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到曾国，最著名的发现就是气势恢宏的曾侯乙编钟，全套65件，总重超过2.5吨。令人疑惑的是，创造出辉煌灿烂礼乐文明的曾国，却几乎不见于史书记载。对于曾国的历史与文化，学术界进行了长期探索。

　　北宋金石学著作中就有对曾国青铜器的记录，但并无深入研究。近代以来，相当数量的曾国青铜器被发现，当时的主流观点认为，这些铜器铭文中的“曾”国就是史书记载中位于山东的姒姓“缯”国。

　　1933年，安徽寿县李三孤堆战国楚王墓中出土了一对“曾姬方壶”，作器者为“圣桓之夫人曾姬”，即楚圣桓王的夫人，她来自姬姓曾国，这说明战国时期存在一个姬姓曾国。1979年，湖北随州季氏梁发现的春秋曾国墓葬出土了2件铜戈，其上分别有铭文“穆侯之子西宫之孙，曾大工尹季怡之用”和“周王孙季怡，孔臧元武，元用戈”。季怡是曾穆侯的后代，同时又自称“周王孙”，那么季怡自然与周王室同姓，因而可知春秋时期的曾国也是姬姓。

　　2011年，考古工作者发掘了西周早期的随州叶家山曾国墓地。由于墓地内墓葬均为东西方向，与考古发现的晋国、卫国、燕国等姬姓诸侯国的高等级贵族墓葬为南北方向判然有别。因此，学界普遍认为叶家山墓地代表的西周早期曾国，与东周姬姓曾国并非同一国家，仅有少数学者持反对意见。

　　这一争论的最终解决有赖于新金文材料的发现与解读。

　　2013年，叶家山墓地再次进行了考古发掘，此次发掘的111号墓出土了一件青铜方座簋，其上铸有“犺作烈考南公宝尊彝”铭文，表明是曾国国君“犺”为亡父“南公”作器。“南”是犺的氏族称号，即“南宫”的简称，因此“南公”来自于南宫家族，而南宫家族为姬姓则是已知的。2014年，春秋晚期曾侯與墓的资料被整理公布，该墓的编钟铭文中有“伯适上庸，左右文武，达殷之命，抚定天下。王遣命南公，营宅汭土，君庇淮夷，临有江夏”的内容。“伯适”即南宫适，他曾经辅佐周文王和周武王平定天下，周王命令南公在“江夏”附近建立国家。曾侯與编钟铭文中的“伯适”证明了南公簋铭文中的“南公”就是南宫适，曾国国君是南宫适的后裔。南公簋与曾侯與编钟平息了西周早期曾国的族姓争论，证明了东周曾国与西周曾国是同一国家。

　　这一研究是考古发现与金文考释有机结合探索曾国历史文化的经典案例。

　　在中国传统典籍中，几乎不见有关曾国的记载，而考古资料中的曾国，则从西周早期到战国中期，前后700多年，仅在西周中晚期存在缺环，是两周时期考古材料最丰富的诸侯国。如何解释这一现象，困扰了学界多年。著名历史学家李学勤先生在曾侯乙墓发掘之后，提出了“曾国之谜”。他认为，考古发现中所见的“曾国”就是见于史籍记载、大致位于今随州附近的“随国”，“曾”与“随”是一国两名。这一认识为学术界普遍接受，但也有学者坚持认为随国与曾国是两个诸侯国。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推进，同样有赖于考古发现。

　　2019年，随州枣树林墓地发现了多组曾侯及其夫人墓。M169出土的不少铜器上都有铭文“随仲芈加”。其中，铜缶的铭文内容是记载楚王为“随仲芈加”出嫁制作“媵器”；而该墓编钟上的铭文清晰记载芈加所嫁之国就是曾国，则“随仲芈加”这一称谓中作为国名的“随”就是曾国。M191出土的一件铜鼎，铭文中有“唐侯制随侯行鼎”的内容，是唐国国君在随国国君去世之后，根据礼制为其专门制作的随葬品，这件铜器在曾国墓葬中出土，也证明了“随”就是曾。

　　北宋的金石学家著录曾国青铜器距今已近千年，晚清民国的学者考释曾国青铜器也有百余年，但这些研究都没有拨开曾国历史文化的迷雾。半个多世纪以来，田野发掘极大丰富了曾国的考古资料，出土青铜器上的铭文则为我们开启了一扇研究曾国历史与文化的大门。对这些金文的深入解读，使我们最终破解了“曾随之谜”。

　　(作者：张天宇，系北京大学出土文献与古代文明研究所副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