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9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初评结果日前正式揭晓，安徽商报持续关注报道的肥西三官庙遗址正式入围终评。安徽商报融媒体记者了解到，三官庙遗址截至目前已出土青铜器18件，在同时期遗址中出土青铜器数量仅次于河南“夏都”二里头。三官庙遗址的重要发现也引起了全国考古界知名专家的高度关注，专家们一致认为，三官庙遗址应为夏代无疑，部分青铜器国内罕见，其规格、工艺甚至超过二里头出土青铜器。该遗址的重要发现拉开了江淮地区夏商周考古的新历程，对研究夏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格局、重著中国古代史有着重要意义。

　　400多件遗物出土

　　三官庙遗址为夏代遗址无疑

　　三官庙遗址紧邻派河，位于肥西县桃花镇顺和社区西南900米(原三官庙村)，坐落于派河北岸台地之上。2018年7月，为配合引江济淮工程建设，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主持、肥西县文物管理所配合，对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

　　省考古所三官庙遗址发掘项目负责人秦让平介绍，整个遗址呈台墩型，现存总面积约4000余平方米。经过一年多艰苦的考古发掘，考古人员在遗址中发现各类遗物共400多件，包括陶器、铜器、石器、玉器等。其中石器最多，陶器数量次之。遗址中还发现了18件青铜器、两件骨蚌器、一件残断的玉器、两件绿松石钻孔牌饰。

　　经过对遗迹遗物的分析，在此前举行的三官庙遗址成果论证会上，国内专家一致认为，三官庙遗址具体年代上限应为二里头二期或三期，距今约3700-3800年。这个时段，正是史料中记载的夏王朝统治中国的时期。三官庙遗址应是一座夏代遗址无疑。

　　出土青铜器18件

　　数量同时期仅次于河南二里头

　　铜在古代是重要的“战略物资”，青铜器不仅在漫长的时间里牵扯着中华大地上大小列国的命运，在一定程度上，还是中华文明的浓缩和象征。因此，在考古发掘中，青铜器的出土意义非凡。

　　在三官庙遗址的考古发掘中，考古专家先是意外发现了四件青铜器，包括铜钺、铜凿、铜铃铛等。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不断推进，更多的青铜器惊喜“现身”，器型包括铜钺、铜凿、铜铃、铜戈、铜牌、铜戚、铜角形器、铜箭镞等。

　　如此多数量的青铜器在一个规模不大的“小遗址”中出土，引起了国内专家们的高度关注和极大兴趣。多件器物国内罕见，其精美程度甚至超过了河南二里头遗址出土器物。山东大学教授方辉表示，三官庙遗址中出土的一些青铜器代表了当时最高级别的器物，青铜钺工艺不亚于“夏都”二里头出土的钺，甚至更为复杂精美。

　　省考古所副所长宫希成介绍，三官庙遗址出土青铜器的数量在同时期遗址中，仅次于河南二里头遗址。一些器物造型特别，此前难见，具体属于何种器型还有待未来深入研究揭开谜底。

　　房屋遗址里有卧室储藏室

　　“烧建”显示古人高超技艺

　　三官庙遗址保存着3000多年前的房屋遗址，其设计建造技艺令人叹为观止。

　　在考古发掘中，考古人员在现场发现4处房址，38个灰坑，77个柱洞，及沟、灶等遗迹。其中南北两处房址保存较好，至今依然保存有红烧土墙体和地面。其中位于遗址北部土埂内坡上的一处房址，墙体局部残高近30厘米。考古人员发现，这处房子虽然面积不大，但结构分隔清晰，包括室内居住空间、室外储物和生活空间等几部分。不少专家现场勘察后认为，这处房址还是“半地穴”结构，一部分深入地下，防寒保暖，与今天北方地区的“窑洞”有异曲同工之妙。

　　另一处位于遗址西南部的房址，残存有清晰的墙体和地面。考古人员分析，这应该是一处三开间的长方形排房。与北侧房址不同，这处房址屋内地面与室外高差不明显，但地面和墙体都有明显的红烧土痕迹。专家判断，这处房子应该是“烧建”而成。省考古所副所长宫希成介绍，所谓“烧建”就是在房屋建造完成后，用火对墙面、地面和屋顶进行烘烤，使其更加坚固的同时，也起到干燥防潮的作用。

　　宫希成介绍，中国古代建筑历史悠久，风格多样，不断传承。由于多为土、木、砖石结构，大多数没有能保存下来。三官庙遗址中几处房址的出现难能可贵，不仅展现了古代安徽人在房屋建造中的智慧，也为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传承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省内出土夏代遗存最丰富

　　为研究夏代中国政经文化格局提供资料

　　三官庙遗址不仅出土了组合齐全、特征明显的陶器群，还有罕见的铜器组合，应是夏时期安徽江淮地区目前发现遗存最为丰富的地点。宫希成认为，三官庙遗址的科学发掘，为揭示夏时期中国政治经济文化格局、重著中国古代史提供了重要的实物资料。

　　宫希成介绍，“夏”与安徽有着密切联系，《左传》载“禹会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被认为是“夏朝”建立的标志性事件，而涂山被认为在今天怀远县。据史料载，商汤灭夏时，“夏桀奔南巢”，南巢就是今巢湖地区。“夏王朝”的中心区域，主流观点一般认为覆盖河南和山西南部等地区。也有专家认为，“夏”在安徽，安徽江淮地区目前发现的富含二里头文化因素的古文化遗存，应该与“夏桀奔南巢”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宫希成认为，三官庙遗址从年代上来看，与史载夏时期相吻合，但出土遗物及背后反映的人群，与目前所认为的以河南为中心区域的“夏”仍有所不同。“三官庙遗址与以二里头遗址为代表的文化之间有着怎样的联系？夏时期，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是怎样的格局？要搞清楚这些问题，未来还有大量的工作要做，也是三官庙遗址发掘研究最大的意义。”

　　通讯员 秦让平 安徽商报融媒体记者 刘媛媛 王素英文/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