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岁时，我被祖母带到上海父亲身边。当时我家就在上海最繁华的地段，附近有著名的四大舞台和许多小型戏台，整日轮番表演各种戏曲、曲艺、歌舞、杂技等，不远处还有上海音乐厅，以及大大小小的书场、戏院。大人去看戏听曲常常带上我，加之家里有不少丝竹，我对各种乐器慢慢熟悉起来，回家便不成调地东拉西弹。

　　我居住的弄堂里也有些喜欢乐器的人，一到夏夜纳凉时，他们总凑在一起合奏，江南丝竹、民间小调、广东音乐，丰富多彩，每每我都兴趣盎然地听到“散场”。有一次他们聊到弄堂某号姚家，家里有不少乐器，甚至还有琴，说那是很高雅、很难学的乐器，琴谱如同天书般难懂。那些我仰望的高人居然知道我家有琴，言语间还很敬重我父亲，听得我美滋滋的，对古琴兴趣越来越浓厚，学琴念头也愈发强烈。

　　那时候，我的兴趣爱好蛮多的，一会儿喜欢习字、一会儿喜欢画画、一会儿喜欢看古今中外小说，父母既不加约束也不给指导，由我“自然生长”。我也喜欢过各种乐器，可能从小耳濡目染，学起来都能较快上手，但都不持久，除了古琴。当初父亲对我学琴真是无心插柳。他在我的学前教育中加入了减字谱，兴致高时还在琴上作示范，这对我影响非常大，不仅使我较早就认识一些古琴指法谱字，更重要的是培养了我学琴的兴趣。小学时，我在诸多乐器里也是对弹琴更有兴趣，经常胡乱弹起来，有时还能利用散音和泛音结结巴巴弹出一些小曲调，于是兴趣就更浓了。我小学六年级时，沈草农编写的《古琴初阶》出版，比起家里几部线装本琴谱，这本书易懂多了，于是我照着书自我启蒙。

　　家里第一个得到父亲授琴的是姐姐。父亲教姐姐时，我偷偷地听，然后自己悄悄地练习，基本上能与姐姐保持同步。父亲发现时，我已自学不少曲目，甚至已在学弹《梅花三弄》。这时父亲觉得我对古琴是真有兴趣，并有一定自学能力，于是就开始逐操亲授，及至我高中学业加重，学琴进程开始减慢。

　　上世纪60年代我离沪远赴云南务农，临别前，父亲将家里仅有的一把二胡、一支箫放于我的行囊，并在所剩无几的书里挑了一本《唐诗一百首》嘱我带去。这些都成了我在农村、矿山几年生活里的良伴，可我日夜盼望的仍然是继续弹古琴。

　　再次弹琴已是1970年夏天，我从云南回沪探亲，在家中如饥似渴地弹琴，父亲非常惊讶为什么时隔多年我还能弹不少曲！是我对古琴的热爱，令我对琴念念不忘。在农村学拉二胡之余，我在拼接的报纸上画一张七弦十三徽的琴，熟记于脑海的琴谱反映于“纸琴”上，左右手在“琴”上按抚，心里默默唱着旋律。不耐用的“纸琴”在“抚奏”中很快破损，破了就再画，如此“纸上弹琴”数年未曾中断。直到沈仲章先生将我父亲还给他的一张琴转赠给我，我再也没有与琴分开过。

　　从此，每年寒暑假回沪，父亲都会逐操亲授，并要求我多读古琴典籍，诸如《琴书大全》《太音大全集》等，嵇康《琴赋》更是要我再三阅读。这期间我也有幸得到吴振平、张子谦教导。1971年到1981年是我学琴“全盛期”，兴趣大、记性强，所以学得快、学得多、记得牢。我年少时，正是父亲开始独立打谱的阶段，父亲先后完成《幽兰》《广陵散》《大胡笳》《胡笳十八拍》等琴曲的发掘整理，那些曲调每晚在我耳边回荡，促进了我以后的学习。

　　回顾从“自我启蒙”到“偷听偷学”，由“纸上弹琴”到书琴并进，我的琴乐琴学历程可谓曲折多变。若没有浓厚的兴趣，几经周折恐怕很难坚持。六十余年操缦不辍，无论在顺境还是在逆境，我与琴互相需要、不离不弃的深厚感情未曾改变。如今学习古琴的人越来越多，但我想，只有明白自己真正兴趣之所在，兴趣才会如同良师益友般地与你同行，使你快乐，伴你成长。

　　姚公白，1948年生于杭州，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古琴艺术代表性传承人，中国昆剧古琴研究会副会长。曾发表学术论文《姚丙炎古琴打谱》《“但曲七曲”之辨》等，出版多张古琴专辑。近年整理出版《姚丙炎古琴艺术》及《琴曲钩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