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位历史的泅渡者正是三度“亚洲卓越新闻报道奖”得主张泉，他决心为“荒野上的大师”们勾勒群像，追寻消逝的星河：丁文江、翁文灏、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李济、董作宾、梁思永、梁思成、林徽因、刘敦桢……在一个失范而又充满可能性的年代，这些闪耀的群星以各自的行动，联袂贡献了一场“地理和历史大发现”，如轰动一时的周口店和殷墟挖掘，以及对中国远古文明、语言以及建筑等领域富有创见的梳理。可是，这些先行者却大多隐没在当今视野的暗处——他们是日益被忽略和遗忘的大师。

“不世出的天才涌进同一个时代，合力造就时势”，这是张泉对那片星河的概括。他也因此认为，“中国学界出现脱胎换骨的蜕变，其实已经毫无悬念。”

“脱胎换骨”这个词听起来好像有些夸张。可是，读这本书的过程中能强烈感受到，那真是一场脱胎换骨的巨变。而那代人为了脱胎换骨，遭受了漫长剧烈的疼痛。

千百年来，许多中国学者待在书斋皓首穷经，不屑做田野考察，因此，“丝绸之路”的命名者李希霍芬把他们称作“斯文秀才”，讥讽他们总是留着长指甲，出门就要坐轿子。这种治学方法在19世纪后半期遭到严峻挑战。国外学者和探险家前赴后继来到中国，调查矿藏、石油，发掘文物，考察古迹，成就斐然。文物不断外流，已经令人扼腕，而海外学者更依托实地考察的成果，对中华文明做了系统深入的研究，以至当时汉学的中心竟在巴黎和东京。这让胡适、傅斯年等中国学者无比痛心。他们想让文物留在中国，想把汉学中心夺回中国，可是他们知道，如果不打破偏见，一切都无从谈起。因此，他们要脱胎，要换骨。

走出第一步的，是地质调查所。创立地质调查所是为了调查地质、发展实业，听起来和考古没有太大关系。不过，跟随张泉梳理的脉络就能知道，地质调查相当于现代考古兴起的前传。地质调查所创始人丁文江对李希霍芬的评判一直难以释怀，他和章鸿钊、翁文灏等人都在海外接受过现代学术训练，也都认为田野考察必不可少。丁文江鼓励学生们“登山必到峰顶，调查不要代步”，翁文灏还做了个生动的比喻，“惟有担斧入山，披荆棘斩榛莽”。他们培养了中国第一批地质学人才，十八名毕业生被誉为“十八罗汉”。他们还招揽了一批杰出的外国学者，在中国合作发掘、研究，更把第一手经验传授给年轻一代。他们不仅发现了煤矿、铁矿、石油，还发掘了许多文明遗址和文物——仰韶文化、“北京人”、“山顶洞人”、恐龙化石……一次次轰动世界。

有了这些探索和铺垫，更全面的考古发掘终于成为可能。地质调查所的袁复礼和瑞典学者安特生一起，发掘了仰韶遗址；袁复礼又和清华国学研究院的李济一起在西阴村发掘出新石器时代文物；李济后来被誉为“中国考古学之父”，他加入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又和董作宾、梁思永等人发掘了殷墟、城子崖等大批遗址，尤其是15次殷墟发掘，被法国汉学家伯希和誉为“近年来全亚洲最重大的考古发掘”。他们不仅挖掘出彩陶、青铜器、有字甲骨等大量文物，还根据实地发掘的经验和出土文物，提出了“三叠层”理论，推演殷商历法，研究体质人类学。他们揭开了许多历史真相，并有力驳斥了一些西方学者的偏见。

这本书所写的四家机构，人们最熟悉的可能是营造学社，而这种熟悉大概和林徽因的各种传闻有关。一个世纪过去，后世选择记住什么、遗忘什么，其实正是当下的写照。对此，张泉犀利地指出，人们惦记着真真假假的绯闻，却大多不记得，“林徽因与梁思成并没有留在那间舒适的客厅里，而是宁愿去荒野与山村间辗转，把自己交付给古老的建筑遗存，交付给那些消逝已久的时光。”他也在引导读者一起寻找那些“消逝已久的时光”——梁思成等人在河北初步摸索田野考察研究的经验方法，进而在山西发现宋辽、寻找唐朝；抗战流亡期间，又克服万难就地调查西南地区古建筑，为破解宋代“天书”《营造法式》、写作中国建筑史奠定基础。他们和丁文江、翁文灏、李济等人一样相信：如果不引入现代科学的研究方法，不做田野考察，新的发现与洞见都无从谈起。所以，他们同样不辞辛苦地奔波，经历困难险阻。此外，张泉还点出了梁思成等人的“野心”——他们整理中国传统建筑的精髓，更大目的在于引导设计师创造出新的建筑美学。梁思成等人一步步破解营造“天书”，张泉则利用翔实的史料，一步步破解那代人的心路历程，打破刻板印象，回归历史真实。

上述所有大发现背后，都隐藏着艰苦的旅程，有时还要经历九死一生。他们曾在考察途中迷路，在挖掘时遭遇塌方，在勘测时险些从高空坠落，一次次徘徊在生死边缘。翁文灏考察石油时遇到车祸、几乎丧生，丁文江煤气中毒身亡，还有许多年轻学者被土匪或日军杀害。可他们没有退却，甘愿付出沉重代价，为学界脱胎换骨。那代人因此更加让人敬仰，发人深思。

这本书名为《荒野上的大师》，作者本人也走出书斋、走向荒野，花费数年时间，重走大师们走过的路，调查采访，搜集材料，然后将主角们搬上四个重要的学术舞台，以蒙太奇的方式展现大师生涯中重要的几个截面。这本书兼有文化随笔和深度报道的双重特质，这和作者多年担任《生活》杂志主编的经历有关；而行云流水的文笔又营造出纪录片式的观感，以变幻的场景和故事为变革年代留下自己的注脚。

全书以鲁迅开篇，出人意料。张泉写道：“鲁迅平生最自信的事，或许并不是文学。”这不是杜撰。他引用的是鲁迅1927年在黄埔军校的演讲，鲁迅原话是：“我首先正经学习的是开矿，叫我讲掘煤，也许比讲文学要好一些。”

鲁迅弃医从文，众所周知，但张泉提醒读者，在此之前，还有一个鲁迅，曾希望开矿发展实业，拯救国家。鲁迅不但学过采矿，还下过矿洞，第一本书是《中国矿产志》。所以，鲁迅才会关注考古发展与田野考察。在前言里，张泉用鲁迅不同时期的经历串联起四家学术机构的变迁，引出中国现代考古怎样起步、怎样转型。

他也擅长从细节出发，通过生动的叙事将读者带入历史情境。他从丁文江长达10个月的云南考察引出地质调查所，切入点却是件小事——吐痰。丁文江在考察路上和矿工们一起睡草棚，工人们整夜咳嗽，丁文江无法合眼。清晨醒来他发现地上都是浓痰。这个细节既展现出矿工们生活之艰辛，又表达了知识分子内心的落差。走出书斋以后，他们要面对诸多问题，这只是微不足道的一个——而读者也会对他们走向荒野的历程有更直观的感受。

书中既有精彩绝伦的故事叙述，也不乏深刻的洞见；目光游离于不同大师身上，也密切注意着时代背景，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他们是中学与西潮、传统与现代微妙角力、抗衡并最终融合、塑造的一代人，闪耀一时，共同缔造了一个短暂的学术“黄金时代”；忽又笔锋一转，进入深层思辨：“其实，哪有什么黄金时代，从来都是勇毅者以自己的名字开创新的纪元。”

这种书写方式，不免令人联想起王汎森先生的《傅斯年：中国近代历史与政治中的个体生命》，也像极了马克斯-韦伯那篇著名演讲（《学术与政治》）的中国近代的具象演绎——作者一针见血地指出：“对科学的崇拜，促成了这一代知识分子的觉醒。他们信仰超越政治的学术自由。然而，无论在什么样的时代，无论要获得何种领域、何种层面上的自由，都需先付出数倍代价，甚至可能依然血本无归——毕竟，自由不是筹码，自由从来都是赌注。”

更难能可贵的是，张泉并未孤立地书写每一位大师个体，行止事迹之外，还细节性展示出他们的社会活动。在那个战火纷飞的年代，一群天才相遇，构筑了脆弱却充满温情的“学术乌托邦”，并由此交代出文化传承的脉络。此后，作者又放大视野：这个相互砥砺、氤氲生成的文化图景，有着救亡图存和民族精神的因子在驱动，同时广泛借鉴了西方科学的“工具”——许多大师都带有“文艺复兴式学者”的气质，精通多重领域，以巨大的热情和野望试图重塑文明，但个体生命却往往在与时代斡旋中走向悲剧——这就触碰到了整本书的内核。

或许直到现在，这仍是中国学人们要面对的命题。正如结语中所写的那样：“他们固然希望复兴中国学术乃至民族精神，但他们的目的是要融入世界，而不是自绝于世界……他们经历的困惑，未来的世代仍要面对并作出抉择。”纵然星河已然消逝，过往种种被时间稀释，大师们的足迹渐行渐远，或被荒草掩映，但只要肯泅渡、去仰望，它仍会隐约显现。人们也会自己去思考去分辨，是该迎接曙光还是回归蒙昧。

文|刘君 编辑|罗皓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