位于贵州东南部清水江畔的锦屏，素有“南方林区皇冠  上的明珠”、“绿色抒情诗”之美称，漫山遍野的杉木林随处可见，更有数万份历经天灾人祸而保存下来，反映“苗疆”社会五百年人工营林史的“活化石”----山林契约文书，引起海内外关注。

　　“鸳鸯渌浦上，翡翠锦屏中”，如果说山是锦屏的骨骼，树是锦屏的肌肤，水是锦屏的眸子，那么百年林契锦屏文书则是锦屏的灵魂，它见证了以锦屏为中心的清水江流域中下游少数地区林业经济与社会发展变迁的历史。

　　聚居清水江畔的苗侗人民，“开坎砌田，挖山栽杉” ，创造了我国南方著名林区的锦屏500年人工种杉历史，孕育了“杉木之乡”辉煌的木材时代，清水江悠久的木商文化，这里是“杉木之乡”，更是 “营杉之乡”、“民间林契之乡”。 明洪武三十年（1397），朱元璋为围剿婆洞林宽侗苗族农民起义，派官军溯沅江而上进入锦屏境内，被“丛林密茂，古木阴稠，虎豹踞为巢，日月穿不透”的“深山箐野”之景象所震撼，锦屏盛产优质杉木的信息得以传到华中、华东地区。加上锦屏境内水系发达，全部水系汇入清水江、入沅江、进洞庭、奔长江，木材水运极为方便, 早在十六世纪初，即四五百年前，锦屏就形成了具有一定规模和影响的木材市场。

　　明正德九年（1514年）朝廷修乾清宫、坤宁宫，层层派出要员到湖广、川、黔等省，深入锦屏县内采集“皇木”，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湖南木商进入县内卦治、王寨（今锦屏县城）、茅坪采购木材，清雍正五年（1727年）贵州巡抚广泗在王寨设弹压局，武装征收木材流通税，雍正七年（1729年）在卦治、王寨茅坪三寨正式设立木市，管理清水江一带的木政，史称“内三江”，它和天柱岔处等外“三江”演绎了二百多年的“当江”、“争江”史，直至御状惊动嘉庆皇帝，嘉庆二年春立的在卦治村老码头对岸《奕世永遵》，将历史隽刻的江边巨石上，并不因卦治电站蓄水沉没湖中而被世人遗忘。曾经见证林商文化繁盛的卦治村，在侗语中的含意就是“订立契约的地方”。至今文斗的一处山坳仍叫“皇木坳”，相传曾因在此地采集皇木而得名。上世纪六十年代，在河口韶霭村发现《皇木案》的手抄本，让世人还能幸运地阅览到明清两朝与湖广、贵州征派“皇木”的各种请示、报告及批文。 “月亮阶，青石台，姚家窨子成排排。一渡两江三上岸，金银如浪滚滚来。”锦屏木商首富姚百万的歌谣与传奇故事，至今在锦屏及剑河一带地区广为流传，妇儒皆知。

　　从明到清，朝廷在锦屏开设“木市”、广征“皇木”，从此锦屏成为朝廷兴修皇宫圣殿广征“皇木”之地， “民木商”也大量涌入，吸引本地大量的侗、苗族人民和来自江南、华东等地的汉族人民在锦屏从事木材贸易和人工造林、管林工作, “皇木”“民木”贸易兴起、繁荣，“坎坎之声铿訇空谷，商贾络绎于道"(《黔南识略》)，木材贸易空前繁荣。从明代中期到清乾隆时期，清水江流域的锦屏、天柱及剑河东部、黎平北部等中下游地区，形成了一种较为成熟、在我国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乃至世界林业史上堪称独特的林业生产关系，产生了大量的山林植造、佃山造林、山林管护、木材买卖、木材水运及人工拖运、纠纷调解等民间契约，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林契文书和珍贵的历史档案。

　　现锦屏县城飞山庙里有一块刊刻于清光绪九年（1883年）的残碑——《八步江规》，它是当时明确清水江亮江支流木材采运输从“头步”村寨到“第八步”村寨之间 “分步”放运木材，保证各取其利的基本规范。凭着一把“斧印”，在清水江“黄金水道”上，木材即使遇洪水冲散漂失至下游码头，木商们通过“斧印”辨认也可以清点赎回，彰显了清水江契约管理社会的诚信文化。

　　如果说锦屏杉木的被发现，缘自明代官军对婆洞林宽起义的围剿，那么契约文书的现世，与其说是杨有赓先生田野调查的一次偶然，不如说是学者善于发现视角之必然。1963年8月，贵州省民族研究所杨有赓先生到锦屏苗族聚居的平略镇平鳌村、河口乡文斗、加池村一带田野调查,发现了很多农民家里成捆成扎，历经岁月磨蚀，纸张已经变黄发脆，用汉字写就的山林契约文书，还有一些当年用于木材交易称银的工具和在木材上作记号的印锤。那一次，他收集了200多份契约，锦屏林业契约由此进入学者视野。

　　上世纪80年代后，杨有赓先生又连续携同远隔重洋的东京外国语大学唐立、武内房司先生造访锦屏这片契约文化沃土。

　　1980年以后，杨有赓陪同日本学者武内房司连续三年到锦屏文斗村、平鳌村考察。1995年秋，杨有赓陪同日本国立亚非语言文化研究所唐立博士到锦屏平鳌村调研林业契约。2001年、2002年、2003年，由唐立、杨有赓、武内房司三人主编的《贵州苗族林业契约文书汇编（1736～1950）》一至三卷本在日本问世，共收录近1657件契约。这是第一次对锦屏契约文书进行的系统整理，向世人展现了一幅幅明清以来以锦屏为中心的清水江流域“苗疆”社会历史发展的写实长卷，也是百年尘封的民间档案——锦屏林契第一次进入国内外学术界视野，引起极大反响。

　　法国《欧洲时报》以《锦屏林业契约引起国际关注》为题报道了锦屏林契文书，引起欧洲华人华侨界的轰动。《贵州日报》、贵州电视台和香港《华南研究资料中心通讯》等几十家报刊媒体相继推出锦屏林业契约文书。贵州电视台《发现贵州》栏目播出 5集林业契约专辑《林业契约背后的故事》。从此，国内外掀起了一场锦屏山林契约文书研究热。

　　2001年，中山大学历史人类学研究中心与锦屏县政府合作，把契约档案的征集和研究引向深入。2006年中国三联书店出版了张应强著述的《木材之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力与社会》。

　　2008年至2009年，由中国林业出版社和世界社会文献出版社连续出版了单洪根先生所著的《木材时代--清水江林业史话》和《清水江木商文化》两本专著，填补了贵州和黔东南对木商文化遗产研究方面的空白。

　　2009年12月21日，新华通讯社刊载的《一纸林契：五百年砍不败的青山——贵州省锦屏县林权制度变迁调查》，反映了锦屏县依靠契约文化促进林业发展的历史，及其对现今开展的集体林权制度改革的启示与借鉴，引起了国家林业局贾治帮局长的高度重视，作出了“深入调研”的重要批示。2010年以来，国家林业局组织调研工作组在贵州省林业厅有关领导的陪同下，多次风尘仆仆赶赴黔东南锦屏等各县开展调研。

　　早在上世纪60年代初,锦屏县档案馆就开始启动了山林契约文书征集工作,由于当时群众刚经历土改“烧契”运动不久，收效甚微。1984年１月４日县档案局成立后，开始大规模征集林业契约、家谱等民间档案资料。 2005年4月，在省档案局帮助下专辟“珍贵档案特藏室”专门保存、保管林业契约，并建立相应管理制度。2006年，国家重点档案抢救和保护经费补助资金50万元实施的“锦屏文书特藏库馆技改工程”投入使用，馆藏保护条件进一步改善。

　　“锦屏文书”是锦屏、是黔东南、是贵州省乃至全人类十分珍贵的历史文化遗产，必将成为贵州省最有前途的文化品牌。

　　国务委员陈至立和省委、省政府石宗源、林树森、王富玉等领导先后对“锦屏文书”的征集、保护与研究开发专门作出重要批示，锦屏文书抢救保护工作由民间、学术机构的自发组织，走上以政府机构统一部署的工作轨道。从2006年起，锦屏县委、县政府加大锦屏文书抢救保护力度，纳入重要议事日程，由纳入单项考核到纳入全县目标综合考核，每年专项经费10万元，县政府发布了《关于抢救保护锦屏文书的通告》，张贴宣传到全县村村寨寨，进村入户到全县215个村居，开展全面的普查登记工作。近三年，征集到“锦屏文书”达15560件, 占历年来进馆保管“锦屏文书”总数的50%以上。

　　目前，黔东南州锦屏、天柱、三穗、黎平、剑河等5县已征集进馆保护锦屏文书达5万多件，馆藏在锦屏县档案馆“珍贵档案特藏室”锦屏文书原件达3万多件,己抢救修复1.8万余件，其中年代最久的一份是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形成的“杨香保、杨笼保将九白冲祖父山卖给庙吾寨陆现宗、陆现卿契”。保存最完好、幅面最长、字数最多的是2005年元月征集到的清光绪十四年（1888年）形成的“黎平府开泰县正堂加五级纪録十次贾右照给培亮寨民人范国瑞、生员范国璠的山林田土管业执照”，长208厘米、宽52.8厘米，共101列2888字，盖“贵州黎平府开泰县印”官印，堪称“镇馆之宝”。

　　据调查显示，契约文书在锦屏民间保存密度非常大，每平方公里平均就有60份，几乎每户农家都有珍藏，少则几十份，多则数百上千份，总数不下10万件，锦屏县档案局仅在河口乡加池村姜绍卿一家，就征集到了1118份契约。目前所发现的契约大多数是纸契，但也有少量石契、皮契、布契等,主要有以下几种：山林土地权属买卖契；房屋、宅基地、水塘、菜园权属买卖契；山林土地、房屋、宅基地、水塘、菜园等家产析分及传承记录契；合伙造林、佃山造林、山林管护、山林经营契；山林土地权属纠纷诉讼文书、调解裁决文书；生态环境保护契；家庭收支登记簿（册）；乡村民俗文化记录、家（族）谱；官府文件、村规民俗等。除了数以万计的契约文书以外，在锦屏民间现存史料中，还有数以千计散落在各个村寨的碑刻、摩崖文字，这些文字记载的内容正好是锦屏文书的补充，两者相互印证，完整地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状况。

　　2005年7月17日，被国内外学者誉为“看得见历史的苗寨”、“民族环保第一村”的文斗上寨村一把无情山火，烧掉了几十户人家，也烧毁了3000至4000份林业契约。据调查，存留至今的契约文书数量远远低于历代形成的总量，目前幸免于难10万件散存民间的契约大都处于濒危状态，“锦屏林业契约”这一珍贵的清水江流域木商文化遗产正在急剧消亡。

　　2002年3月，英国牛津大学和我国清华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及北京三联书店的历史学、人类学、文化学、民俗学、文献学的专家学者组成中英联合田野作业考察组，到锦屏进行民间契约与传统村落专题考察，给予林契极高的学术价值评价。牛津大学教授、著名历史学家柯大卫说：“锦屏契约非常珍贵，像这样大量、系统地反映一个地方民族、经济、社会发展状况的契约在中国少有，在世界上也不多见，完全有基础申请世界文化遗产。”

　　专家们认为，锦屏文书是林学、农学、经济学、民族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人文学、生态环境学、档案学等诸多学科研究的重要档案史料，是我国现今保存最完整、最系统、最集中的历史文献，堪称继故宫博物院的清代文献和安徽“徽州文书”之后的我国第三大珍贵历史文献。它填补了我国经济发展史上的几项空白：一是少数民族地区封建契约文书的空白，二是我国经济发展史上缺少反映林业生产关系的历史文献的空白；三是没有民族文字的少数民族用汉民族文字反映和记载少数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的空白；

　　锦屏文书记载着西南地区清水江流域林业社会变迁发展史，主要记录了私有制时期林业资源的培植、管理、经营及收益分配的做法、经验，对当今林业体制改革，推进森林、林木和林地使用权的合理流转，发展非公有制林业具有现实的借鉴作用和参考价值，是贵州乃至西南的林业经济、林业社会及林业生态的珍贵文献遗产。

　　难能可贵的是，“锦屏文书”以其穿越五百年时空的木商文化底蕴，不仅是破解锦屏等清水江流域地区长期以来山常青水常绿“社会基因密码”的“金钥匙”，而且至今仍具有调解纠纷功能，当地村寨之间发生林权纠纷时，有关的契约文书仍然是定纷止争最能服众的证据。上个世纪8 0年代“林业三定”和2 0 0 3年三板溪水电站淹没库区赔偿时，文斗、平鳌、岑梧几个村寨纠纷比较多，双方或多方僵持不下时，只要谁能拿出契约文书当证据，大家都不说话了，按文书上写的办。

 　　“锦屏林业契约” 已先后被国家档案局列入“全国重点档案抢救”和《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候选名录， 2010年2月22日“锦屏文书”成功入选第三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保护工程名录》，是继 “水书”文献之后，贵州又一《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创造了申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工程”的工作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