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古发掘在人类历史研究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尤其在中国早期墓葬遗迹的发掘中，更是揭示了丰富的历史信息，也可以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古代社会提供有力的帮助。中国早期墓葬遗迹的考古发掘不仅有助于了解古代社会的历史文化，还可以揭示当时人们的生活状况、信仰体系、社会结构等方面的情况。

正如商周时期的墓葬中，会发现大量的青铜器和玉器，这些器物不仅代表了当时的高度文明。又如汉代墓葬中，“黄肠题凑”的葬具是当时一种特殊的丧葬制度，反映了汉代人们对死亡和来世的观念。再如春秋战国时期的墓葬中，会出土大量的铁器和漆器，这些器物代表了当时的生产力和工艺水平，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经济发展状况。

近日，由北京日报出版社推出新书《西洋镜：中华考古图志》，这本书是190余张百年前，法国汉学家谢阁兰中华考古纪行的珍贵老照片与手绘图，是研究中华历史墓葬和佛教遗迹的宝贵资料。

《西洋镜：中华考古图志》

[法］谢阁兰  著

北京日报出版社

作者谢阁兰，法国著名诗人、作家、汉学家、考古学家、民族志学者。曾多次游历中国，并创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小说，因此他也被人称为“法国的中国诗人”。

1914年，谢阁兰考察小队考察了陕西、四川的墓葬及佛教建筑，但因“一战”爆发，小队的考察工作不得不停止。1917年，谢阁兰以“法国在华征工军事团”随团医生的身份来到中国执行征工任务，并借此机会考察了南京地区的墓葬。本书正是这两次考察成果的记录。全书分为四章，分别介绍了陕西、四川、南京等地的墓葬与佛教建筑。

鲍三娘墓（中间两位外国人左为谢阁兰）

坎坷的考察过程中，法兰西铭文与美文学术院为考察提供的一笔非常重要的资金支持，并为考察提供高度的保护。当时已故的大师爱德华·沙畹的研究成果为考察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埃米尔·色纳尔先生和亨利·柯蒂埃先生也以他们的经验和无可比拟的博学知识助力谢阁兰的研究。

汉高祖陵

书中陕西的墓葬照片以时间为线，从周朝到唐代。彰显了这时期赫赫有名的帝王将相墓葬的地位和功绩。如秦始皇陵、汉高祖陵的封土堆，唐高宗墓的神道及镇墓兽，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石雕等。

霍去病墓前的马踏匈奴石雕

而四川墓葬与陕西、河南的不同之处在于，墓阙造型更加复杂，且雕刻技法的运用更为自由。

平阳府君阙右阙（正面）

高颐墓前的翼虎石雕站像（左侧）

书中还介绍了四川地区所独有的墓葬类型——崖墓。这一发现当时为考古学带来了新的贡献。

白岩山崖墓墓室

这些崖墓在峭壁上凿削成穴，岩穴宽敞如室，一眼望不到尽头的走廊把人引向墓穴深处，在一些崖墓里发现了陶质或石质带雕刻的棺材。关于这些崖墓的断代问题，所有证据都指向了汉代。

四川有许多佛教圣地，其中几处遗存有古代佛造像雕刻，以壁龛的形式嵌在砂岩峭壁中，每个壁龛会容纳一个或多个佛像，我们找到的最古老的遗迹可以追溯到梁朝，年代为6世纪上半叶。还有一些隋朝的佛造像。

广元大云寺中的石碑和观音像

与佛教有关的造像、雕刻等在唐朝时期迅速风靡。这些与佛教有关的图像仍极大地丰富了佛教艺术，是中国佛教艺术发展的标志之一。从图像学的角度看，这更有助于了解各地区之间艺术图案的特点。

夹江千佛岩中的七佛树造像

南京地区的考察影像均来源于谢阁兰1917年的考古调查和研究。作为中国早期艺术与唐代艺术之间的过渡，这些雕塑群具有重要价值。这些纪念碑是由南朝统治者组织修建的，他们的势力在南京延续，而这个时期中华帝国的其他领土则被北朝统治者控制。

萧绩墓神道上石柱的瓦楞纹（侧面视角）

那些三米多高的狮型石雕明显是受到了中国艺术中某种新流派的影响，其通过形式的极度风格化，重新诠释了强烈的力量表达。雕刻有龙纹的底座、莲花式柱头以及圆形或棱形的柱身，一起组成了一种奇特的纪念碑。这个时期的石碑仍与中国传统风格吻合。

齐武帝陵神道上的麒麟石雕

《中华考古图志》不仅丰富了我们的知识宝库，更将激发更多人对中华文明的研究兴趣和热情。在未来的日子里，将成为研究中华文明不可或缺的重要参考书籍，引领我们走向更加深入的学术探索之旅。

来源：北京日报出版社微信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