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之洞以两广总督身份实际主持中法战争越南战场，任用老将冯子材大败法军，取得辉煌胜利。毫无战争经验的一介书生，把百战功高的李鸿章比了下去，自有其成功之道，其中不能忽略的重要因素是，张之洞精心组织了一个高效率的情报网，这是以往中法战争研究中所忽略的。

张之洞画像

张之洞的情报意识

张之洞被称为“巧宦”，中探花后历官数十年，一直有惊无险，有赖于他超前的情报意识。这数十年，清廷内忧外患，朝局先后发生剧烈变动，多少名臣高官得咎落职、饱受攻击、身败名裂，甚至战死、赐死，惟有他一直稳如泰山。李鸿章在甲午战败后受尽朝野攻讦，帝师李鸿藻中法战争时被逐出军机，翁同龢在“百日维新”时罢官还乡，庚子事变时原四川总督李秉衡兵败自杀，大学士徐桐自缢，军机大臣刚毅、刑部尚书赵舒翘赐死。差不多同一时期名望相当的高官，只有他跟少数几个人得保令名。

清代，府州县官员指派在省城打探消息的人员叫做“坐省”，省级官员指派在京城打探消息的叫做“坐京”，凡是固定在某地负责猎取政治情报的人员都可以叫做“坐探”。他们大都有本职工作，猎取情报只是额外服务。茅海建指出，“戊戌六君子”之一的杨锐，乃是张之洞的“坐京”（见《戊戌变法的另面——“张之洞档案”阅读笔记》），百日维新期间担任军机章京，时常得到光绪帝召见，参预最高机密。张之洞的“坐探”都是能力很强、有名望地位的一时之选。笔者的研究表明，庚子事变时他的“坐京”是总理衙门大臣许景澄、袁昶，军机章京王彦威，这三个人都在领班军机大臣荣禄身边工作。这样的“坐京”提供的情报，当然是最高质量的。

1900年八国联军侵华时期，张之洞给许景澄、袁昶、王彦威等人下达要求：“再，前奉高密相国复电，言至痛切，愤恨无极。惟其中尚多未尽之词。自肇事至今，内中秘密宗旨，兵事曲折情形，务恳详悉示我。其有关重要者，请速用密码翻好，付原差至保定电发，以便早得闻知。洞又启。”（黃濬：《花随人圣庵摭忆》上册，中华书局2008年7月，第112页）所谓“高密相国”，指领班军机大臣荣禄。张之洞及时打探到慈禧宠臣荣禄的态度，与两广总督李鸿章、两江总督刘坤一共同主持“东南互保”，不仅没有受到责罚，事后还得到慈禧的肯定。与此同时，形势判断有误的大批高官，要么在八国联军入城前后自杀、逃亡，要么在追究“祸首”时被赐死、流放，十分悲惨。

领班军机大臣荣禄

在晚清督抚之中，张之洞的情报意识可能是最强的。他有计划地在全国编织一个周密的情报网，及时掌握京外（京城与外省）最新动向，为决策提供有力支持，谋定而后动，故而为官数十年，没有犯过什么致命错误，深得慈禧太后欣赏。

1881年，张之洞由内阁学士外放山西巡抚，上谢恩折，自称“不敢忘经营八表之略”，当时被传为笑料。人们觉得他一介书生，刚刚当上普通省份的巡抚，未有尺寸建树，竟妄想“经营八表”，未免自视过高。据野史记载，他的族兄张之万某日上朝佩了两只挂表，旁人颇为诧异，张之万笑道：我戴两表而已，不如舍弟有“八表”之多。

1883年中法战争爆发，张之洞还在山西，已开始密切注视战场与外交动态，11月30日连上三道奏折，除提出决战计、顾根本、策敌情、择战地、用刘团（刘永福）、务持久、散敌援以及调兵遣将种种方策外，还特别留意到“速文报”问题，提议在云南、广西安设台站以达广东。

张之洞做事富有前瞻性，谋定后动，稳步推进。他在山西上奏对法方略时，实际已在觊觎两广总督职位，同一天呈递三份阐述抗法策略的奏折是重要铺垫。到次年春慈禧撤换全班军机时，新的军机大臣当中有他的堂兄张之万、盟友阎敬铭，经这两人推荐，慈禧决定召见张之洞面询方略。

在11月30日递上奏折之前，张之洞已派遣在山西任职的两广籍官员提前南下，打探两广官场及法国、越南方面的情报。这两个情报委员不负所托，禀报源源不断，十分详尽，使得他身在太原却对南海周边了如指掌。凭借高质量的情报，他对如何打好这场战争大体已心中有数。1884年4月12日，上谕“张之洞著来京陛见”，在当面垂询对法方略后，5月22日，慈禧以光绪帝名义，命张之洞署理两广总督，全面主持两广、云南前线的抗法战争。至此，曾经嘲笑“八表经营”的人，才领会到张之洞的深谋远虑。

张之洞族兄张之万

张之洞的情报网

张之洞的情报经营，大约包含几个层次；一、依靠族人、姻亲、同乡、同年、师门、门生故吏通报朝野动态。这一点，同时代的高官大体都能做到；二、在重要城市指定“坐探”，包括天津、上海、香港等地。李鸿章凭借其多年经营积聚的大量人脉，可能铺设的节点比张之洞还要密集，但未必效率更高；三、派出侦探委员到某个区域，专职从事情报工作；四、充分利用好香港这个远东航运中心、情报中心，指派可靠的香港华商为“坐港”。张之洞超出其他高官一筹的地方，在于他能将多个层次信息来源互相配合，又愿意亲自起草电文发纵指示，提高了情报人员工作的效率与积极性。他的情报人员不仅提供军事情报、官场动态，两个“坐港”甚至随时禀报国际政治事件，使他得以及时获得国内国际各种深度信息，立体全面，为决策提供充分依据。

以往各个版本的《张文襄公全书》、《张文襄公全集》、《张之洞全集》，受限于“体例”，极少收录张之洞的收电、收信、所收禀稿。有经验的晚清史学者都知道，只看到某个人物单向的发函、发出的电报、奏折，若看不到对方的来函、来电以及朱批，很难深入了解某个事情的前因后果。顾廷龙、戴逸两先生主编的新版《李鸿章全集》突破传统“体例”，大量收录收电、收信、朱批等，对深化研究极有帮助。

近年，随着《张文襄公（未刊）电稿》、《近代史所藏清代名人稿本钞本》第二辑（张之洞专辑）、《清代稿钞本三编》及《广州大典》“张文襄公电稿”“张文襄公督粤收接电稿”、《赵凤昌藏札》的影印出版，张之洞文献成倍增长，对深化张之洞研究创造了条件。唯上述文献只是以影印方式面世，相当部分原稿没有日期，尚需多下考证功夫。

笔者对上述史料集中的相关来电、来函、禀稿作初步整理，考定其年月日，发现张之洞苦心经营的庞大情报网，因《全书》《全集》的“体例”问题几乎都被遮蔽掉。以1883-1885年间为例，张之洞在天津、上海、香港等要地均布置了“坐探”，及时掌握动态，对中法战争越南战场的胜利起到重要作用，也有力地支援了台湾抗法斗争

令人意想不到的是，1884年5月20日朝廷才任命张之洞署理两广总督，他却早在1883年9月份，就从山西派出两名专职侦探委员到两广、香港刺探情报，同时要求到派驻天津采购军械的记名总兵李先义随时汇报有关中法越南交涉各方面动向。张之洞情报工作所表现出来的高度前瞻性、目的性，令人吃惊。这一切只能说明，两广总督这个职位，是他有计划营求的结果。

何见扬与陈占鳌

张之洞派到两广刺探情报的两个专职侦探，一个是广西容县人何见扬，另一个是广东海阳（今潮安）人陈占鳌。事先约定，陈占鳌在香港、广州工作，第一份禀单编号“粤字第一号”，其馀类推。何见扬主要负责广西方面，第一份禀单编为“西字第一号”。国家图书馆所藏《张文襄公（未刊）电稿》，收录了何见扬的前3份禀单，陈占鳌的则有30份上下。

何见扬，1875年中举人，后通过“大挑”分发山西。清代官制，举人若多次参加会试不中，允许参加吏部的“大挑”考试，入选者用作候补知县。“大挑”考官主要看参选者身材样貌，入选者皆是相貌堂堂之辈。何见扬于1883年9月16日向张之洞禀辞，从山西出发辗转行进，中途或有耽搁，到达广州的时间是1883年11月底。12月4日，湘军老将、兵部尚书彭玉麟率领楚军开进羊城，何见扬见证了这个场面。

兵部尚书彭玉麟画像

何见扬“西字第二号”禀文，因急于交差，写起来有些缺乏条理，但内容还是很丰富，也很“硬核”。为了证实刘永福黑旗军大败法军一事，他等了十多天。等到12月7日，同事陈占鳌由香港到广州，两人一起到广东水师提督方耀府邸访问，未得确切消息，不得已，将省港西方人接到的电报、新闻纸内容禀报给张之洞：法国知道与中国不免一战，担心越南兵力单薄，已从法国、非洲调兵来越；越南刚刚即位的新皇帝，被反法志士下毒杀死；两艘法国战舰于12月15日开往海防；12月4日下午，彭玉麟抵达广州，楚军4000名也乘船抵达，11日彭老将军视察了虎门、黄埔炮台并检阅了乡团；广州反法情绪高涨，有人跑到法国人所办的石室天主教堂准备闹事，幸亏官兵及时赶到弹压；广西巡抚徐延旭发来六百里加急文书，请两广总督张树声代为上奏，留下刚刚调任广东的原广西巡抚倪文蔚，继续主持广西政务，他本人率军队出关御敌。最后，何见扬禀报他本人定于12月20日回广西容县老家探亲，继续打探广西、越南情形。（《张文襄公（未刊）电稿》第2册第821-824页）

陈占鳌，广东潮州海阳（今潮安）人，进士，工部主事，因劝办赈捐有功，以直隶州知州分发山西省尽先补用，清末升至山西冀宁道。晚清候补官多如牛毛，到省后长期不能得到实职，经常被省级高官委以临时差事。这次，张之洞要从香港打探情报，首先想到广东人陈占鳌。

陈占鳌于1883年10月11日抵达香港，随即向各洋行、报馆、同乡商人打探消息，又请人代为翻译英文报纸报道。他主要住在香港，偶尔回广州，利用他跟水师提督方耀的同乡关系，打探广东沿海、沿江设防情况。陈占鳌情报内容丰富，这里暂不展开，但其中有关“钦督失和”情况，应该引起了张之洞的高度关注。

咸丰、同治年间，因镇压太平天国、捻军、回民起义，湘军、淮军相继崛起，朝廷以官职酬功，导致“天下督抚半湘淮”。1872年曾国藩故世后，以李鸿章为首的淮系煊赫一时。虽说李鸿章自认曾国藩弟子，湘、淮之间为争夺利益，自然而然地互为对手。广东富庶省份，被湘、淮两系交替控制。先是刘坤一（湘）任两广总督4年，继则张树声（淮）承乏3载，1882-83年曾国荃（湘）履任一年有多，随后张树声（淮）又回任督粤。1884-1889张之洞督粤，是唯一非湘非淮的总督。张氏走后，李瀚章（淮）连任6年，谭锺麟（湘）又做了4年有多，两人皆年老昏瞀，无甚建树。

朝廷派湘军老将彭玉麟来广东，以兵部尚书、钦差大臣的头衔，压在淮系大将张树声头上，张氏的郁闷可想而知。彭玉麟从湖南拔队，人未到，事先拟定的一份告示已飞递到广州。此老以湘军水师起家，对国际交往所知甚少，这份告示言辞激越，一经贴出马上开罪列强，对抗法战争有损无益。张树声立即向总理衙门告状。等老彭来到广州，总理衙门电报已到，“谕令办理以镇静为要”，彭尚书费尽心血的一篇煌煌檄文就此胎死腹中。彭玉麟遭此闷棍，当然要寻机反击。淮系张树声秉承李鸿章作风，善于利用外国资源，为筹措对法战争经费，向英资汇丰银行借款一百万两，彭玉麟认为“粤中素称富饶，若不能筹款”，反要向洋人借债，“实负皇上委任至意”，抬出光绪帝把张树声责骂一顿。（《张文襄公（未刊）电稿》第2册）

两广总督张树声

张之洞在太原写信给京城好友张佩纶：“粤之官、绅不和，钦、督不和，大是坏证。……雪帅一到五羊，民心顿定，士气顿雄，广州省城俨若有长城之可恃……”（鄂版《张之洞全集》第12册第26-27页）这些消息，综合了何见扬、陈占鳌等人的禀报，也可能参考了外电报道。

“钦督不和”对打好对法战争十分不利，但张之洞却从中看到机会。一旦让他取代张树声当两广总督，自有办法安抚彭玉麟。这些情报让张之洞下决心营求两广总督位置。张是主战派，从战争爆发开始已对李鸿章偏软的对法交涉方针不满。把淮系张树声轰下台，也是对李鸿章及“主和派”的一个打击。

张之洞营求两广总督位置，甚至对多年挚友张佩纶也封锁消息，这是情报工作的另一方面，即“反侦察”。张之洞、张佩纶并称“二张”，都是“清流”健将，来往极密。1884年3月，慈禧太后罢免以恭亲王为首的全班军机大臣，任命以礼亲王世铎为首的新班子，新的军机大臣里面，有张之洞的堂兄张之万，暗中提供助力不少。4月25日上谕“张之洞着来京陛见”，这是慈禧太后要重用他的信号。多年“铁哥们儿”张佩纶完全蒙在鼓里，还以为张之洞此次进京，将入值总理衙门。（姜鸣整理：《李鸿章张佩纶往来信札》第375页）在慈禧召对的第二天，5月20日出炉一个大新闻：“两广总督着张之洞署理。”张之洞对挚友封锁消息，原因在于张佩纶跟李鸿章走得太近。张之洞的情报意识，也包括了强烈的“反侦察”意识，他连消息灵通的李鸿章都骗了。这份“扮猪食老虎”的本事，可谓一时无两。

陈占鳌、何见扬禀报中，接连大谈特谈刘永福的出色战绩，有时写得神乎其神。这些情报无疑让张之洞对刘永福、黑旗军产生了极大好感，上任之后，奏请给予刘永福记名提督正式职衔，在军械补给方面实力支持。战争结束后，张之洞又千方百计，把黑旗军撤回广东，办理善后，嘘寒问暖，照顾周到。

刘永福

周密的情报网

以上只是举两个专职“间谍”为例说明张之洞情报工作的前瞻性。张之洞获取与中法战争各方面的情报，实有赖于一个完整的情报网，而不仅仅是专职侦探。在山西期间，他派记名提督李先义到天津机器局，接洽购买新式武器等事宜，即要求李先义随时汇报在天津所得到的各方消息。

李先义，安徽合肥人，行伍出身，积功至记名提督，1882年调任山西，次年受命管带山西练军，此后一直追随张之洞。他在天津的短时间内，给张之洞发来大量中法交涉、广州政坛、越南局势、刘永福黑旗军相关消息。（《张文襄公（未刊）电稿》第7册）由于李鸿章实际总揽对法交涉，又与张树声关系至密，李先义得以从天津搞到源源不断的情报，了解粤省防务、财政紧张状况，让张之洞提前进入角色。

张之洞在浙江学政任上的得意门生沈镕经，浙江乌程人，同治七年进士，1883年秋进京陛见，授广东按察使。张之洞见到这个新任命，立即给沈镕经派任务。沈镕经因家务缠身，拖到次年1月3日才抵达广州，陈占鳌立即过来拜见，再次传达张之洞交代的任务，要沈镕经随时报告广东情形。

沈镕经属于十分传统、古板的读书人，他在给张之洞的密报中，嘲笑张树声“枪炮必购于德商”；广西军报迟滞，张树声计划敷设电报，沈镕经表示反对，主张“添设腰站”（驿站的中间站）。这个弟子没有想到的是，张之洞一到广东上任，随即变成“枪炮必购于德商”的“慕洋犬”。沈镕经第一份情报较有价值的信息，是告诉张之洞，法国添兵越南，北宁战事一定会打响，而法军对中国正规军的防御不屑一顾，他们重视的是刘永福黑旗军。（《张文襄公（未刊）电稿》第2册）和平时期，清军战斗力急剧下降，黑旗军在夹缝中求生存，反而战斗力爆表。这个密报，进一步加深了张之洞对黑旗军的重视。

张之洞读书照

1884年7月8日，张之洞抵达广州履任，之后的情报网进入正式布局阶段，不仅越南、云南、广西、粤西、福建、台湾等前线地区均有布置，他更加注重的是香港。除驻扎九龙城寨的大鹏协副将、驻扎虎门的水师提督要随时禀告香港水面法国舰船动向，张之洞还另外指派了两个香港商人为“坐探”。这两人的工作纯属义务性质，却尽心尽责，提供了及时的、非常出色的法军情报。由于法国同时在越南、闽台开战，香港成为法军两个战场的补给、修船基地，香港坐探提供的法国军舰、运输舰来往动态都是第一手情报，及时性、可靠性极高。这两个香港坐探，一个是汇丰银行买办罗寿嵩（罗鹤朋），另一个则是创办省港电报的近代企业家何献墀，详见下文。

来源：澎湃新闻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