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代贵州历史舞台上，有一批值得被我们熟记的文化人物，他们是录入了贵州反清斗争中第一个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贵州革命先驱平刚，民国《贵州通志》的总编纂任可澄、杨恩元，中国建筑学奠基人之一的朱启钤，享誉全国的大书法家严寅亮、萧娴，著名出版家、作家、教育家谢六逸、马宗荣等。动静为大家选编了宋洪宪《贵州现代文化人物》一书中的篇目，讲述他们的主要履历，介绍他们在文化事业上的突出成绩。

作家、翻译家、出版家谢六逸

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能够在短暂的生命历程中，同时在文学创作、外国文艺的译介与研究、新闻、出版、教育等诸多领域内均做出重要贡献的人，实不多见。贵阳人谢六逸就是其中之一。

谢六逸（1898-1945年），字光燊，号无堂，室名“夹板斋”，笔名宏图、何宏图、路易、宏徒、谢宏图、鲁愚、中牛、毅纯、仲午、头陀、路益、路、易等，贵州省贵筑县人。1898年生于一个仕宦之家。祖父谢朝燮，拔贡生，曾任湖南永新县知县。父亲谢森初，廪贡生，曾任湖南沅陵、贵州都匀等县知事。谢六逸幼承庭训，从小由父母在家教习经史诗文，打下了良好的旧学基础。年纪稍长，即在达德学校念书并考入新办不久的贵阳模范中学。由于天资聪慧，加上勤奋用功，其各科成绩均好，尤以国文一科出类拔萃，颇受老师器重。1917年，谢六逸考取官费生留学日本，进入日本早稻田大学攻读政治经济科，后转为文科。留学期间，谢六逸潜心学习日本及欧美文学，眼界大开，为其今后的文学道路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22年，谢六逸毕业回国，先到上海就业。经文化活动家郑振铎邀请，他到上海商务印书馆任编辑。谢六逸在上海加入了进步文化组织“文学研究会”，并担任该会会刊《文学旬刊》的编辑和主编，还兼任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小说月报》《儿童世界》的编辑和撰稿人。与此同时，他与现代作家、学者如胡愈之、叶圣陶、赵景深、茅盾（沈雁冰）等颇多交往，建立了深厚的友谊。这期间，谢六逸白天在编辑所当“无名英雄”，夜晚在寓所昏黄的灯光下写作和翻译。勤勉的谢六逸先后翻译出《西洋小说发达史》《日本文学》《日本文学史》《德俄西冒险记》《文艺与性爱》《志贺直哉集》《伊利亚特故事》《文艺思潮史》《欧美文学史略》等数十种外国文学史传和名著。与此同时，谢六逸还创作了大量文学作品和文艺理论作品，出版了《水沫集》《母亲》《茶话集》《彗星》《清明节》《红叶》《鹦鹉》以及《中国文学史讲义》《小说概论》等，抽闲选编了著名的《模范小说选》《复旦大学现代文选讲义》《模范国文选》《大战后之世界文学》等等。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丰富营养，做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

1926年，谢六逸受聘担任上海复旦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又征得校方同意，创设了复旦大学新闻系，并任系主任，主讲《中国文学史》《新闻学概论》《实用新闻学》等课程。谢六逸在新闻学理论上积极主张“新闻即史”，提出新闻记者“必须具备史德、史才、史识三个条件”。这使新闻记者重视历史知识的学习与研究，把新闻事件置于特定历史环境予以研究，从而得出科学的新闻评论，正确指引社会的新闻观，这是谢六逸在新闻史上的创造性观点。谢六逸还先后担任中国公学、暨南大学、大夏大学的文学教授，深受学生爱戴和欢迎。期间，谢六逸还为上海《时报》编辑副刊《小春秋》，给《力报》编辑副刊《言林》。这些报纸副刊登载的文章清新泼辣，文笔精练，许多文坛知名人士如郭沫若、老舍、赵景深都经常撰稿。《言林》等刊拥有不少读者，一时有“言林体”之美称。“九一八”事变后，经胡愈之推荐，谢六逸主编进步刊物《国民周报》。这些卓著的业绩，使他成了20世纪30年代中国文坛极有影响的名家之一。

1937年11月，日寇侵占上海，谢六逸随复旦大学内迁重庆。1938年谢六逸返回贵阳，受聘为内迁贵阳的大夏大学文学院长、国立贵州大学中文系教授等职。后来谢六逸又担任国立贵阳师范学院国文系主任。他还曾与蹇先艾、李青崖等进步作家发起组织“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贵州分会”，呼应在武汉、重庆等地的“总会”，共同推进抗日文学的宣传活动。他们还创办“每周文艺社”，利用《每周文艺》团结抗战文艺作家和文艺爱好者，积极宣传抗战。谢六逸主编《抗战文艺》，创作和编辑了不少抗战题材的作品，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

1941年，谢六逸应贵阳文通书局局主华问渠的邀请，筹办贵阳文通书局编辑所并出任副所长兼总编辑。同时，他还负责编辑出版《文讯》月刊及《文史杂志》并任主编。谢六逸与编辑所长马宗荣，利用自身在文化界、教育界广泛的人脉关系组建起文通书局编辑所强大的编审阵容。文通书局编辑所112位编审委员，均来自政商界和内迁高校、科研机构。其中西南联大、浙江大学、复旦大学、大夏大学都有不少教授专家参加。编委中知名人士不少，如张道藩、冯友兰、张孝骞、竺可桢、苏步青、茅以升、陈建功、王伯群、潘公展等。因此，有评论说，“文通”编辑所的编审队伍，只有商务印书馆这样的全国著名出版机构，才能与之媲美。谢六逸为编辑所的工作可谓极其认真负责。他因工作繁重常常住在编辑所主持编务，凡来书稿，及时编辑，迅速办理审定手续，交付印刷。在他主持文通编辑所编务不到四年的时间里，编辑出版了文学、经史、医学及其他社会科学等各类丛书和一般书籍三百余种。这些书籍中，有不少是很有影响的著作，甚至成为当时的畅销书。由于文通书局增加了编辑所，工作效率提高，印刷出版迅速，质量也大为提高，文通书局很快成为当时国民政府教育部指定的教科书统一出版单位，并由商务、中华、正中、世界、开明、大东、文通七家联合组成“国定本中、小学教科书七家联合供应处”。文通书局业务拓展很快，一跃成为抗战大后方七大书店之一。特别在编辑所成立后，“文通”进入重庆、成都、昆明、长沙、广州、上海等地，且成立了文通分局，使“文通”出版的书籍打入中国南部广大市场。谢六逸任总编的《文讯》杂志，开办之初打算办成“文通书局通讯”性质的、刊登出版信息的刊物，由于形势发展需要，加上许多教育文化界名流、著名作家纷纷投稿，《文讯》杂志逐渐在谢六逸手中办成了“文艺、学术为主，通讯为辅”的综合性刊物，《文讯》杂志后因抗战局势变化，日寇侵入贵州独山，出版印刷业不景气而暂时停办（抗战胜利后在上海复刊）。“文通”在战乱中对中国文化事业的贡献是很大的，这些成绩的取得，从某种意义上来看，与谢六逸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鉴于谢六逸在学术界、文化界的声望，1942年国民政府贵州当局曾让他出任贵州省临时参议会参议员。谢六逸履职期间，凭着读书人的浩然正气，敢言常人所不敢言之事。例如抗战后期，贵州省主席杨森提倡所谓“短衣运动”，禁止人们穿长衫，出动人员在贵阳街上剪人长衫。谢六逸在报上撰文，指责政府的这种举动是非法侵犯公民自由。杨森看到文章后，十分震怒。但此后他虽然还在提倡“短衣运动”，人们的长衫却没有再度被剪。1944年，谢六逸在兼任《贵州日报》总主笔及《中央日报》贵阳分社研究主任期间，对贵州物产矿产及人文古迹进行宣传，力求将本省介绍到外界，为贵州的发展尽力呐喊。后来，谢六逸还想编一部《新贵州》的书籍，遗憾的是，终因身体状况恶化未能如愿。

谢六逸家庭人口多，加上国统区物价腾贵，为了养家活口，不得不长期身兼数职，积劳成疾，贫病交加，终于不起，于19455年8月8日，病逝于国立贵阳师范学院住所，终年46岁。

谢六逸的一生是短促的，但他对社会、对中国的文化事业贡献却是巨大的。有人做过统计，谢六逸翻译、创作出版的书籍共五十余部，他撰写的文学作品、论文有两百余篇。其中付出的精力可以想见。

谢六逸辞世后，贵州各界人士以各种方式表达了哀悼之情。他的文化友人，如郭沫若、茅盾、叶圣陶、赵景深、章锡琛、顾仲彝、曹聚仁、郑振铎等人纷纷撰写纪念诗文，表达他们对这位于中国新文学有杰出贡献的文学家的敬意。恢复出版的《文讯》月刊，也在七卷三期上刊出“纪念谢六逸专辑”。人们缅怀这位正直、笃实、善良和勤劳的文化大家，铭记他对祖国文化多方面的贡献。

参考文献：

1、郭沫若：《怀谢六逸先生》，载《文讯》7卷3期，1948年。

2、茅盾：《忆六逸兄》，载《茅盾散文速写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年。

3、郑振铎：《忆六逸先生》，载《文讯》7卷3期，1948年。

4、蹇先艾：《我所认识的六逸》，载《贵阳文史》1996年第2期。

5、陈训明：《谢六逸事略》，载《贵阳文史资料选辑》第19辑，1986年。

作者介绍：

宋洪宪，1954年生，先后任贵州省史学会常务理事，贵州省近现代史研究会副会长，贵州省作家协会会员等。现任《书·画·印》杂志主编，贵州省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发表文史类及其他文章数百篇，著作7本。文章曾获全国政协论文一等奖，中央党校、全国讲师团优秀论文奖等奖项。

来源：贵州省文史研究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