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百多年过去了，自然山脉没有太大的变化。当发现一个炕、一个棋盘、一粒花椒、一个因常年蹬爬而留下的凹陷处，尚珩宛如置身四百多年前，看到了边关战士的生活画卷，长城也在眼前活了起来。

2023年8月16日，尚珩站在长城上。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北京文化守护人尚珩，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的长城专家，长期致力于长城研究、保护、宣传工作。过去20多年徒步考察北京、河北、天津、山西、陕西、宁夏、内蒙古等地的长城，行程超过3000公里。他先后主持延庆柳沟长城遗址、延庆大庄科长城遗址等多项长城考古发掘工作，完成“中国历代长城研究”“明代蓟镇长城防御体系考古学研究”等研究项目。

 

8月16日，大雨过后，长城砖块上还残留着湿气。时隔半月，尚珩再次踏上延庆长城60-64号敌台及边墙考古现场。尚未保护修缮的长城墙体上的砖块残破无序，周围没有护栏，陡坡处的沙石砖块极易滑落，但尚珩走得飞快，步履稳健。他边走，边用双眼一一扫过每一个长城砖块，“青苔、小草都从缝隙中长出来了。”

 

尚珩是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副研究馆员，长期从事长城基础研究工作，不仅徒步考察过全国多地的明长城，还参与过全国长城资源调查暨山西长城资源调查项目，多次主持长城遗址考古发掘项目，撰写有关长城的研究文章。

 

从7岁时第一次登上八达岭开始，尚珩便爱上了长城。他徒步考察了北京、河北、天津、山西、陕西、宁夏、内蒙古等地的长城，行程超过3000公里，感受过长城的朝暮和四时，也见过了沙漠、海边、高山和平原之上的长城。在他眼里，长城就像一条巨龙，蜿蜒在中华大地上。

 

然而尚珩最爱的还是长城的田野考古现场。四百多年过去了，自然山脉没有太大的变化。当发现一个炕、一个棋盘、一粒花椒、一个因常年蹬爬而留下的凹陷处，尚珩宛如置身四百多年前，看到了边关战士的生活画卷，长城也在眼前活了起来。

 

2021年冬天，在延长城考古时，尚珩查看出土的石碑。受访者供图

 

长城与少年

 

尚珩仍然记得第一次登上长城的情景。

 

1991年，7岁的尚珩来到八达岭长城。城墙在山林间蜿蜒曲折，他一口气走到八达岭长城的北八楼，可放眼望去，仍然望不到尽头。正是此行，让尚珩对长城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在祖父的带领下，陆续走完居庸关、司马台、黄花城、黄草梁等长城。

 

1999年，15岁的尚珩第一次抵达“野长城”。在景区以外的长城段，他从天亮走到天黑。在延绵不断的长城线路上，尚珩随家人从古北口走到金山岭，再走到司马台，整整走了三天，晚上就在附近的村民家借宿。

 

尚珩开始对长城的一砖一瓦产生好奇：这座建筑为什么建在这个位置？它为什么呈现这样的形状？它的用途是什么？从此以后，研究长城成了他的业余爱好，一有机会，他就从书籍和报纸上搜罗有关长城的各种信息。

 

2001年，尚珩从黄草梁长城回来之后，写了一篇游记打算发上网，却无意间发现了“长城小站”，一个由志愿者自发组建并运营的公益性网站，虽然网站还保留着20世纪末的页面风格，但里面大量关于长城的图文资料吸引了尚珩。

 

在“长城小站”，尚珩结识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虽然他们中大部分人是理工科背景，但是共同的爱好将大家聚集在一起，一群人沿着长城走走停停，途经残破砖墙、碎石土堆，每一程都让尚珩流连忘返。

 

至今，尚珩都没有停下探索长城沿线的脚步，即便工作繁忙，每个月他仍会抽时间和朋友们相约去徒步长城。如今，他已徒步考察了北京、河北、天津、山西、陕西、宁夏、内蒙古等地的长城，行程超过3000公里。

 

“我特别喜欢和外专业的同学一起爬长城，大家从各自专业的视角解读长城，彼此交流碰撞，思维更加发散。”尚珩记得，比如长城里是否含有糯米浆的问题，化学系的同学就曾提出质疑，“万里长城那么长，需要耗费多少糯米浆呢，当时的物资保障跟得上吗？”

 

2023年8月16日，北京，尚珩走在长城上。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走上长城

 

受家庭熏陶，尚珩自小便喜爱历史。他早已明确自己未来的方向，到了大学要学习考古专业。尚珩想通过实物，去真正体会文献中寥寥几笔带过的历史。

 

也正是从大学时起，尚珩开始系统性阅读与长城有关的文献，也开始系统地徒步考察长城。

 

背着帐篷和睡袋，尚珩和朋友们一走就是一整天。太阳下山了，尚珩还眼巴巴地看着远方的长城，“就像追剧一样，总想往前多走一段。”由于交通不便，又没有攻略可以参考，只能趁节假日包车前往，扎营两晚后，就得下山寻找补给。到了2006年，尚珩和朋友们基本走完了河北东部到北京平谷一带的长城。

 

常年徒步行走野长城，尚珩的身上留下了不少伤痕，皮肤被尖锐的树枝划伤，多次摔跤留下疤痕。

 

他还曾遇到过危险。北京密云段长城山高林密，山路陡峭险峻，非常难走。2007年初冬的晚上，尚珩和朋友们徒步走下长城，由于天黑看不清山路，他从十米高的山崖上摔了下去，朋友们一转眼就看不到尚珩了，把他们吓坏了。幸而下方是一个铺满落叶的土坑，有了树叶的缓冲，尚珩才没有受伤。2009年，爬密云段长城时，尚珩还曾和两位朋友被困山上，夜晚天凉，三个人只能坐在一块石头上，互相紧抱着对方取暖，忍了一宿。

 

2007年，全国长城资源调查开始启动。彼时，尚珩正在山西大学读研究生，他参与了山西长城的调查工作。

 

山西长城上，形态各异的烽火台让尚珩大开眼界，“有的呈圆形，周围有一圈围院，像个小院子。”在那里，烽火台的分布、烽火传递的路线，都可以精准地呈现在一张地图上，尚珩说，这得益于山西长城烽火台保存完好。而此前在北京考察明长城时，尚珩总是沿着长城的墙体徒步，觉得烽火台是长城的附属设施，于是经常忽视烽火台。

 

两年多的时间里，他跟着调查组走遍了山西省十几个县，途经800多座烽火台，逐渐熟悉了长城调查研究的方法，也更加关注长城的细节、设施。

 

尚珩也因此发现长城保护的不易。据他介绍，那次的长城资源调查，实际上是一个摸家底的管理行为，如若出现遗漏，日后的保护就非常困难。在当时的调查中，队员们曾漏掉一个烽火台。2009年当地修高速公路，施工人员看长城数据库里没有它，就将其拆掉。

 

“体量太大，分布太广了”，尚珩举例说，长城不像故宫，并非一个集中的院子，长城散落在中国各地，而且常年在户外经受风吹日晒，随着时间推移，有的已经成了残破城墙，甚至是土堆，沿线的老百姓不知道这是什么，很难产生保护的意识。

 

2023年8月16日，尚珩在察看长城。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让长城更有“温度”

 

2018年，在北京市文物研究所（现北京市考古研究院）工作了八年之后，尚珩终于把“研究长城”的业余爱好变成了职业，开始专职从事长城的考古工作。

 

此后的五年里，尚珩先后主持了延庆岔道城遗址、大庄科长城遗址、怀柔箭扣长城遗址等多项长城考古发掘工作，完成“中国历代长城研究”“明代蓟镇长城防御体系考古学研究”“山西长城碑刻文献资料整理与研究”等研究项目。

 

在尚珩看来，考古能让长城变得更有“温度”。

 

2018年，在延庆岔道城遗址1-6号烽火台及边墙遗址项目中，考古人员先是发现了一个土墩，顶高五六米，由砖石包砌。后来又找到了一块长条石头，顶部有两个钩子，中间有一段凹槽。之后，在张家口境内的长城，他们又发现了类似的石头，依旧是竖立在原始位置上。

 

有些人很不解，那段凹槽究竟如何产生？

 

关于这段历史的记载，在文献中只有一句话，即“以绳梯上下”。尚珩恍然大悟，他的脑海里浮现出这样一幅画面：戍边士兵接二连三地爬上石梯，双手紧扶麻绳，双脚用力前蹬，最终攀登到土墩顶部。长时间的踩踏后，石壁上渐渐形成了凹槽。

 

同年，考古队在怀柔箭扣长城发掘了五座敌台。其中四座敌台的顶部，都出现了火炕和灶址等生活设施遗迹。

 

考古挖掘后，长城的后期堆积物被清理干净。尚珩脚踩在明朝人垒砌长城城墙的石块上，仿佛穿越了历史时空，看到400多年前，士兵在此戍守、吃饭、爬上炕、睡觉……古代边疆社会的生活画卷正在徐徐展开。

 

“未知的东西太多了，长城总是能给人惊喜。”尚珩有时感叹，做了长城考古之后，反而好像越来越不认识长城了，2022年，尚珩在延庆区庄科乡香屯村境内，主持大庄科长城研究性修缮项目前期考古工作。考古队在一片黑色的碳化物中，发现了意料之物——黍、粟和一粒花椒。经过C14测年确认，这是明朝万历年间的遗物。

 

“我既惊喜又好奇：古人如何把花椒用作调味料呢？然后联想到现在延庆长城沿线的美食‘火勺’，想象着古人在敌楼里吃着‘火勺’，里面夹着花椒碎末。这是多么富有生活气息的画面啊。”尚珩感叹。

 

“长城不是冰冷的建筑，而是有血有肉的。”尚珩说，他曾发现，有人提到长城时的第一反应是害怕，因为觉得长城充满杀气。然而实际上，长期从事长城研究的尚珩知道，人们常去的长城，由于距离关口较远，战事并不多。在这里发生的更多场景，其实是戍边士兵拖家带口，在长城沿线安家，驻守着一片国土。

 

8月16日，尚珩又来到延庆长城60-64号敌台的考古现场。石雷在城墙边整齐摆放，沿着长城上凌乱的残砖往上走，还能看到数百年前人们睡觉的炕。

 

在前期清理过程中，考古队员发掘出了300多枚石雷。如此大规模的石雷出土，尚珩还是首次看到。“1个石雷20-30斤重，100个石雷就能堆一面墙，我们以往从文献里知道有石雷，但是不知道有多少，也不知道放在哪里。这次300多个石雷，到底堆放在哪儿？”

 

数百年过去，石雷摆放的位置，变成了一个登山步道。尚珩笑道，“路过的人一定没想到脚下踩着这么多石雷。”

 

2023年8月16日，尚珩（右）和助手察看出土的石雷。新京报记者 王嘉宁 摄

 

“长城保护是所有人的事”

 

过去，长城被考古发掘后，往往要等上1个月至半年的时间，才能得到修缮。在这段“空当期”内，长城免不了要经受风吹日晒、狂风暴雨的洗礼。尚珩说，“考古发掘后，长城土层、植被原有的平衡状态被打破，如若得不到及时修缮，可能面临坍塌的危险。”

 

而此次的延庆长城60-64号敌台考古项目，最大限度地避免了施工空当期，实现了“前期考古”和“后期修缮”的无缝衔接。“我们赶在北京140年来最大的暴雨来临之前，完成了64号敌台的所有项目，保护了长城的安全。”这是尚珩参与的一种新模式，他认为，这种模式值得在以后的考古工作中大力推广。

 

在尚珩看来，长城研究和保护已经是一个多学科甚至全学科的范畴。如今，他与古建、材料、植物学等多领域专家共同合作，以更加科学、专业的方法保护和修缮长城。

 

这些年的工作中，尚珩见证了长城保护修缮理念的更新和进步。

 

2022年启动的怀柔箭扣长城和延庆大庄科长城研究性修缮试点工程中，首次引入了考古发掘，向“慢慢修长城，边研究边修缮”的长城保护修缮新模式迈进。这是国家文物局首次批复的两个长城研究性修缮项目之一，即在长城保护项目施工前先考古。

 

“我们以往只是在地面上观察长城。至于掩埋在地下的部分，只能依据工作经验来判断，这样往往不可靠。”尚珩说，“考古环节的纳入，对于长城被掩埋的部分、隐蔽的部位进行了勘察，找到了长城病害的根源，研究性修缮方案的制定更加全面、具体、科学。”

 

尚珩认为，在修缮中引入考古环节，修缮方案保护的对象也会更丰富。2022年，箭扣长城141-145号敌台的考古发掘项目中，他们就在敌台的顶部发现了火炕和灶址。“发现火炕后，我们的研究性修缮方案也做出了变更，要考虑如何将火炕保留下来。”尚珩说，“如果没有考古环节，这些火炕就被清理掉了。”

 

如今在尚珩眼中，长城仍然是新鲜的。

 

从山海关至北京的长城，尚珩即将走完第二遍了。一样的砖块道路，一样的沿线山林，然而早晨和傍晚，顺光和逆光，都呈现了不同的景象。长城像有魔力一般，吸引他一而再、再而三地探索。

 

“像巨龙一样，长城就这样蜿蜒在中华大地上，穿越漫漫戈壁，跨越崇山峻岭，蜿蜒入海……”由于长城跨度大、地理环境复杂、沿线人类活动复杂，尚珩越走，越担忧长城的保护问题。

 

“过冬”就是一个仍需解决的大难题。每到冬季，长城沿线冻融灾害频发。随着气温的升降，土层水分融化又冻结，反复多次后，长城墙体松散。“我们没法给长城扣罩子，也没法给长城安装暖气。”长城跨越的自然地理环境多样，安装的难度非常大。尚珩举例说，箭扣长城地势起伏陡峭，地势险要，运输材料困难重重；到了沙漠地带的长城，材料、设备很可能被沙土掩埋。

 

尚珩说，受时间、精力、人员等客观条件的限制，长城保护的历史欠债很多。过去十多年，河北、山西等地的长城大都处于自然状态，保护措施基本缺位。十多年前，尚珩曾经走过的长城，部分已经塌陷、损毁了。一部分长城上的文物也遗失了。20年前，尚珩在爬长城时发现了一座石碑。5年前，他再次回到原先地点，却怎么也找不到那座石碑了，“可能被人偷走了。”

 

尚珩认为，要保护长城，需要的是所有人的力量。

 

除了考古工作之外，尚珩还一直在长城沿线奔波忙碌着，向沿线学校的孩子做宣讲，为基层的长城保护员做培训。长城保护员大多数是生活在长城沿线的普通村民，文化教育水平不高。村民没有系统地学习过长城保护的知识，尚珩就给他们培训“充电”。如何巡查，发现破坏怎么办，他都会一一传授给村民。

 

“长城生病了，村民是第一个知道的。”尚珩深信，沿线村民能够成为长城保护的一线力量。有些村民不会拍照，尚珩就一步一步地教。“巡查时要拍三张照片：第一张，拍完整的长城；第二张，拍敌楼；第三张，拍长城的裂缝。”

 

尚珩发现，这些年来，在平谷、怀柔、密云、延庆等北京长城沿线地区，村民保护长城的热情高涨。

 

“长城保护员培训到位后，就是基层文保部门的眼睛和手。”尚珩期待着，有朝一日等长城点段开放得越来越多，村民们就地当起长城讲解员，带领游客游览长城原址，介绍石雷、火炕等考古发掘成果，带着人们走进数百年前人类在长城生活的画卷，“这是祖先留下的历史文化遗产，这是我们自己的精神家园。”

 

新京报记者 汪畅 实习生 邹冰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