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毕节地区更名毕节市，原地区所辖县级毕节市更名七星关区，“七星关”，这个古老而又富于传奇的地名又热了起来，好些文化人追踪溯源，挥毫提笔，叙写这个古老的关隘。作为毕节市民，因创作中的采风和喜欢毕节掌故，对七星关的历史略有了解，故忍不住也要对其记述一二。

（横跨七星关的川滇东路老桥和毕威高速大桥）

       古黔地贵州，出入境有三大关隘。一是娄山关，又名娄关、太平关，位于大娄山脉中段，海拔1576米，在遵义、桐梓两县的交界处，南距遵义市城区50公里。因其北拒巴蜀，南扼黔桂，故称之为黔北咽喉，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娄山关重崖叠峰，峭壁绝立。据《明史纪事本末》载，万历年间，总兵刘臣与播州土司杨朝栋曾激战于此，明军取胜后改称“太平关”。但因其系大娄山主要关隘，故娄山关之称仍流传并固定下来。娄山关素有黔北第一险要，一夫当关，万夫莫开。长征时期毛泽东挥笔写下“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名句，又使得此关蜚声国内外，成为追踪红色文化人群的神往之地。

　　二是胜境关。其位于云南富源县城东南7.5公里滇黔交界，又称界关。老黑山南北纵贯100余公里，山势陡险，惟胜境关山势较低，仅一条驿道通向贵州，是古代由黔入滇的重要关隘。关口立有一座界坊，坊匾上书“滇南胜境”四个大字，故名“胜境关”，有“全滇锁钥”之称，至今还残留秦汉时期修筑的五尺道遗迹。明朝景泰年间，云南巡抚洪弼为“助风水之兴”，“补山川之胜”，派人建界坊于岭上。胜境关现存界坊系1923年重建，高14.8米，宽11.2米，为三开间木石结构牌楼。牌楼正楼较高，两侧楼稍低，由12根楹柱支撑，上有9级牌楼斗拱托起飞檐。琉璃瓦的坊顶上有8条造型别致的吻龙与坊顶正中的金黄葫芦交相辉映，十分壮美。牌楼上绘有清新秀雅、超凡脱俗的松、竹、兰、梅图案。正中书写着“滇南胜境”四个大字。

　　胜境关之奇，在于以“天”为界的界坊。界坊坐西向东，西边是云南，东边为贵州。云南一边晴天多，雨天少，干燥多风；贵州一边雨天多，晴天少，湿润多雾。明代杨升庵《滇程记》中写道：“日月之阴，经寸而移，雨场之地，隔垄而分。”数百年来，过往胜境的骚人墨客都有这样的感受。“雨师好黔，风伯好滇”在同一座界坊上也显得很分明，界坊前后的两对石狮子，面对贵州的一对身覆郁郁青苔，面向云南的一对却身披薄薄尘土。从前，界坊的楹柱上还悬挂着这样一副对联：“咫尺辨阴晴，足见人情真冷暖；滇黔原唇齿，何须省界太分明。”　

　　第三，便是位于毕节、赫章交界处的七星关了。此关的得名，一方面是因在其东北面，有几座绵延起伏的山峰，宛如夜幕中悬挂天上的北斗七星；另一方面是因为历代文人墨客的怀古幽思，凭借《简明历史传记》中“（孟获）蜀御史中丞、为建宁（曲靖一带）大姓。先主崩，获随雍闿反。蜀相诸葛亮亲征，百战百捷。闻得有孟获者，向为本地的夷、汉所服，与之战，擒之于盘东。亮纳参军马谡策，赦孟获以服南方。后南中平，获随亮归成都，任御史中丞。终亮之世，南方不敢复反”的记载，追踪历史的细微，翻阅史书以考据，认为诸葛亮率军深入今天的云南，七擒七纵彝族首领孟获前后，是由七星关渡河南征往返；大军驻扎七星关时，诸葛亮曾沐浴更衣，祭祀七星。历史的朦胧，寄托了后人对古代先贤的纪念，“七星关”之名，亦是如此。

　　在云南胜境关下客栈里，在摇曳昏黄的油灯下，挥毫写下《滇程记》的杨升庵先生，在旅途中辗转驻足于七星关时，于碑记中撰写道：“（七星关）乃孔明祃牙（古代军队在驻扎的地方举行的祭礼）之地，卫名毕节。”清代学士曾壁光也题记说：“相传汉武乡侯仗节南征，祃牙于此，因之得名。”《毕节县志》则称：“七星关在城西九十里，明洪武十九年建关。”具体来说，古代从毕节经乌撒（今威宁）至云南，必经七星关这一险关隘道。明洪武十五年（1382年），奉命征南的大将军、颖川侯傅友德“城乌撒，得七星关以通毕节”。其后在此建关，驻重兵把守。关口外坊额刻有“黔服雄关”和“汉诸葛武侯祀七星处”。明人张鲲在此题诗曰：

　　七星何事久留名，

　　举祃峰头望远旌。

　　天造雄关临北斗，

　　地连洱海想南征。

　　心存汉业终难遂，

　　功在蛮乡尚可存。

　　惆怅当年擒纵处，

　　书生无计请长缨。

　　继傅友德之后，永乐十四年（1416年），毕节指挥佥事秦光将原夹谷渡口处的竹缆浮桥，改建为铁索浮桥，在桥头右岩壁上刻摩崖碑铭《应星桥》记，在历史更迭中，虽饱受岁月风雨的冲刷，但至今大部分字迹仍清晰可见：“夫惟山水者蜀也。蜀道西南关之雄险者七星也。七星之城，成于山巅。四壁悬崖，摩空屹立，中有七山列秀，若蛇蟠兔走之形，凤飞云屯之势。下临长江，石道盘旋而上，曲屈如北斗焉。昔诸葛驻师七营于兹，故号其名也。关河之渡，应星桥也。竹篾为缆，排船为桥，以通滇之要冲。其如春和景明，波澜未兴，风清月白，如练如鉴，络绎从步，悠悠而乐也；其或阴云不开，骤雨经日，山高江狭，洪流暴至，惊涛拍空，怒浪吼雷，则必解缆拆桥以避水势。或有驿驰飞报者，尚阻其行，趋公务而役于此，悉违其期。于是，御关武略朱公曰：我受国恩，分守兹土，岂不立法，以便经行乎？莫若以铁代竹，连环为锁，铸双柱立于两岸之石，横缆于中，分索持航，布船为梁，奚畏江涨洪涛之险，实为久长之计乎。乃文陈卫司需铁鸠工立炉，冶造铁缆贰拾伍丈，斤重壹仟贰佰；铁柱贰，重贰仟陆佰；铁分索柒，各佰斤。侯又亲率健卒，登山伐木，造船伍艘，不叁月而成功。以永乐拾肆年捌月拾肆日巳时，举缆横江，系于双柱，移时桥完，江面如履平地焉。”

　　从此之后，明、清两朝各代的官员，均不断参与了七星关这个交通要道、军事重镇的重建。那时的七星关，可谓是滇黔川要道上的一大胜境。据《毕节县志》描述，乾隆年间七星关不但有武侯祠、文昌阁、杨泗洞、关帝庙、锁水亭、七星城等建筑；南来北往的文人墨客，还就七星关奇异的山川形势，形象地对诸多景观赋予了诗情画意的名字。如“七星映斗”、“三山拱瑞”、“翠屏旭日”、“斧柄仙踪”、“石柱当阳”、“印浮江面”、“鱼跃龙门”、“狮象挽水”等八大景。还有“应星桥牌”、“董公德政碑”（清毕节知县董朱英）、“七星碑记”等等摩岩石刻。就连那不知络绎不绝地走过了多少骡队马帮、商贾行人的石板道，也遗留下了川盐下云南的背背箩之人歇脚的拐耙石孔、马帮们的马蹄留痕、驿道转拐处的“一步七道坎”等等。

　　岁月在马蹄声中慢慢走远，可谓“辕门振乌撒，衣带越牂牁，巨险久已平，故关尚陂陀。”岁月没有将这些名胜古迹的古朴与沧桑磨损湮灭，但其后在短短的时间里，这些集能工巧匠智慧、中原文化与边地文化精华的古迹，被人为损毁，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而今，除摩岩石刻那依稀的文字能让人揣摩昔日渺渺古迹、旧时风景外，更多的则是在一些零星散存的文字中，引发人们的无限遐思。   

        除山川形胜、城阁雄伟外，仅就七星关桥梁建设而言，方寸之地可谓集桥梁建筑史之大成。清初，将明铁浮桥改建为木桥。嘉靖年间，又在木桥之地募建石桥，后桥为酋长阿克所毁。顺治十三年（1656年）云贵总督卞三元重建，十八年（1661年）桥孔自毁。康熙五年（1666年）复建，二十七年（1688年）复毁于水。三十七年（1698年）再改建木桥，五十四年（1715年）再毁。乾隆九年（1744年）再于老桥下方建四跨石礅木梁桥，桥上建廊。十九年（1754年）毁于火。二十年（1755年）知县董朱英复建，改为双跨石礅木伸臂梁桥，桥上建风雨屋14间，两端辟桥门，并各建牌坊一座。咸丰十年（1860年）毁于兵燹。同治八年（1869年）复修，当它承载着上云南、下四川的不停步履67年之后，1936年，当地大地主朱益斋为阻止红二、六军团过河，将木桥损毁了。

　　1939年，中国进入抗日战争的第三个年头，国民政府为保障抗战运输，在云贵高原抢修了“史迪威公路”的延伸线——川滇公路。这条抗战物资输血线，东北起至赤水河，西南止于云贵边界杉木箐，在毕节境内全长359公里，公路沿古驿道仍从七星关穿越。修筑跨河桥梁时，工程队将被毁的桥梁改建为石礅钢架、上铺木枕作桥面的钢木大桥。在抗日烽火硝烟弥漫的岁月里，长龙般的汽车队夜以继日，载着数以万吨的美国援华物资，从七星关桥滚滚通过，经毕节转入川南、再驰往重庆，然后这些抗战物资源源不断地被再分配到各大战区，支持着抗日战争。那时，重庆战时政府国防运输部，专门在毕节设立了川滇公路运输局，配备了机动快速的军队护路队。这个护路机动团，把七星关作为重点守备对象，派出一个加强连常驻七星关。那时，桥梁四周戒备森严，入夜碉堡上探照灯亮如白昼，巡逻哨穿梭交织，且配备了高炮（高机）防空，另有一个工兵排参与日夜护卫七星关铁桥，足见险关狭隘处这座桥梁在抗战运输线中的重要性。

（抗战时期铁架桥桥墩）

       1965年，为抗美援越的战备需要，七星关桥又经重建，在原钢架桥下游50米处，新建了一座长50米宽6米的六孔石桥。2007年，在毕威公路改建中，再在六孔大桥的上方，又一座钢筋混凝土大桥宛如长虹、凌空飞跃东西河岸，从而避开了两岸公路的陡下陡上、辗转盘旋，直接拉平了谷隘险阻。从六孔大桥倚栏眺望，石桥、铁桥遗址、卧虹大桥接连跃入眼帘，不但景色壮观，而且是桥梁博物馆的写意。七星关桥梁的变迁生动地说明，贵州高原的桥梁史，具有丰富而深远的文化内涵。故又有人说，今天的七星关之美，美在桥梁。

        鬼斧神工辟险景，自古雄关多传奇。七星关不仅有古典的历史文化沉淀，而且在近代的红色历史中，更有它耀眼的一笔。

 （夏曦烈士纪念碑）

       1936年2月27日，红二、六军团告别了以毕节为中心的川滇黔根据地，结束了自湖南桑植开始战略转移以来在毕节度过的“黄金时期”，携带着新入伍的五千多名黔西北各族“干人”，跨过七星关，进入了乌蒙山腹地，与十倍于己的国民党五个纵队展开了被毛泽东称之为“了不起的奇迹”的乌蒙山回旋战。历史的那一刻，苍天洒雨垂泪，苗岭披雾致哀，乌蒙苍松俯首，七星河水呜咽。七星关河流湍急的浪涛，致使夏曦长眠在这里。他是红军长征时期牺牲的高级将领中革命资历最老、级别最高的领导人。

　　夏曦，字曼伯，化名劳侠，1901年生于湖南益阳桃江镇（今属桃江县），毛泽东的同学。1919年，加入新民学会。1920年，参加湖南俄罗斯研究会，学习、研究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积极传播马列主义。同年10月，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加入刚诞生的中国共产党。同年秋天，参加莫斯科召开的远东各国共产党、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是中共党员中受到过列宁接见、并聆听列宁教诲的极少数人之一。

　　1922年回国后，在毛泽东组织的马列主义湖南自修大学任教员。1922年至1923年，任湖南学联干事部主任，主编《湖南学生联合会周刊》。1924年，任中共湘区委员会（后改为湖南省委）委员。曾出席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中共五大、六大上，他都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后分别担任过中共湖南、浙江、江苏三个省的省委书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曾在益阳、宁乡等地组织农民军。1931年3月，被派往洪湖革命根据地，任中共湘鄂西中央分局书记。红二、六军团会合后，任中共川滇黔省委委员，六军团政治部主任。夏曦从1931年到1934年，由于积极贯彻执行王明的“左”倾冒险主义，犯了肃反扩大化的严重错误，给洪湖革命根据地的党团组织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三军造成了重大损失。

　　当红二、六军团跨越七星关的时候，过河时因疲劳过度、身体虚弱而不幸溺水牺牲。在其牺牲后，毛泽东曾给夏曦的父亲夏墀燮先生写信说：“东与曼伯，少同砚讨，长共驱驰，曼伯未完之事，亦东之责也。”

　　“埋骨何需家乡土，忠魂到处有青山。”毕节人民没有忘记夏曦，1984年3月，毕节在隆重纪念红二、六军团创建“黔（西）大（方）毕（节）根据地”暨“中华苏维埃人民共和国川滇黔省革命委员会”成立50周年前夕，在夏曦牺牲的七星河畔建起了由开国上将、原六军团军团长萧克所书的、通高11米的“夏曦同志纪念碑”。

　　驻足七星关，给人的感触是多层次、多层面的。这里不但能领略大自然秀美的山川形胜，还能激发无尽的怀古幽思。揣读摩崖石壁你能即兴与古代文人吟诗会话，瞻仰烈士纪念碑你也许会思索人生的价值与责任。

　　县级毕节市改名七星关区，是一个文化内涵的创意，既秉承又创新了一个极富历史文化渊源的地域品牌。但是，真正抽象出七星关意义上的品牌，不应该仅仅停留在一个行政区域的称谓上。有一句话可借鉴，即让旅游背靠文化前进，让文化依托旅游彰显。由此而论，则应该让七星关区背靠七星关前行，让七星关依托七星关区彰显。因为而今的城市，仅靠钢筋水泥的森林来塑形象，那是苍白而无神韵的。仅依靠外表的“复古”，即是人为的做旧和外地城市形象的生搬硬套，钱花了而不具本城文化特色。要具有一个城市的“精气神”，更多的则需要城市的历史悠久，文化底蕴的厚重。随着川滇黔渝经济融合区的扩大与构成，七星关区将显现出三省一市间交通枢纽的重要位置。它在给予南来北往人们物质上享受的同时，更多的则是精神上的感悟与感悟中的记忆。

　　一个城市知名度的传播，要靠对自身文化认识的自觉与自信上来加以建设。一个让人们向往的旅游目的地，既是七星关区发展文化产业的重要内容，又可以辐射和带动整个文化产业的繁荣与发展。

　　七星关，是一个不需要更多策划、概括、提炼和抽象的老品牌，我们期待她昔日的风采重现。（李东升）

 （作者单位：毕节市作家协会）

（责任编辑：刘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