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闿运）

江流派接潇湘远

——王闿运与 丁宝桢

文｜刘可亮

丁宝桢（1820-1886），字稚璜。咸丰三年进士。曾任湖南岳州知府、长沙知府，后调任山东按察使，不久迁巡抚。光绪二年（1876）擢升四川总督，十二年卒于任上。丁宝桢是一位刚正清廉，有才干和魄力的封疆大吏。同治八年（1869）在山东任内，处死慈禧太后宠信的太监安德海，闻名宇内。据说时任两江总督的曾国藩闻报，且叹且愧且佩，满目浮翳、痛了多日的眼睛，顿时病消目明。

（丁宝桢）

丁宝桢是王闿运的知交，两人的情谊生死如一。丁宝桢早在咸丰十年（1860）任湖南岳州知府，同治元年（1862）任长沙任知府时，结识了王闿运，丁宝桢深服王的学问与为人。两人性格中驰宕不羁的因子，使他们的关系亲密得非同一般。丁宝桢任岳州知府时，便欲礼聘王闿运为西席；后来升山东巡抚，又聘请王去济南，均因故未能如愿。同治末年丁宝桢防堵黄河在山东的决口时，王闿运特将咸丰九年暂居山东巡抚文煜幕中所拟疏文寄交丁宝桢，进献治河的方略、措施。王闿运曾在写给丁宝桢的信中说：“公与闿运皆一时不可多得之人才。”如此推许和自许，可谓惺惺相惜。

光绪二年（1876）九月，丁宝桢由鲁抚升任川督，便遣书约王闿运入川。丁认为王闿运交游半天下，颇有影响，且智计百出。请他出山担任尊经书院山长，不仅可以储备幕府人才，还可以疏通谋划，赞襄大业。翌年五月六日，王闿运又得陕西巡抚谭锺麟受丁之托“劝驾”的信，“云丁督欲招余，岁致三千金”。王闿运想这是他实现霸才雄略最后的机会，决定入蜀。十一月，王闿运匆忙启程入川，除夕前，抵达成都。

王闿运到达成都后，丁宝桢异常高兴，亲自为他们安排住所，并设宴欢迎。当晚，丁宝桢撇开众人，与暌别多年的老友促膝谈心，把蜀中官场如何胶葛，朝廷派来的御史如何吹毛求疵，自己置一切毁誉于度外，改革、缉私、治吏三管齐下的打算以及经略西南的远略，和盘向老友道出。王闿运颔首接受了丁宝桢的雅意。

光绪五年（1879）二月二日，王闿运移居君平里尊经书院，正式任起山长之职。四日，尊经书院翎顶辉煌，绿呢大轿堆满院落。总督丁宝桢带领司道大员、成都将军带领提镇大员，亲到尊经书院行拜师礼。丁宝桢把王闿运的学行简要介绍一番，便宣布王氏在尊经年薪银三千两。总督以下所有司道大员对山长执弟子礼，每月朔日必临尊经，听山长教诲。院生一个个瞠目结舌。新来山长的传奇经历他们虽有所耳闻，但没有想到竟有如此派头。接着王闿运作了简短的“就职演说”。

院生击红了手掌。山长舌灿莲花，口若悬河，声有魔力。随着司道大员一个个鞠躬告退，院生们想：除开尊经书院，普天之下还有这样的山长吗？

考四海以为嶲

纬群龙之所经

这是王闿运为尊经书院大门撰的一幅集句联。前句出自晋代文学家左思的《蜀都赋》，后句出自汉代史学家班固的《幽通赋》。此联气势雄伟，摄人心魄，催人奋进。短短十二字的组合，涵盖着撰集者的雄心和魄力，也寄寓着对巴蜀弟子兼包九流、汇通四海的殷殷厚望。在某种意义上，比之岳麓书院联更为牛气。

接下来王闿运大刀阔斧改革书院规制。一是官署不能夺主讲之权，以保证院生自由之思想和独立之人格。二是，改革书院章程，不设过多条条框框。三是，各舍设学长，行管理之职。学长随课程选取，以免学生之间的争竞。四是，诸生宜专心习业，不问时事。王氏于教育思想虽少有理论性论述，然深通教育法门。近世许多言教育的大家，如蔡元培、梅贻琦等所谓“自由之思想，独立之学术”，不过袭其声而张大其军罢了。王的到来，对于书院诸生，无异久旱禾苗忽得甘霖，仅仅三个月时间，“诸生喜于得师，勇于改辙，宵兴旦辍，蒸蒸日上”，“颖异之士，如饥渴之得美食，数月文风丕变，遂沛然若决江河，人人有斐然著述之思”，书院风气焕然一新。

王闿运执掌尊经书院八年，造士以千计，培养了一大批影响四川近现代政治、思想、经济、文化和科学发展的名人。压倒诂经书院、学海堂，饮誉海内，蜀学遽然成为天下学术中心。

王闿运五十岁生日时，督府司道咸来庆贺，盛况空前。总督丁宝桢即席作《寿王壬秋山长》诗：

经师人范久销声，独听丹山彩凤鸣。

寰宇祗今存硕果，天心常为护长生。

江流派接潇湘远，衡岳光涵井络明。

如此大名千载寿，何需华膴羡公卿。

盛赞王氏“经师人范”、声誉人望。为答谢蜀中人士的盛情，闿运即席作和诗三首。第一首有“深知政本先文教，却愧安车聘鲁生”句，用鲁国国君安车蒲轮聘孔子讲学之典，表达对丁宝桢礼遇的感激之情。

两人在四川时，经常议论时事，关系十分融洽，甚至还结为了儿女亲家。王闿运将女儿王茂嫁给丁宝桢的第八子丁体晋。

其时，丁宝桢锐意改革盐政，整顿吏治，好用英才，振兴教育，战乱后残破凋零的四川不久即呈现出安宁勃兴的气象。王闿运曾为其作诗予以高度评价。

王闿运滞蜀八年，除了主持书院，其主要的目的在于佐幕，实践其纵横之学。其佐幕活动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为丁宝桢治蜀献计。丁宝桢忠心谋国，志向远大，期望建立诸葛亮、张居正等人那样的功业，以实干著称。出任四川总督时，于治理蜀地多有谋划，颇具远略。他之所以选中王闿运，是由于王闿运与曾国藩、胡林翼等权贵交游能不谋权位，一意著述，足以担当挽救四川“务名”弊端的重任。王闿运对四川的积弊亦深有体察，他在尊经书院实施的教育变革，力助丁宝桢治蜀之整体方略，最终不负其所望。但丁宝桢大刀阔斧的改革在初期遭遇了当地司道官员的抵制和刁难，策缅整顿颇为艰难。若非皇帝信任，丁宝桢不仅改革难成，而且职位、性命难保。王闿运不仅积极支持他，还主动参与策划，敦促其利用任四川总督的机会，痛下决心，革除弊政。后来，王闿运对丁宝桢的治蜀功绩甚为钦服，评价丁宝桢在蜀的功绩不亚于姬奭治召、诸葛亮治蜀，高度赞扬他心无私欲、勤政为民的德操。

二是为丁宝桢为官谋划。丁宝桢在川任职并不顺利。光绪四年（1878）因事革职留任，第二年又因东乡案牵连，部议革职旨令改赏四品顶戴，至光绪七年始实授四川总督。光绪九年五月丁宝桢“假满而病未愈”，因来吏治、打击贪污，“省库积银至四五百万，可以远略”，欲带病“请缨”。王闿运则以为“世情多妒，不可轻出”劝导他审时度势，暂掩锋芒，假之以病，以免人妒。同年十月，丁宝桢欲告退，王闿运认为是明智之举，并进一步陈述了三点理由：“朝无执政，一也；政不能及民，德不孚于司道，二也；无资自给，徒苦其身，三也。”完全支持丁宝桢的决定，并晓之以理，坚定其信心。

三是提出经营西藏，联合印度、缅甸的反帝斗争计划。中法战争爆发前一年，英、俄两国窥视西藏，危及中国西南边疆，丁宝桢力主巩固边防。王闿运向丁宝桢提议：“经营西藏，通印度，取缅甸，以遏英、俄、法之窥伺，且自请出使以觇夷情焉。”他清醒地观察当时国际局势的发展趋向，敏锐地意识到英国觊觎与印度、缅甸毗邻的西藏，是想将之从中国分割出去，纳入其殖民统治。早在两年前，他与友人讨论应对中国边患的政策时就酝酿过该国际长远战略，后又对丁宝桢建言联手缅、印抗英，实为切实可行的经世谋略。丁宝桢极为赞赏。

遗憾的是，当时丁宝桢的身体状况极差，他非常想付诸行动，却力不从心，计划实际上难以施展。面对纵横计有可能落空的实情，王闿运没有像他入幕曾国藩时那样于失意中满怀怨怼，而是以为此计倘不能行，然人事已尽，即可无怨无悔。

光绪十二年，丁宝桢病死于四川总督任上，王闿运的与受压迫民族共谋抵御帝国主义侵略的宏伟规划果然流产了。知己难逢，明主难遇，心志难酬的他痛心疾首地说：“丁之殁，吾志之不行也。”自是不复语大略。

丁宝桢去世后，王闿运悲痛万分，亲赴济南吊唁，并作《丁文诚诔》。文中回忆他们纵论天下的难忘时光，流露出伟略未行的满腔遗憾和痛失知音的无限哀伤。

作者简介：

刘可亮，湖南双峰人，就职于中国兵器江南工业集团。系中国楹联学会会员，湘潭市楹联家协会学术委主任，湘潭市作协会员，湘绮楼诗社副社长。著有文集《寻找美人香草》《藜薰堂集》，诗联理论集《对偶破缺论》《无情对论》，主编有《无情对韵》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