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崔成泉

编者按：作为本报年度重大选题，“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建设巡礼”贵州采访组联合《人民日报》记者，从3月19日至25日，对贵州“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核心区毕节市和辐射区六盘水市以及枢纽城市贵阳市的清镇市虎山彝寨进行了采访。历时7天，走村进户，践行“走转改”。

自4月6日起，本报开设了“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建设巡礼”贵州篇专栏，报道此次采访。本文作为这一专栏的结篇，更多地着重于文化产业与当地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深层次互动关系，以及当地的全新实践所引发的思考。并藉此，期待更多读者关注少数民族文化建设和特色文化产业的发展。

此次贵州采访，一路走来，不论是在毕节市大方县的慕俄格古城、贵州宣慰府、奢香博物馆、非遗漆器生产基地，还是黔西县的水西古城、象祠以及百里杜鹃管理区；不论是六盘水市水城县野玉海山地旅游度假区——海坪彝族文化园，还是盘县的乌蒙大草原、淤泥河乡麻郎垤村和岩博村、普古乡娘娘山高原湿地生态农业旅游园区，这些地方火热的文化产业实践确证着——自2014年3月，文化部、财政部联合发布《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总体规划》以来，依托后发比较优势，贵州区域的文化产业正以一种崭新的姿态快速崛起。

一路走来，从新型城镇化到供给侧改革，从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双轮驱动到文化精准扶贫；从民族特色文化产业开发到培育和扩大文化消费，贵州“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文化建设的喜人景象，不断印证着——十八大以来一系列新思想、新观念、新战略，为多彩贵州特色民族文化强省的建设目标标注出蹄疾步稳的坐标。

作为记者，不禁要发问和思考：这种火热的文化产业实践和喜人的文化建设景象，是什么样的内在发展逻辑、什么样的动力机制？这种内在逻辑和动力机制对于“十三五”时期贵州文化产业乃至于整个“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的建设和发展有哪些启示和参照？其突出的表征和价值是什么？

依托后发比较优势，以文化旅游为核心的文化产业大变局正在毕节和六盘水形成。

作为第一部国家层面上的文化产业专项区域规划，“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涵盖了七省区，核心区域内的藏、羌、彝等少数民族人口超过760万，覆盖面积超过68万平方公里，而这些地区大都是经济欠发达地区。

按照一般的定义和认知，文化产业作为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通常是在城市化和工业化发展相对比较成熟阶段产生的一种文化经济形态。如此看来，不只在贵州，即便在整个“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如何发展文化产业都是一个难题和挑战。

但是，当你走进毕节市百里杜鹃景区（县级管委会管辖），在漫山遍野的杜鹃花的映衬下，凝视景区内根据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被称作中国戏剧活化石的彝族古戏“撮泰吉”和苗族芦笙舞“滚山珠”做成的雕塑，会产生怎样的遐想？当你走进水西古城，置身于已经建成的20万平方米的景区内，面对几十座充满彝族风情的建筑，大手笔的气魄让你感到震撼也有几分担忧；当你走进慕俄格古城，走进与此相连的贵州宣慰府和充满江南意蕴的奢香博物馆，历史文化、民族文化、自然景观与地域风貌相互交织，在一个三角形的区域内，一个新的文化旅游空间初具格局；还有，六盘水市盘县娘娘山高原湿地生态农业旅游园区以及水城县海坪彝族文化园风情街等。

这一切充分表明：经过“十二五”时期的积累和发展，在实施“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规划的背景下，依托贵州高原山地生态资源和特色民族文化资源以及贵州省县县通高速的交通优势，以集约、创新、绿色发展的理念为引领，以文化产业园区建设为载体，以重大项目建设为支撑，以文化旅游为核心业态的、点线面相呼应的文化产业格局正在毕节市和六盘水市形成。

这种变化和格局也进一步表明：围绕“四个全面战略”的实施，“十三五”时期，依托生态资源和后发比较优势，借力“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建设，以文化旅游为核心的文化产业大变局，在改变欠发达地区经济和社会发展面貌的同时，也将从根本上改变中国文化产业“东强西弱”的局面。

以“三变模式”为导引，文化产业正在成为建设美丽乡村的新引擎，为农民脱贫致富提供了新途径。

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文化产业发展是个大话题，但就毕节市和六盘水市文化产业发展状况和其呈现出来的新趋势来看，在经济新常态的背景下，文化产业正在成为建设美丽乡村的新引擎。正如贵州省文化厅厅长徐静在接受记者专访时不断强调的，如何实现精准扶贫，如何实现文化精准扶贫，建成全面小康，需要文化主动作为、勇于担当。

采访中，我们看到，作为一种“本土化创新”，肇始于六盘水市的“三变模式”的改革为精准扶贫和农民致富提供了新途径。所谓“三变模式”，简而言之，是在老百姓自愿的前提下，对农民土地经营权包括他们的技术、技能、房屋等进行评估确权，然后以股权形态参与到农村合作社或企业经营活动中，形成了“资源变股权、资金变股金、农民变股东”的发展新思路。

作为“三变模式”最早的践行者，盘县淤泥乡岩博村党委书记余留芬依托当地农户家家自己加工酿酒的水拌酒传统习俗，建起了现代化岩博酒业以及火腿加工厂，利用山地资源优势，开发养殖业、种植业等，建立起循环经济发展模式。

在盘县娘娘山脚下的普古乡舍烹村，2012年5月，苗族村民陶正学返乡创业，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经过3年多的努力，往昔贫困的小山村正在变身为高原湿地农业生态旅游园区。据普古乡党委书记徐天和介绍，项目建成后将带动普古乡2.4万人及周边乡镇1.8万余人的就业和发展。可以说，“三变模式”激活了农村各类生产要素潜能，建立了新形势下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农村发展的长效机制，为农民脱贫致富奔小康开辟了新途径。

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成为推动区域文化产业发展的内在动力和价值引领。

采访中，围绕着“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建设，不论是政府官员，还是基层文化馆（站）的工作人员，不论是乡长、镇长，还是村里的支部书记、文化企业经营者，都在倾力关注家乡的山地资源和特色文化。

为了凸显毕节作为贵州省“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核心区的地位和作用，中国（贵州）彝族文化产业博览会正在紧张筹备中。当地政府希望以此为契机，让毕节文化建设再上一个新台阶。

在水城县海坪彝族文化园，通过高原山地冰雪节引爆了文化旅游热潮，一个规划21平方公里的彝族文化小镇正在崛起。其中引人注目的是，通过扶贫搬迁，年内将有千户居民落户小镇，这将为海坪彝族文化园发展带来可观的人气。

如果说,是乡愁的呼唤让余留芬和陶正学返乡创业，开始新的人生征程；那么，在盘县淤泥河乡麻郎垤村党支部书记杜少权眼里，是家乡特有的民族民俗文化资源让他坚守故土发家致富。这位60多岁的村支书可以和你谈大数据、谈互联网，看着村里先后建成的1060平方米的活动室、3500余平方米的休闲娱乐广场、160余平方米的文艺演出舞台等活动场所以及麻郎垤民族文化博物馆，你会由衷觉得作为“贵州省文化产业示范村”是真实可信的。

在毕节市大方县，省级非遗代表性传承人高光友对一件漆器加工制作需要使用什么样的材质、什么样的漆、上多少道漆等的介绍，自觉或不自觉地都在表达着一个手艺人的坚守和自信。为推进艺术衍生品的开发，在六盘水市水城县，“80后”徐源依托当地传统农民画和民族服饰资源，挖掘传统民族文化元素，整理提取近百个文化符号，进行了版权登记，并通过众创空间和分包加工的形式，开始了“互联网+”式的创业，新一代文化企业家的形象卓然而立。

这些细节和事实进一步表明：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的养成不是虚的，而是需要乡愁的滋养、乡土的培育，更需要体现在日常生活中。

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成为推动区域文化建设和文化产业发展的重要支撑。

就在一些地区甚至发达地区还在为打通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最后一公里”而纠结甚至焦虑时，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融合发展的思想观念却早已成为毕节和六盘水文化人的自觉选择——通过供给侧改革补齐文化建设的“短板”。正如毕节市文体广电新闻出版局局长李明泽强调的，“没有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支撑，文化产业就难以发展”。在盘县，历时两年完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工作，在9个民族乡镇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进校园”活动，为文化产业开发打下了扎实基础。

六盘水市文化馆馆长余漫江说，通过在基层乡镇举行一些手工艺、演唱培训和公益性比赛等活动，为乡镇文化建设宣传造势是我们的主要任务之一；淤泥乡科技教育文化服务中心主任吴霞说，依托文化站的培训和组织，麻郎垤村目前有60多人从事文化表演，可随时为游客服务。在她们看来，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没有“最后一公里”，有的只是精准服务。

在毕节、六盘水，文化产业发展呈现出新趋势、新特征。

围绕“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建设，在构筑和完善文化产业空间布局的同时，毕节和六盘水两市以山地生态资源和民族文化资源为主线，以文化园区和重大文化产业项目为载体，强化地域民族文化资源的符号化开发，积极实施差异化发展策略。按照贵州省文化厅副厅长袁伟的说法，通过学习、比较和集成创新的后发优势，借助“藏羌彝文化产业走廊”这个平台，贵州的文化产业的确出现了诸多值得关注的喜人景象，少了些文化产业发展初期阶段那种粗放式的开发。

在产业结构上，一些园区打破了产业门类的边界，通过空间集聚，形成了文化+旅游、旅游+农业、生态+体育、民俗+民宿等业态多元、混搭布局的发展形态，使文化产业成为调整经济结构和社会发展的新动能，成为扩大文化消费的增长点，为文化产业发展提供了新样本。

在自然生态资源和民族文化资源富集的经济欠发达地区发展文化产业，“三变模式”为文化产业园区发展提供了全新的动力机制。从这个意义上说，“三变模式”也是一种众筹众创模式。因为“众筹众创”，一个规模化、集聚化的文化园区才能在娘娘山的山坳里拔地而起。置身于占地8200余亩种有猕猴桃、蓝莓、刺梨等特色水果的基地，走进现代化的农业大棚，面对生机盎然的无土栽培农作物，不能不油然而生这样的感慨——如果说，30多年前安徽小岗村农民兄弟一张印满手印的契书，拉开了联产承包的改革序幕；那么今天，“三变模式”则为经济欠发达地区文化产业发展涂上了厚重的“中国特色”，不能不敬佩来自民间、来自草根、来自我们农民兄弟的那种坚忍不拔、勇于创新、勇于创造的伟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