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世界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贵州

——对话贵州籍旅美作家汪洋

访谈背景：

2017年4月19日，汪洋作为《洋嫁》作者专程赶赴洛杉矶参加电影版《洋嫁》发布会。目前，四十五集电视连续剧《洋嫁》已在洛杉矶和北京两地拍摄制作完毕，并已通过广电总局审核，即将在主流卫视播出。这是继《北京人在纽约》二十几年之后另一部写移民美国的华人的电视连续剧，由姜武、俞飞鸿、颜丙燕、归亚蕾等几大影帝影后联袂出演。

本期访谈邀请长篇小说《洋嫁》作者——贵州籍著名旅美作家汪洋与我们分享她跌宕起伏的人生经历，谈谈她的文学、她的人生、她的乡愁。

嘉宾简介：

汪洋，著名旅美作家，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十四期高研班学员。曾荣获第三届“中国女性文学奖”、 美国国会颁发的“2007年度杰出华人作家奖”和“2009年度杰出华人作家奖”等。被誉为继张爱玲、严歌苓之后的第三代海外华裔女作家代表人物。其作品多次进入国内各畅销书排行榜及好评榜，并被译为英文、法文、越南文等多种文字。

已出版长篇小说《吉芬》《洋嫁》《暗香》《在疼痛中奔跑》等，非虚构作品《永不放弃的自己》《走向彼岸》《从黄浦江到莱茵河——中国驻德大使卢秋田传》。其中《永不放弃自己》入选国家出版基金项目、“中国报告”之“中国人物”，已翻译成英文在英国发行。《洋嫁》已改编为45集同名电视连续剧，即将在两大主流卫视播出。

访谈：

这是一部洋溢着欲望、悲伤和希望的长篇小说，

这部作品能够给迷茫的社会带来正面能量

刘学文：听说您最新的长篇小说《吉芬》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出版，能不能跟大家介绍一下这部小说，让我们先睹为快？

汪洋：我的这部作品是一部书写70后女性波折命运的作品。冯唐说过：“70后是独一无二的，跨在东西方之间，跨在古今之间，还跨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之间。”70后是未得到文学家深入发掘的人群，小说围绕着吉芬、慕青、贺清逸等人物的成长过程展开，他们既是邻居，又是发小，又是同学，有的成功，有的堕落。不同的结局，描述了在这个社会大变革时代，人的价值观之间的巨大落差。

这是一部洋溢着欲望、悲伤和希望的长篇小说。它既有逼近真实的现实主义描写，又有令人惊叹的时代跨越，读者可以从中看到放之四海的人性。从不同的角度，再次重温改革开放40年以来，我们所经历的城市化、出国潮、房地产交易，甚至是反腐风暴等社会潮流和时代变革，这一切，正好是吉芬、紫苏、慕青、贺清逸、蓝天明他们这代人全部人生的写照。

这并不是一部标榜现代女强人的励志文学。小说结尾：“吉芬把手伸出去，穿越茫茫夜空，穿越二十几年时与空的距离，穿越了层层迷雾，穿越一切阻碍，轻轻地搭在夏以橙的肩上，那一刻，她回到少年，回到了16岁。”我自始至终都在呈现女性本该具有的柔软，而只有这种令人内心绽放的美好，才会穿越时代，亘古长存。

这部作品能够给迷茫的社会带来正面能量。在貌似强悍的社会表层之下，东方女性的那颗柔弱之心，万古江河流芳至今，我用几十万字的篇幅，是想表达出绝境逼出强人的主旨，通篇读下来，出场人物呼之欲出，都是鲜亮并柔软，她们在各自的领域，自爱自强，自我成就，令上一辈人侧目，令下一代人欣羡，更令同时代的男性备受鼓舞和激励，尽管她们集体出身贫寒，但并不妨碍她们像金子一样在发光。

我想写出不一样的贵州，

却又是原汁原味地地道道的贵州

刘学文：您是从贵州走向世界的作家，但在您的代表作《洋嫁》里却很少写到贵州，听说《吉芬》这部作品用了很多篇幅写到贵州，为什么会有这样的改变？

汪洋：当年《洋嫁》在贵州参评“乌江文学奖”，曾有评委质疑，这部作品文学性虽然很强，但与贵州有什么关系？我想想也是。作为一个贵州人，一个贵州作家，我有责任，有义务写家乡，并通过我的文字把家乡推介到全中国，甚至全世界。这个心愿放在心中数年，直到2017年5月长篇小说《吉芬》出版，才得以实现。

写贵州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很多。尤其近些年，贵州涌现出了很多优秀的文学作品和影视作品。这些作品大多是以写乡土或红色主旋律为主。我没有农村生活经验，写不了乡土，对红色主题也不擅长，但是，我对贵州的城市有感情，对贵州人有过许多研究和了解。出于个人生活经验和审美趣好，我想把贵州融入到大都市，甚至是国际大都市中，我想写出不一样的贵州，却又是原汁原味地地道道的贵州。

在这部长达近四十万字的长篇小说里，我用了三分之一的篇幅写贵州，三分之一的篇幅写北京，三分之一的篇幅写洛杉矶，时间跨度近三十年（从1988年到当下），让这部以贵州人为主角的小说拥有着国际化的气息，能吸引到更多层次的受众。这部小说目前多家影视公司有合作意向，准备改编为影视剧。希望到时能到贵州实地取景，再融合北京与洛杉矶，让观众看到别样风味的贵州。

我以为这会是我此生唯一的一本书，不想仅是序曲

刘学文：从您的第一部作品到现在您已经出版发行了十几部作品，创作生涯近二十年，能跟大家分享一下您当初是如何走上写作道路的？是什么萌生了您写作的念头？

汪洋：第一次萌生出写小说的想法，是在1997年，我费了相当大的努力才得到去北京广播学院读书的机会。当我奔命一样奔进了广院的课堂，以为自此该踏上通往专业主持人的康庄大道。岂知学了几个月后，我不但没学明白，反而越学越糊涂了。我一方面努力学习着，内心却拼命叛逆着，总结学播音的状态，就是迷茫扭曲和拧巴。与此同时，我的一篇小散文在北京获了一个小奖，领奖的同时还接受了几天免费的写作培训，就这短短几天，老师们的讲课却句句入心，在心里激起一阵一阵的惊喜，觉得：哎！好像我是可以写的耶！

后来我对我姐说，让我在北京封闭写作半年，我一定能写出一本小说！但我姐说我的想法不靠谱。后来恰逢主持人出书热，那些主持人，大都是全国炙手可热的主持人，作为地方台主持人，我们只有仰慕的份儿。但是，看了他们的“著作”，我内心却升起一股豪气：这种书我也能写！于是，1999年出版了散文集《紫色情怀》。有个作协主席看后评价说，你这个主持人倒大不小的（其实是“小”），但你的书确实比他们文学品质高。我以为这会是我此生唯一的一本书，不想仅是序曲。

如果说当时有什么野心，唯一的野心就是

尽量把要讲的故事讲得清楚、生动、准确

刘学文：您真正开始写作生涯是在什么时候？从事写作事业后有想过会有今天的成就吗？

汪洋：2002年，我离开贵州到了北京。这是我人生意义上最重要的“出逃”。也是我一生中所作出的最正确的抉择之一。那个冬天，我彻底把自己封闭在北京，开启了长达四个月的写作之旅。

我把这段时间说成是“隐居”。听起来有些矫情。实际的情形是，由于个人的一些原因，当时我只能选择隐居，不能与任何人联系。当然，也要感谢那时社交媒体的不发达，没有微博微信，手机换一张卡，我就彻底从旧有的世界里蒸发了，消失了。如果像现在这样，每天忍不住刷刷微信，再不小心留个言冒个泡，甚至忍不住发个朋友圈，炫耀或者抱怨……我不能担保我的隐居是否能够实现。或许再次被“遣返”回贵州也很难说。

在隐居的大前提下，我开始了写作。四个月完成了长篇《走向彼岸》的初稿。写完了，看着厚厚一沓稿子，我犯难了，不知该如何是好。机缘巧合下，一位朋友答应帮我送到作家出版社看看，我吓了一跳！作家出版社？岂是我等业余作者可高攀得上的？朋友又说“现在出书很难，估计只能出自费书”，我颇有自知之明地回答：自费就自费。只要作家出版社能出！

几天之后，朋友找我聊出书之事，颇为困惑地说：作家社的潘婧老师居然看哭了！说写得不错，准备做本版书！（非自费，还拿版税！）。说：稿子我是没看啊，莫非你还真的会写？真的还写得不错？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不错。这本书，客观来说，确实是“隐居”的产物。当时写作的主要目的是打发时光。如果说当时有什么野心，唯一的野心就是尽量把要讲的故事讲得清楚、生动、准确。至于现实功利目的：出版，拿版税，甚至成名成家，不是不想，是不配想，不敢想。

这本书确实写得很好，

这本书确实也是“隐居时代”的特殊产物

刘学文：在您最初入写作这一行，您觉得谁对您的影响最大，或者说是促使您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伯乐？有这样的人吗？

汪洋：我想说说潘婧。潘婧自己也是一个很棒的作家，当年一部长篇小说《抒情年代》曾入围茅盾文学奖。据说曾是作家出版社最牛的编辑，很多大咖的稿子都经她手出版。她眼界高且挑剔，又过了雄心勃勃的年纪，绝不是一个热情的，热心扶持文学青年的编辑。恰恰就是这样的一个编辑，在我的写作道路上起到了很重要的作用。首先她看上了我的稿子，这连推荐的朋友都很意外。当时潘婧说，这本书有可能卖得很好，有可能一本都卖不出去。我问，为何？她说，卖得好是因为这本书确实写得很好，有很高的文学价值。一本都卖不出去是因为你没有一点名气，你写的人也没有一点名气，谁会去买一点名气都没有的人的书呢？我承认我不会买。但是，我记住了更关键的一句话：这本书确实写得很好。后来她又说，也许我可以推荐给影视公司改编成影视剧，当然，没有把握。这个“没有把握”的事后来也实现了。在潘老师的推荐下，海润影业确实在第一时间购买了影视改编权。

其实那时候，我对自己的写作没有一点判断。这本书确实也是“隐居时代”的特殊产物。本也准备结束隐居后就去干电视老本行。潘婧老师对我写作的意义并不仅是给我出了一本书，而是对我写作才华的肯定。从此开始，我便“误打误撞”的进了写作这一行，从2002年到现在，一做就是十几年。期间出了十几本书。对于“作家”这个身份也只得认了。

对于我，写作是最艰苦最凶险最不讨巧的一个行当

刘学文：您成为作家之后，您的生活发生了哪些改变？或者换句话说，作家的身份给您的生活带来了哪些改变？

汪洋：文学界出版界都喜欢互称为“老师”，所以我被人称为是“汪老师”似乎也习惯了，但是，有时候，还是会一惊，我是怎么就成了一个作家的？这难道是真的？

这么多年，一直有人对我是一个“作家”表示惊诧。有人表示钦佩：你居然是个作家！更多人表示惋惜：你怎么会去当作家！用时下流行的一句话来说：明明可以靠颜值，偏偏要靠才华。作为一个作家，我觉得自己不算成功。我说过，写作只是我诸多才能当中的一项。我的整体优势（不仅是指颜值）没有得到充分发挥。我也知道，如果不把写作当成专业，而仅是我的优势之一，把写作当成锦上添花，也许我会有更大的成功，至少是功利意义上的成功。但是，十几年，就这样一路写了下来。这么说，并不是抱怨，也不是撒娇，毕竟，文学这条路是自己选择的，并没有任何人的意愿强加于自己。当然，也更不是表白。文学不是一个人，你表白了也听不见。我只是陈述一个事实，对于我，写作是最艰苦最凶险最不讨巧的一个行当。

写作是一场马拉松，到了这个年纪，一切都应该做减法。余生我只想去写，全力以赴地去写，无它。

刘学文：写作可以说给您的人生带来了很大的变化，甚至是赋予了您新的人生。写作对于你并不仅是为了谋生，不去写作你也可以过很安稳富足的生活，可是您为什么还一直坚持着写作这件事？

汪洋：我是从那个浮华世俗的圈子里出来的。在世人眼中，作家居于一个什么样的地位，或有多大的世俗回报，我大概也是懂的。尤其在当下，写作显然不是一个讨巧的行当，世人都懂得趋利避害，我又不是一个“方脑壳”。我想，是在北京隐居的那段时日，全身心投入到写作当中时的那种状态“害”了我，当然这个“害”字是打上引号的。后来，在写作每一个长篇时，这种状态都会被原样复制。怎么说呢，踊身投入写作，就像是坠入一口深井，一旦坠入，便会全身心沉溺其中，物我两忘。这是一种致命的瘾。打一个也许不是很恰当的比方，也许唯有热恋和吸毒可以比拟。这满世界的男女都在忙着相亲、恋爱、结婚、生子……，可我猜想，真正热恋过的人少之又少，我说的是，那种不由自主的热爱，那种强大的，致命的吸引和诱惑，让你身不由己地沉溺其中难以自拔，让你置身其中便似在天堂，让原本成熟圆通，善于把世俗功利放在一个秤盘上称来称去反复计算得失的你在一瞬间里变得傻瓜般的愚蠢，婴儿般的透明。这注定只能是小世界的快乐，一个人和另一个人，一个人和写作……你们营造出的小世界与整个世界无关，可是，也许，别人看不见的小世界的快乐才是真正的完全属于自己的快乐。灵魂出窍般的快乐。这种致命的爱，也是上天的拣选，一定是只有极少数的人会被遭遇上。而且，这事一定不是老谋深算、顺理成章的，甚至一定是阴差阳错，鬼使神差的，甚至让你自己都时时惊愕，难以置信。你会反复问自己，为何那么蠢？蠢到摆在面前的康庄大道不走，偏要去走荆棘丛生的羊肠小道。可是，这就是上天的拣选。逃不掉。至于它对你的人生是幸抑或不幸，见仁见智。但是，它总算让你的人生没有白活一场。

这不是一个文学的时代，作家是世界上风险最大的职业。我也反复地问自己，到底为什么非要写作？后来终于想明白了，写作对于我就是一种需要，一种生理和生存的需要，就像面包和空气，离开就有窒息和饿死的危险。我不是一个清心寡欲的人，我还在眷恋世俗的繁华。这么多年，我时时受着世俗功利的诱惑，时时想抛弃笨拙的写作，去走聪明人该走的捷径。可这么多年，我就这样瞻前顾后犹犹豫豫地留了下来。什么也挡不住内心真正的热爱。我非常庆幸自己选择了写作，或者说，被写作所拣选。写作是一场马拉松，到了这个年纪，一切都应该做减法。余生我只想去写，全力以赴地去写，无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