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光远先生其实并不姓于，他的本名是郁钟正，一九一五年生于上海。

　　郁家在晚清为上海城大家族。二〇〇二年适逢于光远米寿之年。年底，我约请吉林卫视的“回家”栏目，请于光远重回上海，拍摄他的故乡往事。此次他坐在轮椅上，重回故乡，走进儿时住过的顾家弄。面对镜头，他说：“今天，我坐着轮椅走天下，上海是我总也走不出去的一个城市。那里曾经有我的家，我的少年时光。”从他那里，知道了郁家由盛及衰的故事。

　　后来，郁钟正改名为于光远。

　　回到上海，正好赶上于光远母校大同高中九十周年校庆。大同中学的学生可谓人才辈出。参观大同中学校史馆里，于光远一下子看到了查全性的名字。他说，正是查全性在“文革”结束后，一九七七年第一个提出要恢复高考，从而改变许多年轻人的命运。受益者中，当然包括我本人。大同中学校友中，还有丁石孙、钱其琛、钱正英……

　　于先生常常喜欢自称为“文坛新秀”。见到我，他经常会说：“我这个文坛新秀，还是你给逼出来的。”听他这样说，我颇感满足。

　　一九九二年华侨出版社找我约稿时，我建议出版一套“金蔷薇随笔文丛”。我至今仍记得第一次走进史家胡同于家客厅的情景，于光远让我领略了他的健谈，跳跃、流畅不息的思路。我谈了我编辑这套丛书的设想，计划安排的作者有汪曾祺、王蒙、林斤澜、冯骥才、刘心武、王安忆等作家，同时也想请他出山。当听到我说要给他编一本散文集出版时，他瞪大了眼睛，头往后一仰，笑了起来。“我又不是作家，我哪能和他们排在一起？”我反覆阐述我对这套丛书的构想和对随笔的看法，他最终被我说服了，同意编一本，这就是后来他的第一本散文集《古稀手记》。

　　出版《古稀手记》时，我为此写一段评点文字：“为送呈胡耀邦阅读，他整理出一段段‘手记’。他谦称不是文坛中人，风格简洁的文字，却呈现出随笔小品的别一类型。他在风雨中奋斗、欢呼、沉默、思考，他无意、也无暇做一个作家，但丰富的人生体验和逻辑色彩，使他在随意写下的短章中，完善他的理性，同时给随笔吹进一股清新的风。”

　　我的眼中，于光远一直充满跳跃性的思维活力。性情中也常有他人少有的顽皮、风趣，这便使得他的文章于顺其自然之中产生奇妙。写孙女非非的成长记，写自己的吃喝玩乐，写经济现象的方方面面，汽车要大量走进中国就必须修建停车场……

　　后来，我请于先生写过一本回忆录：《文革中的我》，其中对历史的沉重描述，常常是以一连串的令人苦笑不得的“趣”来表现。这便是他的与众不同，这也是一个精神自由者心灵的写照。

　　于光远在《文革中的我》对历史的沉重描述，常常是以一连串的令人哭笑不得的“趣”来表现，或者说“黑色幽默”，这是他的回忆录与他人不同的地方。回忆录里，他以《当了一回“胜利者”》为小标题，讲述一个颇为生动有趣的故事。一次，批斗于光远的大会位于木樨地的政法学院召开。于光远只身前往，他接下来这样叙述：

　　那一天，我去了。进门时要向我收门票。我说不知道要票，也没有人给我什么票。守门的人斩钉截铁地说：“没有票就不能进去！”我对他说：“别人没有票不能，我没有票可还是要进去。”收票的人脾气上来了：“你这个人真不讲理！这个会没有你，难道就开不成吗？”“正是这样，没有我，你们的会就开不成！”我十分有把握地说。那人听我这么说，一时猜不透我的来头，有点儿懵了。于是我问他：“今天你们开的是什么会？”“批斗会。”他回答说。“斗的是谁呀？”我又问。“于光远。”我说：“我就是于光远，没有我，这个会开得成吗？”在一旁围观的人一下就炸了，原来这个“死乞白赖”要进会场的人，就是斗争对象于光远。

　　那看门人还是不敢相信，叫来了组织斗争会的人。来人说：“是他”，这才算“验明正身”，将我放行。于是，我便以“胜利者”的姿态，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进去之后，便坐了“喷气式”飞机。

　　（选自《文革中的我》）

　　于光远笔下的黑色幽默故事，一直在延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