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新民：欧阳老师您好！我今天想和您聊聊您的文学创作。我注意到，您从事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地质工作。地质工作和文学似乎是隔着挺远的两个行当，您能谈谈地质工作与您的文学创作关系么。

欧阳黔森：其实，地质与文学很近。不少著名作家学过地质专业，鲁迅先生在学医以前就学过矿业。当代文学史也留下了地质题材优秀作品，像《年青的一带》、《深山探宝》、《沸腾的群山》等。

至于地质行业给我的影响，首先是地质行业的文学氛围给了我不少影响。地质行业非常重视文学事业，先后有地矿、石油、煤炭、冶金等行业都成立了作协，特别是地矿部可谓作家众多，有文学创作的老传统。像溪青，黄世英，文乐然，何建明均是出于地矿部。八十年代，地矿办有《山野文学》、《新生界》等文学期刊，甚至各省局均办有文学期刊。贵州地矿局一九八四年创办了《杜鹃花》文学杂志，我的第一篇文学作品就发表在其上。地质行业浓厚的文学氛围也深深感染了我，也是引导我走上文学道路的重要推动力量。在良好的文学氛围感召下，我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

周新民：看来地质行业还出过文学大家和优秀文学作品呢。您的文学启蒙也和地质相关吧。

欧阳黔森：我的文学启蒙，当然与地矿有关。1965年，我出生于贵州铜仁县国家地质部贵州局103地质大队。在我能说汉语的时候，文学书籍非常少，能见到的也就是《金光大道》，《艳阳天》，《难忘的战斗》，《红岩》等。像《三国演义》、《水浒》、《西游记》、《聊斋》等都是听来的。当时，地质队的职工来自五湖四海，知识分子众多，在那个缺乏文化生活的年代，听人讲故事，是我儿时最深刻的记忆。而这种记忆就是我至今喜欢讲故事的缘由。

成人后，我在地质队野外找矿八年，不敢说踏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至少西部省区几乎都留下了我的足迹。地质队员的特征，就是翻山越岭，涉险步危。最艰苦的地方我去过，荒无人烟的地方也去过。这人差点丢在山野的事，也沒少经历。有了这样的经历，我就很满足从事写作。当然，我不是说写作就不辛苦，特别是搞电视剧本，应急时，一天写近2万字。有时遇见同行，都说编剧辛苦，也有不同行的人说我们辛苦，我从不以为然，我说，地质队员都干过，还怕干编剧？八年的找矿生涯，是一生中最苦又最值得记忆的，年近五十的我，只要做梦，多半是在野外找矿的情景。我的小说创作，几乎有一半以上是与地矿有关的。应该说，走近大自然，与天地星辰作伴，对我文学创作的影响是一生的。

周新民：接下来，我和您探讨下您的文学创作。198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文学出现了粗鄙化现象，人性的恶成为文学作品的重点关注对象。我注意到，您的小说不流于世俗，往往关注人性的善良。关于这一问题，您有何考量。

欧阳黔森：人性的恶，这“恶”有个怎样界定的问题。如果说区别于恶是这二句话“毫不利己，专门利人；一个纯粹的，高尚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那么，无人不恶。如果套用刚才那二句话来说，人性的本能毫无疑问是恶。古话说人之初、性本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其实不然。如果性本善，孔子无事可做了，佛家也不用修炼了。修炼的目的很明确，就是去恶。孔子的目也很明确，教化育人，让人从小遵循仁、义、礼、智、信，恕、忠、孝，悌。文学作品也是这样，人说文如其人，谁爱怎么写？写了什么？当然是他的事，这本无关紧要，要紧的是这不能成为一个伟大民族的风气，或者是主流。我的作品关注人性的善良，与其说是我的太理想化，还不如说是我太忧虑了。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时下善良太可贵了。例子太多，就不一一列举了，列举起来触目惊心。在这么一个忧虑的时期，有谁在泰然呢？只要你眼睛不瞎，耳朵不聋，脑子还会思考，你一定会从忧虑上升到焦虑这个高度。是的，有了焦虑，就想要改变。说实话，作为一个作家要想改变现实，肯定象说大话，但我们的最好办法就是向往真、善、美，虽然我们也未必做得到。世人说，作家是灵魂工程师，我们的灵魂充满冷漠缺失温度，又怎么能温暖别人的心灵呢？

周新民：与上一问题相关的是，您的小说充满了浪漫主义气息。自从“新写实”小说以来中国文学鲜有浪漫主义。您为何对浪漫主义情有独钟？您认为浪漫主义有何价值？

欧阳黔森：在几千年文学的历史长河里、在历史的天空里闪耀着无数的那些伟大的名字中，像屈原，李白等的作品，无不充满浪漫主义。中华文学传统从不缺失浪漫。我从小阅读经典，尤其喜欢洋溢着浪漫主义的作品。浪漫主义文学着重表现作家的主观理想，抒发强烈的个人感情。具有主观性、重理想重感情的本质特征。且崇尚自然。十八世纪波及世界的浪漫主义思潮，于今天仍然光芒四射的。

周新民：您笔下的女性形象很有特点。看得出来，您是把女性当做美丽与善良化身的。您能谈谈这样设置女性形象的意义是什么么？

欧阳黔森：对母亲的崇拜。于我来讲，母亲是我的启蒙老师。母亲文化不高，但很会讲故事，中华传统中那些好故事，几乎都是母亲讲述给我的。母亲与她同时代的女性，都有一个本质特征，就是很好地继承了中华女性的美德。在我眼里，母亲就是真、善、美的化身。而在现实中，时下的女性们离这些美德实在是不敢多说。由是我便在我的作品去希望，去向往。记得小时候，母亲那怕是讲鬼的故事，也不会让我恐惧，这是因为母亲充满着母性善良的仁爱。我的母亲快90岁了，虽然口语不清了，但她的声音一出口，房间里都溢满着慈祥之音。我这样设置我作品中的女性，是想告诉女性（包括我的妻子和女儿），无论我们生活的景况有着怎样遭遇，我们仍然要有一颗善良的心去向往生活，去热爱生活。

周新民：人与自然的冲突是您的小说一大主题。您在这一主题上倾注了不少心力。客观上讲，您是国内生态文学重要作家之一。与其他作家相比较，您在这一领域的创作持续时间更长，创作数量更多，您能谈谈您一直倾注心力从事生态文学创作的动机与目的。

欧阳黔森：地球的生态环境，己到了一个非常危机的时期，这几乎是不争的事实。可是有多少人在真正关心呢？又有多少人真正感觉忧患呢？答案是绝大多数人根本上不关心，没有忧患。当然，人与自然的冲突从古到今从未停止过，但今天尤为剧烈。正如我在短篇小说《断河》的结尾中写到：是的，当老虎岭没有了老虎，当野鸭塘没有了野鸭，当青松坡没有了青松，或者，当石油城没有了石油，当煤都没有了煤……。人类多了，其它物种却急速消失。这样的结果是人类最终自已灭了自己。我是搞地质出身的作家，关注人与自然是我的本能。我的作品有一半以上都对人与自然的冲突进行了反思。可是，于事无补，看看我们还有多少河流还没有被污染，还剩下多少小溪依然泉水叮咚。我之所以写了众多反映生态的作品，其动机与目的很简单，就是不断地警示。伟大的老子，早在两千年前所著道德经里，对此己经有了唯物的结论。认识不到和不遵循自然法则和自然规律，其结果是自食其果。

周新民：在您的笔下，自然充满了生机与灵性，像森林、石头等充满了十足的灵性。这样来写自然界，是否包含您对于自然的独特认知？

欧阳黔森：古人说，万物都有灵性，我深以为然。无论动植物、无论大小，存在就是合理。自然界有一物克一物之说，更有一物养一物说，也许一个物种的消失，带来的却生存链条的断裂。这样的断裂尤为可怕，可能导致数十种甚至百种物种消失。有科学家断言，如果蜜蜂消失了，人类也只有四年的光阴。这并非骇人听闻，科学家的依据很有说服力，人类耐以生存的植物大多靠蜜蜂授粉繁衍，可怕吧！没有了小小的蜜蜂就这样了。所以我对自然充满敬畏。

周新民：我也注意到，您的小说还充满了十足的地域文化。贵州独特的地域文化是您小说有魅力的重要因素。您能谈谈地域文化之于小说的意义和价值么？

欧阳黔森：我的小说创作，大多取材于贵州，在贵州题材中我又更偏重于我的出生地黔东铜仁市。贵州府志曾誉铜仁：“贵州各郡，独美于铜仁。”铜仁地处武陵山脉主峰梵净山脚下，是属于山美、水美、人更美的那种地方。贵州建省仅六百年，铜仁府原隶属于湖广行省的武陵郡与黔中郡，属楚文化范畴。我的小说带有楚味，也一种必然。如果要这样赞举例的话，短篇小说《短河》、《敲狗》、中篇小说《白多黑少》、《水晶山谷》便是楚味的代表。文学与地域属于母子关系，换一句说法就是，母亲的优劣关系到儿子的优良、而民俗民风、行为方式、语言特点，确定文学的味觉。

周新民：您的小说充满了古色古香的传统小说意蕴，您怎样看待中国古代小说创造性融于当代小说问题，您是否在有意识地从事这样的创作实践？

欧阳黔森：传统小说的主要特点是自我立场鲜明，语言精炼传神，人物刻划鲜活。从明清小说中可看到，可谓登峰造极。而当今小说缺失的正是这些古典小说的精要之处。传承优秀文化，在优秀传统上创新，才是汉语言写作者的明智之举。我熟读过各种流传的古典小说，自然受其深远影响。当然，并不是古典小说都经典，也有看了觉得不好的。鲁迅先生曾讲过，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其实可作为我们创作的指南。古为今用，当然是去其糟粕学其精华。洋为中用，也是亦然。当然，我明白，我是黄皮肤，黑头发，黑眼睛，知道我的根在哪儿。在洋为中用上，我的确欠缺。

周新民：您的小说除了厚重的思想文化内涵，您在小说艺术上也有自己独到之处。我注意到，您的短篇小说并不注重写社会历史内容，而是常常将社会历史作为背景。您能结合具体作品谈谈您的相关思考么？

欧阳黔森：这个问题，我常思考，但看了我的前任主席何士光先生为我的短篇小说写的文章后，想觉他的比我深刻。现录何士光先生的文章如下，与君共勉：“小说作品无论是短篇、中篇或长篇，无论写下来的是怎样的人物、场景和情节，都同样是一种叙述和诉说。在这种叙述的后面，都同样隐含着诉说者本人的形象。记得高尔基说过，契诃夫的叙述就像秋天的阳光，宽阔，明亮，又淡淡的忧伤。瞿秋白当年则说鲁迅先生的文字，渗透着清醒的现实主义和韧的战斗精神。如果一部作品的后面能够有一种智慧、情怀和眼光，也就会有一种牵引人的力量，能够牵引着我们在岁月和人生中徜徉。”

周新民：我非常看好您的短篇小说，您能谈谈您的短篇小说观么？

欧阳黔森：短篇小说是最难藏拙的，不像长篇，语言欠功夫，故事可以讲好一点，故事不好，人物可以塑造好一点，总之，可以弥补。写一个好短篇小说，不是说你想写就有，别以为短就好对付，别以为短就可以一挥而就。这于我而言，就是这样理解短篇小说的。所以在我的小说创作中，短篇小说数量并不多。写作20余年，有了500余万字，细细一算短篇也就30余万字。数量是少了点，可只要有人与我谈我的小说，我总是情不自禁地讲到我的短篇小说上来，就我而言，我更看重我的这些很少的文字。短篇小说是小说创作中最快乐的一种形式，只要你思考，就会在一刹那间的触动中，或是在回忆的精彩片段中找到你的冲动，这冲动，就是你可以马上提起笔，凭着饱满而激动的心情一挥而就。可惜这样的一挥而就和快乐实在太少了。

周新民：我注意到您的多部长篇小说改编为影视剧，您认为长篇小说与影视剧有何关系？

欧阳黔森：长篇小说本与电视剧本没什么关系，两种艺术样式。只不过影视剧较之小说太年轻了，特别需要在长篇小说中找到依靠。这几年好的电视剧改编于长篇的实在是太多了。早些时候像《三国演义》等四大名著都不知拍了多少个版本了。近十年以来，以长篇小说改编成电视剧的尤其多，也非常成功。最近的一部就是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收视率奇高，好评如潮。

周新民，200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获文学博士学位。现为湖北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国家出版基金评委、武汉市作家协会副主席、武汉市文联全委会委员、湖北省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等社会职务。先后入选湖北省宣传文化人才培养工程“七个一百”(哲学社会科学类)人才计划、湖北省宣传文化人才培养工程“七个一百”(文学类)人才计划等。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文学批评一百五十多篇，著有《“人”的出场与嬗变——近三十年中国小说中的人的话语研究》等著作三部。先后主持国家社科基金、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湖北省社科基金等各类项目十余种。曾获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优秀成果奖、湖北省文艺论文奖、湖北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武汉市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等十余项科研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