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消息网4月20日报道（文/赵新兵 欧东衢 杨欣）“这本水族文字文献集由中国贵州省南部山区的水族人民以象形文字和图形符号书写，并以水族的语言和歌诀进行解释……这些文件是独特的，有一系列非常有价值的内容，是一个丰富的文化宝库，这一提名对于联合国‘国际土著语言十年’（项目）特别重要。”

2022年11月26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委员会第九次会议决议的专家评审针对中国水书作出上述评论。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申报的《贵州省水书文献》成功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成为我国第13个、贵州省首个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的文献。

水书，这一以活态传承的方式在贵州苗岭山脉间流传了数千年的水族文字，自此走出大山获得世界关注。

象形文字“活化石”

贵州荔波，水书先生姚覃军头戴黑帽，一身青袍，手里捧着一本泛黄的古书仔细端详。书上的文字有的像是变体汉字，有的像是某种图腾，还有一些与甲骨文相似，这便是水族人民从古至今还在使用的古老文本——水书文献。

水族是迁徙民族，自殷商时代迁徙到珠江流域，到岭南以后延江而上，最后到贵州定居。水族有自己的文化、语言文字、律法、歌舞，文化底蕴深厚，并保留有与甲骨文有渊源关系的、活着的象形文字——水书文字。

水书文献是由水书文字创造的历史文献、水书先生心中的文本解读和水书文献所表现的相关民俗三部分组成。“水书是水族文化的主要载体，记载了水族古代天文、地理、历法等内容。婚丧嫁娶、农耕定时等都需要用到，直到今天，水族人民依然使用着这套古老的文字。”姚覃军说。

姚覃军七岁学习水书，五十岁出师。他告诉记者，作为一种助记文字，水书每一个单字有固定的意思，组合为一个条目却不能直接翻译，排列背后都有固定的歌诀。“歌诀是破译水书的密码，能将条目的意思解释清楚，但这种歌诀没有文字记录，只能口口相传，每位水书先生学习的内容都不尽相同，这正是水书难以完整破译的地方。”姚覃军说。

水书有多古老？学界至今未有定论。清代著名金石学家莫友芝在《红崖古刻歌序》中根据水书文字的读音和结构，怀疑它是先秦时期最简洁古老的文字。20世纪40年代，民族学家岑家梧、语言学家张为纲研究认为水书文字“疑其与殷人有关”。

一些证据表明，水书并非西南大山中封闭孕育的文化内容。贵州省黔南州档案馆馆长葛明义告诉记者，水书文字与距今4000年前的河南省偃师市二里头遗址发现的24个夏代陶器符号中的22个相同，与距今7300年前的安徽省蚌埠市双墩遗址出土的630多个符号中的部分符号相同。

“水书文字中的‘反书’，是汉字的变体。水书也许承载着中华文明早期各民族之间相互交往交流的证据。”清华大学西南濒危文化研究中心主任赵丽明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学会副会长聂鸿音认为，从文字学角度看，水书文献是研究文字由原始形态向成熟文字体系演进的活标本，是亚太文字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形态的文字在全世界都不多，还在使用的就更少了。”聂鸿音说。

“水书文献是人类早期文明的孑遗，保存了丰富而古老的文化信息，具有突出的历史性、珍惜性和唯一性，对于研究人类早期文明的起源与形态有着极为重要的价值和意义。”葛明义说。

体现国家软实力

2002年3月，《贵州省水书文献》入选首批《中国档案文献遗产名录》。“这是水书得到认可和关注的开始，直到去年成功入选《世界记忆亚太地区名录》，将水书推向世界这条路，我们走了二十年。”黔南州水书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姚炳烈说。

水书难懂，传承脆弱，曾一度需要抢救。由于“传内不传外，传男不传女”的传统习俗，水书只能在家族中小范围流传。同时，水族风俗中对于破损严重的水书文献要进行焚烧奉还先祖。这些因素导致无论是水书文本还是能破译水书的水书先生都在大量减少。

“如果连文本都少得可怜，根本无法申遗。”姚炳烈说。为了抢救与保护水书，黔南州实施了一系列措施：将水书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成立了水书申遗领导小组，明确以州政府为水书申报《世界记忆名录》的申报主体，对水书进行征集和数字化扫描等。

要将西南大山里的古老文字推向世界，其难度仅从征集工作便可见一斑。

由于水书都是家传宝物，大量散落在民间，且征集经费有限，最开始的征集工作困难重重。三都县档案馆二级主任科员韦绍武至今依然记得，每一本水书都是背着麻袋走村串寨征集而来的。

一次韦绍武和同事在收书过程中行至悬崖边，遇到牛群受惊被撞到山下，两人努力爬上来，正庆幸保住了刚征集的20多本书，结果老百姓舍不得，又把书给收回去了。“遭了这么大的罪，结果一本也没收到。”韦绍武说，“就这样一家一本地收，积少成多。”

截至目前，黔南州各级档案馆馆藏水书文献典籍原件共1.9万余册，这也成为水书文献能否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的关键。“你们保存了让人类受益的文化，希望你们继续生活在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中。”世界自然保护联盟（IUCN）世界遗产方向专家詹姆斯·桑赛尔说。

另一边，国际上的努力也在紧锣密鼓地进行着。

2014年，斯里兰卡国际编码标准化组织会议，姚覃军随赵丽明的团队第一次踏出国门，递交了中国水书国际编码的提案。任何文字如果需要在电子媒介输入传播，需要通过国际编码标准化组织认定，形成统一的编码。“当时已经有日本和美国的专家在准备做这件事了，我们如果慢了，自己文化的‘身份证’就归别人了。”赵丽明说。

2016年，《中国水书国际编码提案》在国际编码标准化组织会议上得到了36个成员国专家的评审和认可。2019年，国际编码会专家提出了最终修改建议，黔南州水书申报世界记忆遗产名录领导小组办公室已将相关内容补充完善。

“这是文化主权和国家软实力的争夺，如果最终通过，意味着水书在国际上将有自己的名片。”赵丽明说。

打破陈规传承保护

二十余年的努力，保护成效显著。水书逃过了凋亡的命运，但继续传承仍困难重重。

姚覃军告诉记者，以前水书虽然难学，但一个家族内总能找到愿意学习的年轻人。“现在外出的年轻人多，没有长期系统的学习，培养一个水书先生比以前难太多。”姚覃军说。韦绍武告诉记者，三都县2019年还有300多名水书先生，到2022年只有200名左右。“3年走了100多位水书先生，成长起来的水书先生却很少。”韦绍武说。

“文本搜集还在继续，但水书能‘活’的关键在水书先生，只有想办法把他们保护好，让水书传承好，这块‘活化石’才能活下去。”姚炳烈说。

一些情况正在改变。三都水族自治县水书先生杨胜昭，是当地第一位打破“传男不传女”的规矩，招收女弟子的水书先生。“只要年轻人肯学肯用，我们都应该打破陈规。”杨胜昭说，“我们这些老人越来越少，年轻人不学，水书就失传了。”

国际音标能够让水书文字的口诀固定，有利于在缺少水书先生的情况下对水书进行破译。姚覃军在学会国际音标之后，将自己毕生所学的241条水书条目用国际音标进行了标注。“这样就算我不在了，这些条目的发音也能够固定下来。”姚覃军说。同时，黔南州对部分水书先生开展音视频摄录采集，电子留档。

葛明义告诉记者，除了维持当前的保护措施之外，下一步还要加强水书的藏馆建设，完善薄弱环节，争取入选世界记忆遗产名录。“从中国走向亚太，是我们这20年努力的成果，冲刺世界记忆遗产名录，让中国水书这份‘活化石’在国际上获得更多认可，是我们的重要使命。”葛明义说。

图1：3月8日，水书先生姚覃军在阅读水书文献。（欧东衢 摄）

图2：3月17日，贵州省民族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整理水书文献。（欧东衢 摄）

图3：3月8日，荔波县档案史志馆的工作人员在整理水书文献。（欧东衢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