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讯（记者 红娟）“《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是汇集中外学者从古至今研究《史记》的精华成果的集大成之作。这是《史记》学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巨著，必定开创《史记》研究的一个新时代。”在《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首发式暨研讨会上，北京大学教授、全国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领导小组副组长安平秋先生在视频发言中，这样评价《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的出版意义。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首发式暨研讨会由陕西省政府参事室、中国秦汉史研究会、陕西省韩城市委市政府主办，西北大学出版社、陕西省司马迁研究会等单位协办，于10月26日在司马迁故里韩城市召开。中国出版协会理事长、原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出席会议并致词，中国诗词学会会长、原文化部副部长郑欣淼以书面发言，西北大学名誉校长张岂之以视频发言的方式，对《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的出版表示祝贺。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是“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国家出版基金资助项目《史记研究集成》的阶段性成果，赵光勇、袁仲一、吕培成、徐卫民担任主编，共12册，560余万字，由西北大学出版社出版。该书以中华书局1959年版点校本《史记》为底本，参考中华书局点校本《史记》修订本。所收资料，上自汉魏六朝下迄21世纪初，均为历代有代表性的《史记》研究观点，涵盖中国历代《史记》研究的文献资料、考古资料、海外汉学研究，并吸收当代最新研究成果，以时间为序，以汇校、汇注、汇评的编纂方式为纲，全面展现了近两千年《史记》研究成果，并插入“编者按”，表达编者的个人见解。每册前有“题解”，后有“研究综述”和“引用文献及资料”，总结《史记》研究的学术脉络。

　　“《集成》可说是《史记》学的第四次‘结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副会长孙家洲说。他回顾了《史记》学“结集”的历史：北宋时，南朝宋裴骃《史记集解》、唐司马贞《史记索隐》和张守节的《史记正义》合为“《史记》三家注”，是《史记》学的第一次“结集”；清梁玉绳《史记志疑》是乾嘉史学的代表作之一，也是《史记》学的第二次“结集”；日本学者泷川资言1934年出版《史记会注考证》，以及水泽利忠1957年推出《史记会注考证校补》，可视为《史记》学的第三次“结集”。他认为，作为《史记》学的第四次“结集”，《集成》体例上颇多创新，内容上颇多开拓，令人称道。

　　“《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就资料性、学术性而言，已全面超越前人，具有里程碑意义。”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赵生群高度评价该书。他尤其赞赏《集成》对当代考古成果的大量采用，“如《周本纪集成》结合出土文献和相关研究说明周族名称之由来，《秦本纪集成》根据考古发掘资料介绍了韩城梁带村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芮国墓地和故武城遗址情况，《秦始皇本纪集成》引用湖北睡虎地秦简有关秦王政二十年整顿风俗的资料，等等，都弥补了依托传世文献开展研究之不足”。

　　作者代表徐卫民、张新科、田大宪、吕新峰等出席研讨会，从不同角度回顾了《史记研究集成·十二本纪》的编纂历程。“1934年，日本学者泷川资言完成《史记会注考证》后，被公认为是《史记》研究的里程碑，从而将《史记》研究的制高点放到了日本，这对中国学术界来说无疑是莫大讽刺。正是有感于此，中国特别是陕西省的一批学者在上世纪90年代启动了《史记研究集成》的编纂工作，期盼藉此把《史记》研究推向一个新高度，把《史记》研究的中心争取到中国来。”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教授徐卫民说。二十多年来，《集成》编纂者备尝艰辛，经历了多位主编、编者谢世，以及更换出版单位，终于得见第一批成果的面世。

　　西北大学出版社社长马来告诉记者，他们将积极推进相关工作，让《集成》的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等部分尽早定稿和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