在手，人人都可做摄影家，这有什么不好的呢？当然，随之而来的，也出现了不少同质化庸俗化之作，有人将其称之为“鸡汤”之类，这也是“滥”的另一层意思吧。过去我们说散文要“文散神不散”，这个“神”，无非是指文章内在的精神和文化品格，缺少了这个，只有沦为“鸡汤”了。多元化无可非议，随着时代的发展，优胜劣汰，散文会有更大的发展空间。必将会出现新的语境和新的转型。

你的提问总算回答完了，我可以歇口气了。据说要拿去发表，我还可以露一次脸，对不起，这个“谢”字我说不出来，我已年近八十，头昏眼花，加之又要求笔谈，我一年来少摸电脑，五笔都生疏了，好些简单的字都打不出来，折磨人呵。

　　廖国松：笔名梅翁、老柏。1940年生，贵州省江口县人。中国作协会员、贵州省美协会员，前《花溪》文学月刊副主编。中学时代开始发表文学作品，出版过诗集《彩色的波》，小说集《廖国松小说选》，散文集《时间的笔触》《旧时人物》等。

　　王剑平：中国作协会员、贵州省作协理事、贵州省文史馆特聘研究员。著有《城市形状——王剑平中短篇小说集》，长篇小说《黔中护宝记》《人间烟火——德国之声文学大奖优秀作品文集》（中德文对译本），散文集《荒谬的眼睛》等。获德国之声国际文学大奖最高奖，应邀出席法兰克福国际图书博览会小说论坛。

来源：贵州省作家协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