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说“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生活在不同地区的人们，物质生活、风俗习惯往往有很多不同。学者们根据这种现象的存在，提出了地域文化这个概念。并解释说，地域文化是指特定区域内源远流长、独具特色，传承至今仍发挥作用的文化传统。

贵州因为地貌多样，地形崎岖，民族众多，有着种类远比其他地区为多，特色远比其他地区浓郁的地域文化。这是天公的恩赐，是推也推不掉的。不过，毕竟不能把文化当作一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当我们打算命名某种文化的时候，至少自己首先得搞清楚，你心目中这种文化的内涵是什么，它有哪些独具的特征。随心所欲地给某些东西戴上文化头衔，过不了多久就会褪色，就会被人遗忘。

黔北地区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这是为世人所公认的。从战国秦汉到唐宋，历经两千多年的积累，在以今遵义市为中心的贵州乌江以北地区形成了一个受巴蜀、荆楚文化较深影响的独特文化圈。这个文化圈里的文化，是介乎于长江上、中游之间，即巴蜀文化与楚湘文化交汇地区的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播州文化正是这种地域文化的代表。

播州文化的前身，是秦汉时期的黔北土著文化和移民带来的汉文化。这种文化在经历唐宋时期的形成与发展后，元明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充实和丰富。即使到了明清，播州作为行政建置被撤销，也并未减弱播州文化的生命力。

贵州是一个多民族省区，明清以前的境内居民主要是少数民族。汉族进入贵州的时间较晚，而且直到明代贵州建省，境内汉族的人口仍然没有超过少数民族。由于汉族大多是从北部巴蜀地区进入贵州的，最早的居住地集中在乌江以北，以后，随着汉武帝对南夷的开发和大姓势力的膨胀，汉族才逐渐分布到牂牁郡各地。

经过若干代人的努力，汉文化不仅在黔北地区扎下了根，并不断吸收当地土著文化来丰富了自己的内涵，进而在当地形成了独具特色、世代传承的地域文化。这种文化的中心区域，正是在唐贞观十三年(639年)设置的播州。播州作为行政区划，历经唐、五代十国、宋、元、明几个时期。南宋理宗嘉熙三年(1239年)设播州安抚司，元至元二十八年(1291年)改播州为播州宣抚司，明洪武六年(1373年)升为播州宣慰司，直至明神宗万历二十八年（1600年）杨应龙被明军剿灭，前后长达962年。

在贵州这片土地上，汉文化与土著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最早发生在紧邻巴蜀的黔北地区，两者结合后衍生出来的地域文化，再与其后进入这一地区的民族文化相互浸润、交流与融合，最终形成了具有历史延续性和连续表现形式的新文化。以播州命名这种极富地域特色的文化，不仅顺理成章，也较为容易得到认同。

播州文化不仅经历了上下两千多年的发生发展过程，而且有着广阔的活动空间。

元代设置的播州宣抚司，初隶属于四川行省，一度曾划归湖广行省。播州宣抚司的统辖地包括黄平府、南平綦江、珍州思宁、旧州草塘等19个长官司和若干峒寨。其范围大致相当于今贵州遵义市、瓮安、黄平、凯里、湄潭、余庆、金沙、仁怀、习水、赤水、桐梓、绥阳、正安、道真以及四川綦江等县地。影响所及，几乎达今贵州全省的二分之一。

有一定的时间跨度和地域空间，只是地域文化的一部分特征，提出一种文化概念，是需要对所提的这种文化进行定位的。那么，播州文化应该如何进行定位呢？

播州文化是以历史上的播州(今遵义市)为依托，延伸涉及黔东、黔西北、黔中部分地区的，一种具有历史延续性和连续表现形式的地域文化。它不仅是汉文化与黔北地区土著文化结合产生的一种地域文化，也是包含若干巴蜀文化、荆楚文化因子的一种特色文化，是源远流长的长江文化圈的组成部分。

作为长江上游支流的乌江，自乌蒙山奔腾而下，经息烽县穿越贵州北部，由重庆东南的涪陵汇入长江。这条贵州人眼中的母亲河，正是播州文化的孕育者。桐梓岩灰洞旧石器时代文化遗址，证明还在人类起源时代，播州地区已经充满了生机与活力。人类既然能在这里创造出辉煌的史前文明，自然能创造和培育出独具特色、充满生命力的地域文化。今天我们在黔北许多地区，依然可以看到悠长的青石板街，临江而建的吊脚楼和古韵犹存的小镇。包括坐落在遵义县龙坪永安乡的杨粲墓，据称始建于唐朝的中世纪军事屯堡——海龙囤，它们都是播州文化传承给后人的无字史书。

深受巴蜀文化影响的播州文化，在物质层面上是一种以农耕文明为主的地域文化。今遵义地区仍被称为黔北粮仓，但它的基础却是在播州文化的兴盛时期奠定下来的。桐梓岩灰洞发现的碳屑和烧骨化石，是华南地区最早的用火证据。迄今为止，我们虽然没有在当地找到原始聚落的集聚遗存，还不能像描述巴蜀文化那样勾勒出古黔北人的社会生活场景，然而，秦汉之际的黔北早已过上了“耕田，有邑聚”的农业生活，是确定无疑的。

唐代遵义已开始兴修水塘库堰，乌江以北地区出现稻田两熟制。遵义大水田堰周十余里，可灌田万亩，千余年后依旧发挥作用。进入宋代以后，播州的农业生产水平越来越接近川东地区，“夏供茶蜡，秋输米粮”，“生黄茶”成为当地特产。明初广设卫所，大兴屯田，加上汉族移民的大批到来，有力推进了播州地区经济的发展。率军平播的李化龙在《播州善后事宜疏》中称：“环播州幅员千里，田地无虚数千万亩。”“白田坝沃壤数百里，其地方殷富，人物颇华。”

播州地处川黔要冲，历来是巴蜀、荆楚地区南下或西进的必经之道。汉晋时期由巴蜀南下贵州的通道有两条：一是沿秦始皇所修的五尺道，经黔西北入云南；另一条则是从符关，沿赤水河谷，经今桐梓、遵义南下，进入黔中。虽然后者赤水河谷一段比较险峻，但因相对近捷，仍是许多人的首选。唐蒙通夜郎时走的是这条路，元代修建川黔驿道选择的也是这条线路。历史总是在变化中向前推进的，这条缘于军事目的而出现的道路，后来发展成为西南地区的商旅大道，成为滋养播州文化的大动脉，这是汉武帝等人所想不到的。

精神层面上的播州文化，是一种多元多彩，具有较强兼容性、开放性、延续性的地域文化。

在贵州这个多彩多姿的文化百花园里，源远流长的播州文化突显现出它多元的个性。黔北是贵州汉族人口最集中的地区，汉族人口比例高，居住集中。汉晋以后陆续由各地迁来的汉族移民，虽然生活在土著民族文化的包围中，但由于汉文化极强的生命力，他们的文化传统尽管不免发生变异，主要的东西也保存和延续了下来。而经历两千多年历史岁月洗礼的少数民族文化，同样没有被汉文化所淹没，反而在保持原生性的基础上世代传承，至今仍大放异彩。

播州文化的多元，不只表现在拥有多种民族文化方面，更表现在文化类别的多样上。以乌江、赤水河为依托的农耕文化，以川黔驿道为主轴的通道文化，具有悠久历史的酒文化，以湄潭、凤冈为代表的茶文化，以杨粲墓及黔北民居为代表的建筑文化，以中世纪城堡海龙囤为代表的军事建筑文化，以名列贵州四大土司之一而形成的土司文化等等，都是播州文化的子文化。

播州文化有着善于容纳和集结的开放性体系。巴蜀文化的南下，荆楚文化的西进，在今黔北地区与当地的土著文化相遇，在彼此的交流与融合中，形成新质文化因素，而各自又保持着自己民族和族群的文化特质和文化风格。汉晋以后进入黔北地区的民族文化，同样能在这片土地上立足生根，形成自己的文化圈。集中分布在道真、正安两自治县的仡佬族，是播州地区的原住民族。除仡佬族外，今遵义市仍有30多个少数民族，桐梓、仁怀、道真、正安、遵义、余庆等县(市)都有苗族自治乡。充满勃勃生机的道真“仡佬文化节”、遵义县平正乡“仡佬族吃新节”、仁怀后山乡“三月三夯彩苗寨艺术节”习水正月初三的赶苗场等，都是民族传统文化的现代展现。

延续性和整体性是播州文化的又一个重要特征。一种文化能延续近千年，是需要顽强生命力的，播州文化正是这样一种文化。从西汉政府的官方移民开始，汉文化在播州地区逐渐传播和扩展。舍人、盛览和尹珍的文化教育活动虽然还有一些争议，却是汉文化在黔北传播的有力证明。蜀汉政权的南中之战，大姓势力的崛起，进一步为播州文化的形成奠基。唐宋元明时期的繁荣与发展，丰富了播州文化的内涵，使之能在播州撤销行政建置后，仍得以作为一种文化延续并继续产生影响。清代前期的“改土归流”，加速了播州文化向周边地区的扩散；康、雍、乾时期封建经济的繁荣，为播州文化进一步向深度和空间发展提供了机会，以致涌现出一批享誉省内外的学者，号称“西南三儒”的郑(珍)、莫(友芝)、黎(庶昌)等人，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作为黔北地域文化代表的播州文化，是贵州多元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黔北地区各族人民的重要文化财富。对播州文化开展深入系统的研究，重新对它进行科学的历史定位和价值评估，将有助于我们对黔北地区，尤其是遵义市文化资源进行整合，有助于推进贵州经济社会的发展。

是该为播州文化大声呐喊的时候了。

 

撰稿：范同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