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11日，第十一届茅盾文学奖在北京揭晓，杨志军的《雪山大地》、乔叶的《宝水》、刘亮程的《本巴》、孙甘露的《千里江山图》、东西的《回响》五部作品获奖。
五人之中，乔叶是唯一的70后，她也是中国第一位获得茅盾文学奖的70后女作家。
一时间，乔叶收到了很多朋友的祝贺，媒体采访接踵而至。她直言，自己正在努力适应目前的生活。对于“第一位获得茅奖的70后女作家”这个称号，她不以为意，“作家永远要拿作品说话，‘代际’和‘性别’只是一种媒体化的标签，从更大的时间跨度去看，不具备本质意义。”
《宝水》出版于2022年底，被视为乔叶的长篇突围之作。该小说讲述了太行山深处的宝水村正在由传统型乡村转变为以文旅为特色的新型乡村，生机和活力重新焕发出来，塑造了主人公“地青萍”、德高望重的老人九奶、村支书大英、妇女主任秀梅、乡建专家孟胡子等许多个性鲜明的角色。
在长达三十年的写作生涯中，她写小说写了二十年。她说，《宝水》是自己写得最有耐心的一部小说，用了七八年来“跑村”和“泡村”。在她看来，“写作的本质是‘回忆’，好像命中注定要写这部小说”，同时她也认识到了乡村的复杂性。
8月24日晚，新京报记者专访了新晋茅奖得主、北京老舍文学院专业作家、北京作协副主席乔叶。她从获奖，聊到乡村写作，聊到小说角色的塑造，再到她的老家河南与新家北京。 ⿻ 谈获奖：
感觉茅奖离自己很遥远
新京报：《宝水》之前就深受读者青睐，登上多个文学好书榜，有想过自己能获奖吗？
乔叶：没敢想，毕竟是国家级重磅奖项，感觉离自己很遥远。评选过程中因为经常被朋友们问起，多少还是有些焦虑的。为了转移和化解这种焦虑，这期间我还写了个短篇小说。写作可以让我高度集中精力，不被其他念头干扰。一直以来我都认为，获奖是写作之外的事情。写作本身就能带给我很大的满足，这是它最迷人的地方。
新京报：距离你获奖已经过去十几天了，获奖以后，你的生活有哪些变化？
乔叶：媒体采访会比较多，节奏有些被打乱，目前正在适应。写作者如果没有节奏感，会很难进入状态。
新京报：你自己如何看待“中国第一位获得茅盾文学奖的‘70后女作家’”这个称号？
乔叶：我自己没这么说过，应该是一些比较关注文学界的媒体提出的，实际情况可能确实是这样。70后作家里第一位获得茅奖的是徐则臣，我是第二位获奖的70后作家，同时又是一位女性，但我自己不会把这个标签放在简介里。“代际”和“性别”是一种媒体化的标签，从更大的时间跨度去看，不具备本质意义，因为作家永远是拿作品说话。
⿻ 谈乡村写作：
现代社会的情感伦理基底，依然很“乡土”
新京报：为什么写一部乡村题材的小说？有什么样的灵感和契机？
乔叶：动因很复杂。我是在乡村长大的孩子，20岁之前，相当一部分生活经历都在乡村，后来随着工作的调动，我逐渐远离了乡村。我们常说，“写作的本质是‘回忆’”，即不断回望自己走过的路，用文学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很多作家的写作都源于童年。对我来说也是这样。童年的情感一直在发酵，这是写《宝水》的隐性原因，好像命中注定要写这部作品。
显性原因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乡村经验，我一直不知道该如何动用它，它一直处于被封存的状态。直到2014年，我去河南信阳的一个村子参加活动，突然被触动，有点像是打开了封印。信阳位于河南最南部，产信阳毛尖，山清水秀。在采风时我发现，村民们在卖荷叶茶、卖荷花骨朵，还做民宿、餐饮，种稻田，把商业经营和乡村生活结合得很好。这其实就是传统乡村向文旅乡村转型的典型样态，既传统又现代。这种乡村和我童年记忆里那种封闭、保守的乡村很不相同，也不是后来青壮年都外出打工、留守儿童在家的“空心化乡村”。
当时我也做了调研，听当地领导讲他们乡村建设的思路，说要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农村”，而不是“把农村建设得更像城市”，也就是说，外在要保持乡村田园风情，内在的生活硬件又不输城市，也不一味地跟风城市，我觉得特别有意思，也很认可这种想法。 那两年我经常去信阳这个村庄，当时就想写小说，但发现写不深入。后来意识到，我是豫北人，豫北和豫南风土人情差异其实非常大,写散文没有问题，也确实写了散文，但写小说要知道人情世故的内部肌理，比如大家吵架的时候是什么样，为利益纷争的时候是什么样，相亲相爱的时候又是什么样等。当时就觉得“进不去”，有一层东西堵着，人情世故这条线贯穿不下来。
后来我想，我最熟悉的地方应该是老家修武县，那就回到老家焦作修武。修武地名的由来是当年武王伐纣，遇到大雨在我们那里修兵三日。老家有一个著名的云台山景区，是典型的北方山水，同时是5A级景区、世界地质公园。山里面的乡村正好也在开始转型，因为我从小就生活在那里，在风土人情各个方面都比较如鱼得水，知道那些人怎么走路、说话、行事、交际，这是小说特别重要的部分。
之后，我就着力于回老家，一有空就深入村庄，和村民保持长期的联系。从2014年到2022年小说完成，大概花了七八年时间，最终以三个村子作为深度观察的点。当然，我也尽力参加全国各地的乡村采风活动，希望了解更广泛的乡村样态，让看到的东西发生复杂的化学反应，最终融进小说里的宝水村。
新京报：小说里有大量的方言土语，让人读来感到亲切，这些都是怎么来的？
乔叶：主要靠我自己的方言记忆。回老家以后，这种方言记忆就被激活了。但并不是所有方言都适合进入小说。作为一个写作者，我需要重新去观察这些语言，要有所选择，要选择那些非本地人也能听懂、看懂的方言，必要时进行适度改良、调和处理。比如，“卓”这个字，是很好、很棒的意思，读者能够理解。大英说村民“该娇就娇，该敲就敲”，我们老家的原话是“该娇娇，该敲敲”，我加了个“就”字，这样大家都能听懂，我觉得这才是比较有效的文学性。
新京报：为什么耗费这么大的精力，写这样一部题材的小说？
乔叶：我很早就认识到，乡村太复杂了，哪怕作为最小的行政单位，也包含千丝万缕、非常丰富。正如一位前辈所言：尽管写的是一个最小的乡村，你面临的也是整个世界。所以，要做的写作准备也特别多。
比如学术准备。我觉得一方面，要到村子里看现场的、最鲜活的东西；另一方面，我通过纸上资料的途径去做案头准备，比如我买了温铁军、贺雪峰等长期从事农村调研的专家的很多著作，还收集了其他学者和大学生在农村做田野调查的资料，也订阅了很多公众号，比如乡建类、支教类的，我都会看。这些阅读可能在我的小说里一个字也用不着，但我觉得自己应该了解这些大的背景。拿“乡村建设”来举例，这是近几年乡村振兴里很关键的一个词。在了解“乡建史”的过程中我发现，“乡建”在约百年前就已经有了，比如晏阳初、梁漱溟、陶行知先生都做过乡村实践、乡村建设。当下乡村振兴的背景下，“乡建”又出现了另外的局面和景象。你会发现，这个词不是凭空、孤立产生的，而是有漫长的前世。这些都是需要做的学术准备。
另外，我也特别爱改稿，没有达到理想的程度就会不断改。因为我觉得一旦定稿，就没有改的余地了。我不觉得改稿是折磨，我觉得这是发表前完善文本的宝贵机会。 新京报：你觉得乡村和现代生活存在哪些联系？
乔叶：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是上世纪40年代的社会学经典著作，现在我们依然会提“乡土中国”。哪怕现在的社会科技很发达、现代感很强，但仍未摆脱“乡土中国”的影子。那种差序格局、情感伦理的基底，依然非常“乡土”。
比如，我们现在看直播，主播经常会说“家人们”，能够让人产生一种暂时的虚拟的亲情。为什么我们会认同这种感觉？这是一种非常中国式的、对血缘亲情关系的重视。这和我们打招呼时常说的“李哥、王姐”等称呼类似，通过虚拟的血缘关系，就能迅速拉近社交距离。人们认这个，其实这种情感模式是相当乡土的。
⿻ 谈作品：
回归女性写作，塑造大量女性角色
新京报：小说名字叫《宝水》，除了描写宝水村，还有什么特殊的含义？
乔叶：宝水村是《宝水》实的层面，我希望这个书名也有虚的层面。在小说里，我写了村里面很多村民做民宿、做餐饮、做适合自己的小生意，每家每户都在通过自身努力将传统乡村转变为文旅型乡村。大家虽然日子很辛苦，但很有奔头，心中充满了热望，获得感很强，这都是很宝贵的。里面一些非常小的事情蕴藏的智慧和力量，就像山间的泉水、溪水一样，流到最后就能汇集成江河。后来十月文艺出版社总编辑韩敬群老师说“生活是创作的宝水”，我觉得对《宝水》的这种阐释也很有他的角度和道理。
新京报：小说通过“我”这样一名记者的视角来展开叙述，为什么要这样设计？
乔叶：第一人称的叙述视角，特别容易带给读者真实感，读者很容易跟随你进入叙事现场。地青萍“我”这个身份经过了精心的设置，她带着旧的乡村记忆，来到了一个不熟悉的乡村，因为福田庄而有的往日心灵伤痛，渐渐在宝水村得到了治愈。这是一个既“内”且“外”的人，好像冷眼旁观，在现场又很主观，她贯穿着村庄的历史和现在。另外，小说的语言除了大量的方言土语，还充满浓厚的知识分子气息，要让知识分子气息的语言合理化，这个人就要具备文化身份，我觉得记者是一个比较合适的角色。当然，我也把我的很多想法、思考附到了她的身上。
新京报：小说中塑造了很多鲜活的人物，在生活中存在原型吗？你最喜欢哪个角色？
乔叶：没有简单的原型。生活中很少有现成的原型让你马上可以拿来用。可能10个原型能凑出一个人物就不错了。比如我采访了很多乡建专家，最后只出来孟胡子这一个乡建专家。很多有趣的东西，但我觉得不适合用到小说里，那就不用了。
里面的人物我都很喜欢，作家们往往对笔下的人物饱含感情。比如里面有一个很精明、特别不招人喜欢的人物大曹，但他也有值得心疼的地方。如果非要说出前三名，我很喜欢村支书大英、九奶和地青萍。 新京报：身为女性作家，在塑造角色时会有哪些特点？
乔叶：小说里面的女性角色很多，《宝水》整个小说也是偏女性视角的。就整体氛围而言，也偏女性化。《宝水》写的是乡村，我们不是常听到“乡村母亲”“大地母亲”这种比喻吗？我觉得这是一个自然选择。另外就人物设置而言，地青萍是女性，这也决定了小说的女性比重。因为她是女性，那么村干部大英也必须是一名女性，如此她们才能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地青萍也才有充分的理由深入乡村的核心。我在生活中也的确接触到了很多乡村女干部，她们特别聪明、能干、泼辣、强悍，很有特点。还有村庄里面拍抖音的“三梅”小团体——香梅、秀梅、雪梅，青萍和亲奶奶、九奶的关系，都体现了女性不同年龄阶段的精神特征。我很爱她们，每一个。
在写作历程上，我其实也经历了一个漫长反复的过程。很年轻时我觉得女性身份是一个局限和捆绑，同行中有一种流行论调，“雌雄同体的写作才是一种高级的写作”，所以我总想让自己有一些中性或男性的视角，挺拧巴的。这些年，我也在不断回归女性写作，中长篇、短篇小说中都采用了女性视角。
我觉得，性别不是一个坑，而是非常宝贵的写作资源库。他们说女性是“第二性”，我觉得不管是“第一性”“第二性”，对我来说就是“唯一性”，我非常珍视这个“唯一性”。
新京报：你在北京生活了三年，老家河南和新家北京，分别在你的生活里扮演着怎样的角色？
乔叶：写作素材来自于四面八方，但老家河南提供了小说里最重要的生活体验和情感基因。河南是农业大省，乡土文学很发达，有着深厚的传统。而北京是文化高地，文学资源优质且非常集中，大家探讨文学的深度和广度也和我在地方上很不一样，比如我以前对素材的处理可能只会从A面看，但现在我也会从B面、C面来看，能够从更多维度认识写作，提高对于写作的认知。这些对我来说都是很好的学习和滋养。
新京报记者 展圣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