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知灯者，破愚暗以明斯道。”

“谨以此书献给我的故乡。”1938年8月，浙江瑞安，紧张的战事中，27岁的施昕更提笔写道。他在为良渚的考古报告作序。这本命途多舛的书，终于在烽火岁月中付梓。次年五月，施昕更在瑞安病逝，埋骨之地至今不明。

这位年轻人也许从未想过，他以这样的方式，推开了良渚文明的大门。7月6日，良渚申遗成功一周年——它实证了中华五千年文明史。

 

这是一个关于燃灯者的故事。84年考古，25年申遗，他们前赴后继，叩问中国是何时、在什么地方，又是以什么方式开始的。

燃灯者是光。光不能永存，但被人看见，让世人知道，幽僻处一直有人在前行。

01

良渚故事的开端，有一个非常精确的时间点：1936年11月3日下午2点。

 

秋收之后的江南，田野格外干净。在野外奔波了数天的施昕更走到一片干涸的池边，它的名字叫棋盘坟，位于良渚镇。在裸露的池底，他发现两片“黑色有光的陶片”，并带回了杭州。

这位戴着眼镜，面容清瘦的年轻人未曾想到，沉睡了数千年的良渚文明，就这样露出了冰山一角。

 

良渚是施昕更的故乡，距离杭州城20多公里。读完初中之后，他进入西湖博物馆从事地址矿产工作。他对考古知之甚少，但却有着考古人的直觉与魄力。1936年5月，杭州城西古荡一带，发现一座新石器晚期的遗址，出土文物中，一种长方形有孔的石斧引起了施昕更的注意。这种石斧，也曾出现在故乡良渚，只是从未引起他的注意。那一刻，他仿佛得到某种暗示：“古荡的遗址与杭县北乡的良渚，会不会存在某种关联？”

 

作为“行动派”，施昕更旋即跑回了良渚，在田野阡陌中进行调查，直至发现了那两片黑陶。查阅了大量书籍之后，他确认陶片来自遥远的石器时代。得到博物馆的支持之后，他马不停蹄地主持了三次田野发掘，出土了大量的陶片、陶器和石器，确认了良渚一代存在着远古时代的文化遗存。

 

这个故事登上了当时的报纸，文中写道“考古学家认为远古东方固有文化，为构成中国最早历史时期重要分子。”

 

如果不能理解他们所处的时代和语境，就不能理解“东方固有文化”的千钧之意。

 

在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喊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1894年，伦敦大学东方语言学院的教授拉克伯里出版了遗作《中国上古文明的西方起源》。在书中，他讲述了一个完全有别于以往认知的中华文明起源的故事：

 

“公元前2282年，两河流域的国王Nakhunte率领巴克族（Bak tribes）从迦勒底亚出发，翻越昆仑山，历经艰险，来到了中国西北部的黄河上游。此后，巴克族四处征伐，传播文明，最终奠定了中国历史的基础。”

 

这个故事奠定了“中国人种西来说”、“中国文化西来说”的理论基础，中华文化、民族均被认定为“外来户”。

 

五四之后，在“疑古”与“西化”的思潮的影响之下，这套理论广为流行，甚至写入了“国歌”。事实上，这套价值观色彩浓郁的理论，在某种意义上，扮演着文化与思想殖民者的角色。一批敏锐地意识到问题的中国知识分子，试图扭转这种偏见，用今天的话说，就是重塑文化自信。

 

他们不得不面临一个天问：中国是何时、在什么地方，又是以什么方式开始的？答案不在古书里，而在田野，在地底下——中国的考古学也在这样的背景之下，迎来了第一波热潮。

 

施昕更的同龄人中，梁启超的次子梁思永以及他的浙江同乡夏鼐，后来均成为考古学的巨擘。他们对史前遗址的挖掘，将中华文明的起源不断向前推移，成为反驳“中国文化西来说”的有力证据。

 

然而，我们翻阅历史，经常感到遗憾，人对外部世界的判断，总是受到既有认识框架的束缚。在良渚遗址发掘之后，梁思永曾造访考察。但是，他和施昕更都没有发现良渚的独特之处，只将其认为是龙山文化（黑陶文化）一脉。

 

1937年12月24日，战争爆发，杭州沦陷，西湖博物馆迁至兰溪，《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以下简称《良渚》）的出版也因此终止。“科学工作者必须以最后一课的精神，在烽火连天中继续我们的工作。”施昕更在再版的序言里如此明智。次年春天，博物馆缩编，“被裁员”的施昕更选择投笔从戎。1938年秋，在好友的襄助之下，命途多舛的《良渚》终于在上海出版。

 

书籍出版半年之后，施昕更感染猩红热去世。这本薄薄的考古报告，奠定了这位年轻人作为“良渚文化发现人”的江湖地位。

02

昙花一现之后，良渚遗址归于沉寂长达二十年之久。

 

1958年前后，夏鼐开始尝试重新定义良渚。他细心的发现，良渚出土的黑陶与龙山非常不同。他将环太湖流域的黑陶遗存统一命名为“良渚文化”，等于给它发了“身份证”。然而，作为区域性的土著古文化，当时良渚文化在全国众多的考古学文化中并不“显眼”。

 

此后又二十年，在苏州、上海等地，相继发现了良渚遗址。然而，在良渚文化的原乡杭州，却没有任何动静。当然，这并不是说浙江考古人无所作为。环城西路20号，如今的环城西路和龙游路交叉口，奥斯卡电影院那一带，离沙孟海故居不远，有一栋西式小洋楼。早在1950年，浙江考古所的前身，文物管理委员会就诞生于此。只不过，那些埋藏在地下，五光十色的世界，似乎有意为难小楼里的年轻人们。

 

良渚命运真正的转折，一直要等到1986年。那一年正逢良渚遗址发现50周年，纪念活动定于11月在杭州召开。浙江考古所有些急了，作为东道主的杭州，却没有什么“硬菜”待客。

 

3月，浙江考古所拿到了反山发掘的批文。当时，负责发掘的领队叫王明达。1966年，这位北大历史系毕业之后，一头撞上了文革的浪潮。壮志满怀的年轻人，不得不辗转于农场与热水瓶厂，最终才转入了西湖博物馆。

 

1981年，王明达接手了良渚的考古工作。良渚距离市区有20多公里，没有公交车，往返需一整天。据说考古队员当时分成东边一组西边一组，两个组分别拉一个板车，板车上放着锅碗瓢盆，还有铺盖。晚上在路边店吃一下，然后住在供销社的小店。小店的阁楼上面是放货的，下面开店，他们有时候就拿着自己的铺盖住在上面。

 

即将发掘的反山其实是一座毫不起眼的土墩，位于雉山村的西南部，周围散布着几户农舍，西侧有一条小路。发掘反山的契机是当时长命乡农机厂转产，筹建长命制动材料厂，选中了反山周围的大片土地。获知消息的王明达，多次前往反山现场踏勘。在土壤中，他发现了一些碎小的红烧土颗粒和炭粒和小陶片，认定反山不是自然形成的，极大可能是“土筑金字塔”——良渚贵族的墓葬。

 

5月初，江南梅雨将至，他们正式开始挖掘。有意思的是，一连挖了二十天，他们在反山发掘了11座汉墓，迟迟没有找到良渚的遗址。

 

5月31日下午，开工以后天气闷热，黑沉沉的乌云从天目山方向翻滚而来，一场雷阵雨即将来临。一位考古队员在坑中清出一块粘有小玉粒和漆皮的土块，用手掌托着，小心地递到王明达跟前。他弯腰一看，兴奋得从1.6米高的台子上跳下来，蹲在土坑口，用竹片铲开一块土，朱砂色的漆皮与更多小玉粒显露出来。“别吭声，别吭声。”他难掩兴奋，但依然嘱托技工，避免声张引来盗墓贼。

 

当天晚上，王明达和考古队员买了酒，炒了几个菜，开怀畅饮。6月2日，雨停之后，他们回到现场继续挖掘，5000多年前的良渚王陵展露眼前，出土了震惊世界的玉琮王、玉钺王、权杖等1000多件（套）玉器。

 

那个“从来没有人见过的大玉琮”惊艳了当年的纪念活动。新鲜、神秘、精致、完美，良渚玉器带来的信息让人们着迷。激情满满的学者，还提出了“玉器时代”的概念，觉得非如此不足以描述良渚带来的前所未知的世界。著名考古学者苏秉琦不无动容地说：“浙江史前文化有两朵花，一朵河姆渡，一朵良渚。”他甚至大胆的将反山墓定为“王陵”。

 

就像倒下了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一样，此后的几年，瑶山祭坛及贵族墓地、莫角山巨型土台等遗址相继被发现，良渚逐渐由单一遗址发展成为遗址群。

03

二十年，一代人的青春，有意无意之间，良渚考古，常常也是以二十年计。

 

2000年，良渚考古队迎来了第三代考古人。据王宁远回忆，当时的良渚考古团其实只有三个人，刘斌、赵晔和他。

 

即使到了千禧年之后，考古仍然依靠守株待兔，大多是做抢救性的发掘，哪个地方破坏了文物，墓被盗了，或者基础建设前找考古队来考察一下，没法组织有计划的全面系统勘探调查。

 

发现玉琮王二十年后的春夏之交，刘斌带着考古队在瓶窑葡萄畈遗址进行试掘。一条良渚时期的南北向古河道被发现。刘斌感觉有戏，洛阳铲一把下去，在3米多深的地方，碰到了石块。

 

当天晚上，他睡不着，给老师张忠培打电话。“你发现了石头，然后怎么办？怎么样去理解材料，这些材料带给你的信息是什么？”张忠培抛给他一堆似是而非的疑问。

 

刘斌开始“破案”——石头是在三米多厚的黄土堆积的下面发现的，而且中间没有间隔，是一次性堆上来的，说明这些石头应该是三米多厚土的一个基础，很有可能是大堤或者城墙。石头是开采来的，那么，是从哪个山上开采来的？这或许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如果要说良渚古城发现的瞬间，似乎一两句话可以说完了——对，不是玉器，也不是陶器，就是那一层石头，没有任何惊心动魄的戏剧性场景。

 

2007年，刘斌他们依次发现了西城墙、北城墙、东城墙。当11月最终发现南城墙时，这座被历史的泥沙淹没了5000年的王城，重见天日。随着河道、宫殿、作坊遗址相继被发现，他们几乎可以确认，在杭州城北的14.3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曾经存在一个早期区域性国家的权力和信仰中心。这里地势低洼，水网密布，孕育了延续至今的稻作文明。这些发现，惊艳了考古界，也惊艳了史学界。

 

“5500a.B.P.气候事件促使人们由狩猎采集转向稻作栽培，引发了人们从山间谷地向太湖平原的迁移和聚集。水网平原的低湿环境促使人们营建人工台墩，形成散点式密集分布的小型聚落，开创了江南水乡生活模式。人地的和谐发展促使文明化进程加快，形成了阶层分化和‘都—邑—聚’的金字塔型聚落结构。

 

基层聚落内部实行血缘制的宗族化管理，高层人士通过玉器为主的载体形成等级制，并以一神教为手段使各区块形成具有从属关系的联盟，区块内部则可能主要通过血缘纽带实施管理，以此构成神王之国的组织模式，并在此基础上开创了5000年前的灿烂文明。”

 

王宁远在《何以良渚》中，如是写道。中国人一直说，我们有上下五千年历史，这个说法在清末才出现，但这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历史。西方学术界认为中国的国家社会历史最早只能追溯到距今3500年出现甲骨文的殷商时代。在此之前的三皇五帝只是传说。良渚古城将中华文明的起源往前推了1000年，与古埃及、美索不达米亚文明一致。

 

不过，在不同的场合，王宁远都表示，如果可以穿越，良渚不是一个他愿意回去的社会，它不是自由和幸福的。“良渚是一个高效的拘谨的等级森严的社会。良渚墓不用挖我就知道它头上有什么脚上有什么，这个墓坑应该是小老百姓的墓，你头顶上肯定有个盘子，脚边放着鼎豆罐。如果是个男的，边上有个石钺，女的有纺轮。”

 

2008年，良渚被列入大遗址保护名录，申遗和考古同步提速。考古队可以每年按照学术目标进行主动性发掘，想挖哪里挖哪里。

 

此后的几年，刘斌他们经过调查和试掘，已确认在良渚古城的西北部和北部存在一个更大范围的水利工程。但他们一直没有对外公布，怕影响申遗的进度。

 

2012年之后，良渚申遗正式进入冲刺阶段。王宁远和刘斌去做水坝，还被老先生批评，意思是不好好先把申遗的部分做好，面铺得太开。到了2015年，他们发现不能再低调了，村里准备把山炸掉安置拆迁户，不申报为文保单位就没有法律依据阻止。他们立即进行了发掘，并做了公布，后来大坝也被纳入申遗范围。

04

2019年7月6日，在阿塞拜疆首都巴库举行的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中国提交的“良渚古城遗址”项目经世界遗产委员会审议获准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良渚成为中国第55项世界遗产。当天，杭州的良渚镇挂满了彩旗，就像等待申奥成功一样，人们守在大屏幕前，等待良渚的高光时刻。

 

84年的光阴弹指一瞬。施昕更在干涸的湖底，发现两片发光的陶片，王明达用竹片，剔出一块带有朱漆和玉粒的土块，刘斌一铲下去，触到城墙的石头……弦歌不辍，薪火相传。那些平凡无奇的时刻，隔着岁月的烟尘熠熠生辉。历史的一大步，有时候只是考古人的一小铲。

 

申遗与保护，均得来不易。这个漫长的历程，本身也是一场文化与经济的博弈。良渚的遗址与其他遗址，存在本质的区别，它是由为数众多遗址构成的遗址群。“这个（遗址群的保护）超级重要，如果按照点的概念划保护区，其他地方房子一造，全完了，按照遗址群才能划出片来。”王宁远后来对媒体表示。

 

但是，遗址群的保护理念经历了漫长的拉锯战，争议的核心在于土地。划入遗址保护区内的土地，既不能盖工厂，也不能开发房地产，成为”死地”。有一次，国家文物局专家来，讨论良渚遗址保护规划，余杭区政府的人也来了，开了一半会，全体退场，把北京来的专家都晾在那里。据说管委会的书记回去还病了一场。

 

考古是一场修行，也是一件孤独而清苦的事。他们的孤独，在千年的“时光旅行”中，常常被放到更大。

 

王宁远在接受南方人物周刊采访时，曾讲过两个故事。一件事是参观隋炀帝的墓。一代帝王的尸体已经烂得连骨头都不剩，只有一条腰带。“这个历史上存在的人物，你可以直接跟他接触到。这个时候的历史不是书上的历史了，你就在那个时空里面，这个人就躺在那，你都知道他以前说过什么话，那样家喻户晓的一个人躺在这样一个很寒酸的小地方，你那个时候的感觉啊很难表述。我记得那天我写了一个朋友圈，我很感慨，我说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回来抱抱我的老婆，跟她说我爱你，其他什么想法都没有。那个时候感觉什么都无所谓了，吵什么吵，根本就无所谓了。”

 

另一件事是1989年，他去宁波的名山后遗址挖掘，挖到了一个商周时期的硬纹陶碎片，经过反复揉捏和高温煅烧制成，硬度极高，是百姓所用器皿。那块碎片上全是指纹，人的指纹。

 

时至今日，我们对良渚的了解不超过20%。考古学泰斗苏秉琦认为，中华文化起源之初，是“满天星斗”一般。在广袤的大地上，还有数量庞大的，未被发现的“良渚古城”。

 

在良渚，考古者给“后浪们”预留着惊喜。一般考古发掘的规范是要挖到生土为止，比如说反山墓葬，除了挖墓，还要把下边人堆的土台全挖光，挖到自然层为止。但是，良渚的考古者们却没有这么做。他们选择切个小口了解一下地层，剩下的墓坑都用沙子填回去。“如果全部挖完，无非是多了几个墓。如果留一百年，那时候技术手段不一样了，不用挖这么多也能知道了。”

 

反山王陵其实尚未完全发掘，东边还有三分之二——那是他们送给未来的礼物。

 

“五千年并不遥远，穿过那间宋代酒肆的残垣断壁，从汉代人的墓地经过，我们便可望见五千年前的篝火……”2016年冬天，在反山王陵南面姜家山发现新墓地时，爱写诗的刘斌，伏在良渚工作站的桌前，写下这些浪漫的句子。在那一刻，他和施昕更完成了一次隔空握手。

 

“最后，我这样冥想着，良渚遗址初步发掘是完成了，而我还盼望着第二次在良渚发掘的时候，在焦土瓦砾中，找出敌人暴行的铁证，同胞血和泪的遗迹，供世界正义的批判。”施昕更在《良渚》的卷首语末尾写道。身故八十余年之后，他的后人几次赴西山寻找其墓地，只见荒草萋萋，无从寻起。

 

施昕更给儿子取名，施忆良。良渚的良。

参考文章：

施昕更：良渚：杭县第二区黑陶文化遗址初步报告

钱江晚报：施昕更，魂归何处

 

王明达：我挖出了反山“玉琮王”

 

刘斌：良渚古城发现记

 

浙江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刘斌：考古者的俯身与仰望

 

良渚考古80年，让我们得以窥见5000前的中国

 

王仁湘：五千年良渚，四代人80年的发现

 

南方人物周刊：爱国情丨王宁远 何以良渚

 

刘斌、王宁远、陈明辉：良渚到底意味着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