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丛书《贵州少数民族音乐文化集粹》(以下简称《集粹》)以书写的文本开启了贵州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大门,为我们展现了“歌舞之乡”的全景。《集粹》共七册,分别解读了我省苗族、侗族、布依族、仡佬族、水族、彝族、土家族等世居民族的音乐文化。书中不仅有生动的描述,大量的音乐实例分析,还有文化视野的读解及研究者深邃的洞见。奉读之后,收益良多,我感到该书有几大特点。

    一是研究视野开阔。本书定位于“贵州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研究,与那些主要集中在音乐作品形态研究的专书不同,具有音乐文化人类学的视野。少数民族音乐活动并非严格意义上的“艺术表演”,它更多的显现为一种文化生态,音乐承担着传授知识、风俗礼仪、宗教活动、娱乐游戏、社会交往等多种功能。正是有鉴于此,《集粹》对每一民族音乐的解读都予以全方位的观照。每部书都以一定的篇幅详细介绍该民族的历史沿革、地理环境、风土人情、宗教信仰、风俗礼仪、节日文化、音乐活动。如《侗族篇》的开篇,以“侗乡”、“侗人”、“侗俗”、“侗乐”为题,展示给读者民族音乐赖以产生的文化土壤；《苗族篇》一开始就介绍了贵州苗族民间音乐所依托的时空背景、民风习俗、文化事象、独特的音乐文化。在对民族音乐分类介绍的篇章中,也都有作者的文化视角。《芦笙篇》将芦笙音乐的介绍融入深邃的文化解读,对传说中的古代芦笙、作为礼器的芦笙、现实生活中的民间芦笙都一一作了考证式分析,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许多篇章,甚至将民俗活动生动地浮现出来,使读者身临其境,体验音乐的“原生态”。《仡佬族篇》对“祭山歌”的介绍,作者以田野调查笔录的形式,复原了李发旺宗属“祭山”仪式的全貌,之后再介绍祭山歌的特点,使读者能真切地体会歌唱的场景和意味。由于《集粹》的文化视野,使读者不仅从中获得丰富的民俗知识,也对各民族民间音乐有了更加全面的了解和认识,乃至在欣赏这些音乐时能准确地把握它们的风格和特点。

    二是选材精当,善于让材料说话。由于丛书的选材以“四大集成”为基础,使得这部书有着重要的资料价值,而在篇幅有限的每部专书中,作者又必须充分让材料说话,因此选材精当就成为该书的又一特色。如《芦笙篇》介绍芦笙“陶冶心性”的社会作用时,作者选择了黔西南望谟的《弟兄好芦笙》、贵阳花溪的《猴鼓调》及贵阳乌当的《进寨调》三首具有代表性的芦笙曲谱例,向读者展示了不同特性的芦笙调以及它们的多样性社会功能,可谓选材精当。再如《布依族篇》第二章介绍浪哨歌的歌唱传统,从相识、盘结、情深到定情,每一阶段都选择典型的歌曲作个案分析,这些谱例不仅囊括了多个地区,且曲调具有代表性。《土家族篇》充分运用《华阳国志》、《十道志》、《后汉书·南蛮西南夷列传》、《舆地纪胜》、《太平寰宇记》、《明实录》等古代文献,探究了土家族的族源。《侗族篇》以侗族多声部歌曲演唱走向全国、走向世界的历次演出记录,以及有关侗族大歌的各种类型的国内国际学术研讨会记载,充分让材料说话,证明了侗族大歌成为世界文化珍品的事实。

    三是体例写法新颖,别具一格。“题引”可谓一个民族的小百科全书,通过传说、史料、故事、亲身经历以及分析论证,生动而立体地展现了不同民族的生活世界。为突出民族音乐的文化内容,之后的章节大都按音乐功能划分。如《仡佬族篇》按古歌、山野歌曲、爱情歌曲、酒宴歌曲、婚嫁歌曲、祭祀歌曲、儿童歌曲分章介绍,最后一章介绍器乐。《苗族篇》有飞歌、游方歌、酒歌、古歌、节庆歌、笙鼓乐、民间器乐的标志、说唱音乐嘎百福的详尽介绍。本书的新颖之处还在于,先介绍该音乐的文化功能,演唱的时间地点,描述表演现场,再精选有代表性的音乐作个案分析,附上谱例。使读者不仅了解到歌曲的面貌特征、价值意义,还产生一种现场感,获得对“原生态”的体验。书前多幅鲜艳的彩照,再现了民族音乐活动的生动场景,而所附歌碟无疑能帮助读者获得听觉的实感。《集粹》在写法上不拘一格,既有宏观的总体概述,又有微观的个案分析；既有生动的形象描述,又有严谨的理论探讨；既有采风者在歌舞现场的激情宣泄,又有研究者对材料的冷静分析；既有对音乐作品专业化的形态分析；又有对音乐作品感悟式的品评议论,实现了融“学术性、趣味性、可读性”为一炉的初衷。如《侗族篇》作者以亲切的笔触描绘了侗寨其乐融融的夜景,仿佛一篇优美的散文。之后夹叙夹议地介绍了“侗族大歌”的现状,让读者在轻松的文字中了解到并不轻松的民族音乐家们为弘扬民族音乐文化的辛勤努力,而“侗族大歌”之所以走向世界,也就尽在无言中了。如《芦笙篇》解读芦笙的传承,不仅有严谨的论述,详尽的曲目资料,还以田野调查的方式,记录了芦笙传承的事例,甚至附上“拟文作画”。《彝族篇》对歌曲的解读多处采取现场采风的形式,在谱例之后列出歌词,段落之间还描绘了歌唱者的情状、用意、表情、动作,十分生动,其他诸篇都有类似的特点。《集粹》的文字流畅、通俗易懂,作者能深入浅出地驾驭如此宏大的民族音乐体系,没有深厚的学术功力是难于做到的。

    《集粹》是众缘和合的产物,天时、地利、人和缺一不可。是贵州各民族创造了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为《集粹》提供了资源；是构建和谐社会,建设生态文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策方针的出台,给《集粹》提供了时机；是贵州有一个执著奋进、团结协作、经验丰富、造诣深厚的民族音乐专家群体,使《集粹》的构想成为现实。笔者期待民族音乐的研究有新的传人,继承老一代音乐家的优良传统,将老先生们未竟的事业继续下去,发扬光大。（龚妮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