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复旦大学文科资深教授、经济学院院长、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张军教授应邀在《大都市》杂志发表了题为“中国底层的经济活力”的经济观点。张军教授认为，中国经济进一步崛起和技术升级的现象确实值得关注其细节，看不到中国底层的经济活力，就无法真正理解中国经济的过去和未来。此为由大都市杂志整理的文字版内容。我们转载全文，以飨读者。

「 张军：中国底层的经济活力 」

表面看，中国确实拥有数量不少但跟它的富裕程度不相称的科技公司。这些公司在20年前几乎不存在。有意思的是，笔者发现，中国人自己对这一现象的感受远不如中国以外的人士那么强烈，如果不是完全无视的话。但无论如何，这给外界评价中国的科技实力和创新能力带来一些困惑。究竟中国的科技实力是否真实？中国是否在科技竞争中一定输给美国？这些问题常常出现在各种会议或论坛中，但答案并不一致。

那些对中国持批评态度的悲观学者认为，中国迄今为止并没有发展起本土的科技公司，对西方技术的依赖才是中国成功的关键。而乐观派则把中国科技公司的国际崛起看成其技术学习能力快速积累的结果——作为后来者，中国是学习的高手。

从某种程度上说，学习能力的快速积累确实揭示了中国经济成功的秘笈。技术水平并不决定经济的成功。事实上， 技术创新更是企业家驱动的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相反 。没有一个初创者是为了拥有新的技术而选择创业，事实正好相反。创业的成功为开创新的技术应用场景提供了前提和可能。

诚然，中国这些年面临越来越严峻的外围挑战和来自发达国家的技术钳制，政府治理内部经济秩序和消除内部金融风险的决心在市场也颇受争议，但经济并没有如悲观论者预料的那样停歇。实际上， 那些扰动市场预期的政策和事件并没有真正阻止底层的创业冲动和新公司的诞生步伐。

这个现象无疑应归因于中国拥有的超大人口规模。不仅如此，这个14亿人的市场因发达的交通、通讯、互联网和柔性的供应链而被超乎想象地联系在了一起。

过去这些年，制造业领域的外商撤离中国的脚步虽从未停止，但事实上这并非因为他们受到了不公正待遇，而是因为他们未能成功面对来自本土企业的竞争，实现本土化。 那些扎根中国市场的国际公司即便信心满满，也无法回避需要跟中国本土公司开展竞争的残酷现实。在中国市场，技术的优势是短暂的。即使国际公司的技术略胜一筹，但在服务中国市场方面，中国的公司显然享有明显的优势，不高高在上，与市场需求更近，官僚层次更少，决策更加灵活。更重要的是，它们进步更快。

它们都在中国经济的底层，并在残酷竞争中自下而上成长起来。 中国在过去几十年积累起来的学习能力和庞大的市场规模的结合确实塑造了中国底层的创业动力。 实际上中国拥有大量不为公众所知的成功的中小公司。那些被称为独角兽和隐形冠军的中小公司不仅在数量上惊人，更是在科技应用领域不断创新。规模超大并无限变换的应用场景是这些底层创业者面临的极大诱惑。

立足中国发达而高效的供应链，也催生了大量以海外客户为目标的创业公司。具有讽刺意味的，在中国，人们很少注意到，中国有很多隐形冠军或独角兽的公司在服务海外市场。事实上，这些公司在欧美市场拥有远远胜过中国的影响力。那些意识到可以充分凭借中国高效的仓储、分销和物流系统以及在产品设计和生产加工领域的超强能力来服务海外市场的创业者，将会发现其可挖掘的国际竞争力的潜力巨大。而这正是正在发生的事实 。

中国电商的崛起也并非偶然。最初，作为2003年爆发的SARS病毒的一个强劲的回应，中国的电商部门在政策上得到了鼓励。5年之后，因受全球金融危机的冲击，中国决定借此机会加大加强对国内经济内部联系的鼓励和投入，集中提升中国在互联网、移动支付、通讯、交通运输、物流、仓储以及供应链等基础设施的能力，形成今天极度发达的国家范围内重要的基础性平台，这是中国底层创业和创新热流从未间断的源头。

底层的创业活力热流当然也离不开中国地方政府的政策创新。 自1978年邓小平开启“改革开放”议程以来， 中国政府通常会努力在地方官员问责制与地方政策创新之间取得动态平衡，从而使两者的利益最大化，成本最小化。 长期以来，地方政府一直是中国政策创新的主要来源。虽然中央政府制定了主要的政策蓝图，但地方政府则受到鼓励和激励进行政策的创新、试验和调整。

由于多数情况下地方政府可以根据自身情况调整和优化上级的政策，政策冲击的可能性就会大大降低。这会抵消一刀切政策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并通过提供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和建立良好的商业基础设施，缓解民间创业者对制度环境不够完善或不可靠的担忧，从而有助于刺激经济底层的活力。因此，地方层面的政策创新在推动中国 “经济奇迹 ”方面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这也提醒我们， 维持这种地方层面的政策创新对发挥中国经济的底层活力至关重要。中国要延续其经济发展的向好势头，势必在治理上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政策创新的动力，以防止国家的政策被动地执行并造成政策冲击。

当前，中国正迎来民间资本与技术迭代捆绑的新的发展阶段。这是中国经济转型呈现出的新的特征，可以预料未来10年中国经济的发展将进入由科技快速迭代驱动增长的时代。过去几十年的经济发展积累了雄厚的民间资本，这些资本将进一步促进与技术的捆绑，推动实现中国的产业升级从大型集约化走向由“专精特新”的中小企业驱动的时期，大量的小巨人和隐形冠军将持续出现，而且这些技术赋能的企业正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中国的非一线城市。目前中国的PE、VC投资基金规模和增速均很高，大额的融资案例都集中于硬科技领域，这是非常积极的变化，反映了资本正在二三线城市追逐“专精特新”公司，这些公司未来将成为产业链升级的重要力量。在这一过程中，政府的引导基金也在推动资本往这些领域集中。例如全球十大动力电池中有六家中国本土电池企业。全球动力电池市场是中国产业发展的一个缩影。 从下沉到地方的资本和基金力度来看，“专精特新”将成为产业链升级发展的方向。

总而言之，中国经济进一步崛起和技术升级的现象确实值得关注其细节。那些浮在表面的结构性问题跟它的底层经济活力之间好像并没有透明和直观的对应关系。比如说，国有部门占用的不成比例的金融资源——这是资源错配的一个重要来源——常常让它成为缓解中小企业融资约束的一个非正式渠道，这提醒了我们关于中国经济的动态复杂性。我相信，以经济活动的联系而言，上层与底层之间的关系是多层的，其相互影响的机制也非常复杂，值得经济学家进一步观察和研究。但那些仅仅习惯于关注表面现象的分析人士，常常会对中国经济的韧性感到困惑，这可想而知。坦率地说，看不到中国底层的经济活力，就无法真正理解中国经济的过去和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