股票市场回升与避免泡沫快速积累、房地产市场复苏中缓解重大风险、拼经济更要提升民营经济的信心与改善营商环境等。

1、消费复苏应重点引导留在国内

随着新冠疫情管控的全面放松，中国经济在2023年进入快速恢复阶段。消费在经过三年的压制之后，将有较明显的反弹潜力。鉴于中国在“十四五”规划提出了建设国内统一大市场与畅通国内大循环的目标，对促进国内消费与购买国产品牌形成了越来越明显的扩散效应。随着2023年中国经济对外的全面放开，中国应特别呵护过去数年来倡导国内消费的消费模式与趋势，从制造品看，应重视积极鼓励国产品牌提质升级，更好满足国内消费者不断提高的需求，以替代更多的国外品牌，并增加出口竞争力与扩大海外市场份额。在服务市场方面，应加快改善国内旅游市场的服务质量与规范性，升级现有旅游设施与开发新的旅游资源，以吸引更多游客留在国内消费；同时，支持形成国内高端与连锁旅游业与酒店业旗舰企业，为国内消费者提供高品质与高竞争力的旅游服务产品。

2、人民币汇率走强与防范资本波动

2023年，随着中国经济增速的回升，尤其是2季度GDP增速将达到全年高点，预计人民币对美元汇率将呈现强劲反弹的态势，有望接近2021年5月底的6.3的高位。考虑到人民币在2023年的走强、中国经济反弹与股指上升，加之美联储在2023年加息周期基本结束，中国经济将成为全球投资最为主要的目的地，外资将加速流入中国资本市场。尽管外资的流入可以展示全球经济对中国经济向好的信心，但也要控制短期热钱资金的流入量，避免热钱在快速流入流出过程中对中国资本市场与汇率产生较大的潜在冲击风险。

3、股票市场回升与避免泡沫快速积累

随着中国经济在2023年的快速反弹与全国上下拼经济政策的支撑，中国的资本市场有望迎来一波上涨行情，尤其是消费类有关的板块可能将迎来较为明显的上升。股市上升是3年抗疫结束的自然反应，但股市一向存在“超调”倾向，特别是在内部资金充裕、外资流入可能加大的情况下，整体股市或部分板块会迅速拉升，远远脱离基本面，形成较大泡沫。为此，需要充分借鉴2015年股市崩盘的惨痛教训，严防失控与不规范的资金大量流入股市，导致股市再次出现暴涨暴跌的情况，进而影响到金融稳定与经济复苏。

4、房地产市场复苏中缓解重大风险

在严控房地产风险的调控政策影响下，加之疫情冲击，中国房地产市场在过去三年经历了低迷期，尤其是主要房企在资金链方面受到了严格限制，聚集与放大了中国房地产市场的风险，对宏观经济稳定带来了威胁，并对外形成了巨大的负面溢出影响。2023年，随着“房地产是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的再次明确，维护房地产市场的稳定发展将成为政策重点。因此，2023年更需要稳妥化解房地产市场出现的重大企业风险。建议调整过去三年中出现的以打击限制大型房产市场来遏制风险的做法，过渡到在促进稳定发展的过程中稳妥消除风险，确保在逐步化解重大风险的同时，避免形成新的重要系统性风险。

5、新能源汽车产业应提前应对美西方可能的升级遏制

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已经实现了在全球汽车产业中“换道超车”。尤其是2022年中国新能源汽车取得了两个“世界第一”，一是新能源汽车产量第一，二是新能源汽车出口第一。中国以电动汽车为重点的新能源汽车产业与美欧发展路径一致，因此也与美西方开展了直面竞争。然而，汽车产业向来是美西方的支柱产业，随着中国新能源汽车开始领先美西方，不排除美西方对中国的新能源汽车产业的遏制力度将进一步加大。前车之鉴就是美国对华为芯片制造的打压，导致华为手机产业的发展受阻，影响了中国手机产业的发展。未来不排除美国采取超出《通货膨胀削减法案》的措施来遏制中国新能源汽车产业的发展，尤其是对中国新能源产业需要的尖端芯片与零配件进行出口管制。为此，2023年，中国应在新能源汽车高端零部件方面加速实现完全自主，并在涉及新能源汽车需要的稀有金属与原料方面形成更为多元化与可控稳定的供应网络。

6、全面放开生育与全面国家支持

2022年，中国人口减少85万人，这是中国人口近61年来首次负增长，如果这个趋势延续下去的话，未来中国人口萎缩的速度还会加快。在中国经济远未达到发达国家水平的情况下，人口的不断减少将对经济发展、消费市场、社保负担等诸多方面带来深远的负面影响。因此，2023年应成为中国人口政策彻底调整优化的元年。首先是进一步放开生育方面的限制；二是从顶层设计角度，成立国家人口促进生育委员会，在促进人口生育方面发挥政策积极引导作用；三是加大资金支持力度，包括设立人口基金，国家在生育补贴方面提供全面支持，避免增加企业负担；在税收方面，应对生育子女的家庭进一步加大减税力度。此外，面对人口下降趋势，应加速利用人工智能与数字化技术推动机器替人，确保机器替代人工的数量超出人口下降的数量。

7、拼经济更要提升民营经济的信心与改善营商环境

2023年中国能否稳定复苏，关键还在于民营经济的发展。因为民营经济贡献了70%以上的技术创新，提供了80%以上的就业岗位。然而，在当前市场经济运行环境之下，国有经济在资源获取、资金支持、话语权等方面相对民营经济与中小企业有明显优势。两者的竞争处于不同的起跑线，民营经济与中小企业在资源和竞争方面面临更大压力。中国经济存在着一定的“国有经济-民营经济二元结构”现象。在此情况下，民营经济和中小企业信心与投资积极性受到了抑制。为此，建议一是尽快出台民营企业促进法，从法律平等角度为民营经济营造更好发展环境；二是进一步增加对民营经济的贷款额度并降低融资成本，进一步便利民营经济开展债券融资与上市融资，从资金源头上确保民营经济可以充分获得公平合理的发展资金保障。三是提升守法与爱国爱党民营企业家在政府机构的发声力度，包括增加人大政协代表比例与建立民营企业家到政府挂职任职的长期制度。

（作者系环亚数字经济研究院首席经济学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