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文库》作为我省重大出版工程，于2016年正式启动，迄今已编辑出版贵州历史文化典籍三批共52种239册。

已经出版的《贵州文库》都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的文献为限，种类包括地方史料、史志，如《[嘉靖]思南府志·[嘉靖]普安州志·[万历]铜仁府志》《大定府志》，以及从嘉靖、乾隆到民国的《贵州通志》等；诗文杂著，如《莫批施注苏诗》《黔诗纪略》《巢经巢诗钞》等；时文、公文，如《花溪闲笔·贵州民政十讲》《抚黔奏疏》；书信、日记，如《蟫香馆使黔日记》《永城纪略》等，以及部分传记年谱、题跋和民国人类学专著。

如此大体量的本土古籍文献编纂出版，在贵州建省600年来尚属首次。在项目启动之初，由省委、省政府主要领导任顾问，分管领导牵头，有关部门参与，对该丛书做了总体规划，旨在以史为镜，创新贵州敬畏自然、敬惜资源的“天人合一”传统，保持贵州恒志新知、精进力行的“知行合一”精神，建设多彩贵州民族特色文化强省。

经过4年的收集、整理、校勘等细致工作，已经出版的《贵州文库》文化典籍，既吸取了先行各省典籍编纂工作的优点，又有贵州本土的特色；既具汉族典籍，又含少数民族文献。

《贵州文库》整体编纂工作预计5年，将出版文化典籍400册。并遴选其中珍贵版本，出版仿古线装影印本，同步建立“贵州古籍数据库”。

贵州历史文化底蕴深厚、特色鲜明，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各民族聚居在这片土地，敬畏自然，和睦相处，留下了珍贵文献：口碑文献如史诗《亚鲁王》《安王与祖王》等；刻画文献如《增冲款碑》《雷公坪石刻残片》等；此外，各民族或用自创古文字，书写《宇宙人文论》《正七经》等；或借用汉字，书写《贾理》《占堆多堂》之类。

《史记》《汉书》《后汉书》《华阳国志》中，贵州就是偶尔提及的“牂牁”“夜郎”“竹王”等。永乐十一年（1413）贵州建省，文教勃兴，山门洞开，“沙滩文化”、“阳明文化”等，都让贵州呈现出不一样的文化面貌，各类著述也开始大规模出现，仅民国《贵州通志·艺文志》所录，经、史、子、集各类图书，就有1863部之多。

文化的发展，促进了贵州文献整理工作。在贵州省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省文史研究馆原馆长，《贵州文库》总纂顾久先生为《贵州文库》作的总序里，这样追溯了贵州文献整理工作的脉络：“历史方面，自明代以来修纂志书者，都对贵州书籍图录进行过全面搜寻记录；诗歌方面，则有清代瓮安傅氏父子蒐辑《黔风》三种、铜仁徐楘采编《全黔诗萃》，独山莫氏、遵义黎氏等集纂《黔诗纪略》前后编。等等。全面的文献整理，始自民国。总纂任可澄先生，清楚意识到贵州文化自信必需‘于文字历史发挥而光大’，于是专设机构，征辑编印《黔南丛书》。原规模为20集276种1098卷，但终因战乱、经费等困扰，仅出版68种218卷而止。”

既有积累，更有责任。本次《贵州文库》大型文化典籍出版工程，就是在时间的长河里、在前人的积累上、在历史的进程中继往开来。而它的现实意义，就是为实现贵州经济社会发展新跨越提供强大精神动力和文化支撑。

《贵州文库》中每一册，都是贵州古籍文献中的精品。每一册都自有风貌，又各有亮点。

线装影印本中的《大定府志》是清代名臣林则徐唯一作序的地方志书，中国近代维新派代表人物、戊戌变法领袖之一的梁启超赞此书为“经名儒精心修撰或参订商榷”的“名志”；

精装点校本中的《黔诗纪略后编·黔诗纪略补》，为《黔诗纪略》之续编，由清代黔籍著名学者莫庭芝、陈田等主编，具体而全面地反映了清代黔人的诗歌面貌和成就，在贵州乃至中国的文化史上具有重要的学术地位和研究价值；

精装影印本中的《[民国]贵州通志》，为贵州史上体量最大、内容最丰的一部通志，还填补了自《[乾隆]贵州通志》刊行200年后贵州无新志的空白；

线装影印本中的《阳明先生像册》，内有无名氏所绘的王阳明燕居讲学侧面坐像，更有王阳明的弟子门人的像赞及同乡后学、江南士宦的题跋之作，作者既有张岱、袁枚这样的文坛大家，亦不乏唐鉴、贺长龄、郑珍、莫友芝这样的儒林名宿；

在《亲属记》里，你会看到清代“西南巨儒”郑珍如何阐释亲属称谓，会知道知晓亲属间各种称谓的由来，包括岳父为何叫“泰山”；而《蟫香馆使黔日记》里，清末著名教育家、贵州学政严修所写日记，则会让你了解当时的贵州学政的生活，包括赴各府主持科试选拔人才、革新贵州教育等，是贵州教育史的重要资料……

文/贵州日报天眼新闻记者 舒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