龙门县城西北的地派圩，位于龙门、从化、新丰三县交界处。1927年12月19日黄昏，地派圩窄小的街面上已经没有多少行人，街道两边的店铺陆续开始打烊，门口的灯笼亮了起来，慢慢隐入黑暗的街道青石板也泛起了一道道黄白的亮光，与昏暗的天空一起，映照出街道两边参差不齐的骑楼轮廓，显示出别样的夜景。北风卷着枯叶从街道的西北飘向街道的东南，肆意张扬着冬天的寒意……

       就在这个时候，一支队伍从西边的崎岖山道上走进圩镇里来，他们排着整齐的队列迤逦而行，上千人的队伍里没有人说话，只有脚步声和枪械的轻微碰撞声。从军装上看，还真无法分辨出这支队伍跟地派圩人以前见过的队伍有什么区别，但还是有细心的人发现，每个官兵扛在肩膀头的枪口上都插着一块三角状红布，帽沿上都没有“青天白日”等代表党军标志的徽章，队伍前头有一面高高飘扬的军旗，军旗上面绣着镰刀、锤头和步枪……

        地派圩人从未见过这种图案，不免有些好奇，许多人纷纷把头从半掩的店门探出来打量，由于害怕，他们也只是匆匆地扫了一眼，又赶紧把身子缩了回去，“哐当”一声把门又紧紧关上。但还是有胆大之人看得很仔细，他们发现，这支奇怪的军队虽然队列整齐，但士兵们的步伐却有些疲沓。当队伍从灯笼下走过时，眼尖的人看到士兵们个个面露菜色，大冬天的，却还穿着单衣，不少士兵的军装被树枝刮破或被子弹打穿洞，破破烂烂的，形同乞丐。

        很显然，这是一支刚从战场上撤下来的长途跋涉的队伍。

没错，他们就是广州起义失败后，在花县整编的“工农红军第四师”。

        在经过整整两天的急行军之后，这支刚刚经历过生死考验的部队，刚刚摆脱了国民党军队和反动地主民团的追击，又开始经受缺衣少粮的威胁。

        对于这支年轻的部队以及同样年轻的红四师领导人来说，是一场不得不面临的考验。

        走到高明街，师长叶镛命令部队就地休息，为了不扰民，他特意吩咐官兵们在骑楼下露宿。随后，他和师党委书记唐维、党代表王侃予、参谋长袁裕（袁国平）及党委委员徐象谦（徐向前）等领导人进了一家茶庄，这几位年轻的红四师领导人，正在为这支饥肠辘辘、衣衫褴褛的部队面临的困难及前途而殚精竭虑……

        当晚，红四师师部的会议一直开到半夜。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补充部队给养的问题。大家对部队从花县整编出发后的这一路上疲于奔命、给养空缺、官兵们吃不饱饭、士气严重低落的情况忧心忡忡。有人对部队在筹款时手段过于“仁慈”，对财主豪绅太“客气”提出尖锐地批评，认为这才是导致目前部队给养困难的主要原因。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而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的暴动，不是挑花绣朵，像这样文绉绉的这也怕那也怕的，革命怎么能够成功呢？” 发言的是白鑫团长，说到激动处时，他猛地拍了一下桌子，将桌子上的豆油灯震得猛烈地晃动起来，从门缝里吹过来的一股冷风，差点把灯扑灭。

        批评者白鑫团长引用的这段话，来自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马上有其他的军官发言附和，言辞更加激烈。在座的不少人都曾在武汉军事政治学校亲耳聆听毛委员讲过这篇文章，坐在叶镛旁边的师党委书记唐维似乎嗅到了一股浓浓的火药味儿。这批评明显是针对师长叶镛的，他担心地瞟了一眼自己的同乡。只见这位外表文质彬彬、性格沉稳的指挥官，一边听一边做着笔记，脸上看不到任何表情，他才放心地吁了口气。

        批评者并非无的放矢。大概由于长期在军校和军官教导团任职的原因，叶镛一向军纪严谨，平时不仅军装严整，风纪扣扣得严丝合缝，而且不苟言笑，很少跟人开玩笑。对于部队纪律，他更是颁布了严格的军令，新成立的红四师大部分是军官教导团、警卫团和黄埔军校特务营的官兵和学生，对师长的军令也能做到令行禁止，因此，红四师从花县出发这一路上，官兵们严整的军纪军容，受到了老百姓们的交口称赞。但令叶镛和唐维等人未曾料到的是，部队在从化良口时，他们派出的几支筹款小组却接连碰壁，空手而归，原因竟然那些富商大户见这些“学生兵”对自己客客气气，口口声声愿意捐款，谎称去筹款时，竟脚底板抹油开溜，放了“学生兵”的鸽子。军官们也不好怎么处罚士兵，因为“全凭自愿，绝不强迫”的军令，是叶师长发布的，他们并没有做错什么。

        “征粮是当前我师工作的重点，不仅关系到全体官兵的温饱，弄不好，还会影响到部队的士气，征粮不搞强迫的军令并没有错，但执行命令时，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唐维慢吞吞地说，多少有点儿为叶镛打圆场的味道，他的嗓门不大，但听起来却有一种特殊的吸引力，这显然跟唐维这些年长期从事革命工作的锻炼有关。

       “比如说，对于广大群众，这一条肯定是没有错，但是如果面对的是那些富商大户、土豪劣绅呢，恐怕我们就不能太文质彬彬了，该强迫就强迫。剥夺他们从劳苦大众剥削来的财物，本来就是我们革命的首要任务嘛！”唐维双手一摊，望着大家。

       参谋长袁裕（袁国平）说：“唐维同志说得对，执行军令不能太死板，否则就会给革命工作带来不应有的损失。”

师部党委委员徐象谦也点点头，表示赞同。

        这时，唐维把脸转向埋头做着笔记的叶镛，用征询的口吻问道：“叶师长，你的意见呢？”

       “各位同志的意见非常好，我完全同意。对待土豪劣绅要像对待敌人一样，绝不能用温良恭俭让的客套，必须用革命的手段，对付反革命的手段……”叶镛合上笔记本，抬起头对大家说，同时转过脸和唐维交换了一下眼色，会心一笑，那一缕笑意中包含着对唐维的感激，也只有他本人才能觉察到。

        会议决定在地派短暂逗留，征集粮布，以解部队燃眉之急。会上布置了具体的征集粮食和布匹的任务，鉴于此前征粮工作中的教训，叶镛把征粮任务交给了革命资历和经验都很丰富的师部党委委员徐象谦。

        会议结束时，都过半夜了，大家这才感到又累又饿。师部炊事员赶紧张罗着给首长们准备宵夜。叶镛惦记着露宿的士兵们，趁此功夫，他披上大衣，向茶庄外面走去，唐维也一身不吭地跟着朝门口走去。

        深夜的地派街空旷寂静、寒气袭人，黑魆魆的。几家店铺门口灯笼的光芒在夜幕的包围下格外暗淡。叶镛和唐维并肩走着，站在街中心放眼一望，只见两边的骑楼下，士兵们像一捆捆草袋，横七竖八地布满了整条街道，有的把整个街道堵住了。风从街那头贴着地面挂过来，掀起士兵们单薄的军装。叶镛和唐维轻手轻脚地沿街走着，生怕不小心踩到了睡熟的士兵身体。走到一座骑楼下时，唐维看见一个身材瘦小的士兵半个身子都露在骑楼外面的青石板上，冻得瑟瑟发抖，便脱下自己的大衣，轻轻地给士兵盖上。

        他俩同时看见黑暗中有几个人影正在翻动士兵：“谁？怎么还没睡觉？”

       “报告叶师长、唐书记，军医处长贺宗霖（贺诚），正在带领部门人员为伤病员换药。”其中一个人站了起来，转身向叶镛和唐维敬了个军礼。

       “贺处长，辛苦了！”唐维握住贺宗霖（贺诚）的手：“伤病员的情况怎么样了？”

      “唐书记，有三分之一伤病员，好在大多数都是轻伤，重伤员不多。只不过药品已经不多了，特别是西药的消炎药，非常奇缺，要赶紧想办法搞到，否则，部队的伤情会越来越恶化。除了给重伤员以外，现在轻伤员消炎大多数用的都是盐水，但是效果差了很多，伤口恢复得很慢呀！” 贺宗霖（贺诚）颇有些担忧。

       “知道了，到龙城后我们一定想办法解决。”唐维按了按贺宗霖（贺诚）的肩膀。

        往回走时，叶镛皱着眉头对唐维说：“听茶庄老板说，地派这个地方比较穷，也不知明天的征粮工作会不会顺利？”

        尽管比叶镛还小几岁，但作为师党委书记，唐维不难理解，作为红四师军事首长的叶镛此时的心情，他用安慰的语气道：“放心吧，有象谦同志这位老西子出马，骨头也能让他刮出几两油来。”

        “但愿如此吧。”叶镛仰头望了望夜空。

        唐维听出叶镛话音里流露出的一丝忧虑。他知道，叶镛担心的不只是明天的征粮，而是如何完成党交给的任务，将这支从敌人虎口里挣脱出来的红军，顺利带到海陆丰红区。对于还没有入党的叶镛来说，这副担子的确太沉重了。黑暗中，身材高大的唐维，看着比自己要矮小一截、脸色显得有些严峻的叶镛，伸出手掌，轻轻按着他的肩膀低声说：“你就大胆指挥吧，师党委会全力支持你的！”

       声音虽然很轻，但叶镛师长却感到了一股无形的力量，像电流似的，刹那间传遍了全身。

       在龙门县里，地派圩并不算富裕，离县城较远，当地乡民平时上一趟县城也不容易，经济自然比较落后，整个地派圩称得上豪绅大户的也没有几家。不过，由于地处三县交界，信息倒是比较灵通，近的如从化、新丰，远的如广州发生的大事小事，很快就会传到地派圩人的耳边来。像“赤党”在广州起义这样的惊天大事，早几天就在地派圩传开了。因此，当红四师于12月19日傍晚出现在地派街头时，人们看到队伍前头高举的镰刀斧头步枪旗，很容易就猜出了对这支队伍的来历。因此，当天夜里，红军到达地派的消息便传偏了整个圩子。

        一些穷苦人家曾经听说，共产党武装是为穷人打天下的，听到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来到地派圩的消息，自然是喜出望外。第二天天刚刚亮，就有不少人从家里跑出去打探，看看红军到底是个什么样子。他们看见高胜街整条街上，都被红军士兵占据了，骑楼下、街道边，到处躺满了横七竖八的士兵。也有士兵提前醒了，在沿街店铺的墙壁上刷写标语。一些识字的乡民凑前近去，认出了标语的内容：“打倒列强！打倒国民党新军阀！”“打倒土豪恶霸劣绅！”“一切权力归苏维埃！”“共产主义万岁！”……

        最引起人们好奇的是，工农红军里还有女兵队伍，她们共同留着齐耳短发，扎着武装带，一边向看热闹的群众散发油印的传单，一边用清脆的嗓门唱歌：

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万众一心！

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杀尽敌人！

我们团结，我们前进。

我们奋斗，我们牺牲。

杀向那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大本营！

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工农兵！

……

        歌声嘹亮、激扬，使那些衣着破旧，在寒冷中不断瑟缩着身体的穷人们感受到一股清新的暖流和力量。街上聚集的人越来越多。到后来，有人鼓起胆子跟着女红军战士也喊起了口号：“打倒军阀！打到列强！打到土豪劣绅！”

       此时，红军已经敲开了地派圩仅有的两家粮店、显记粮店和潘记粮店及一家布匹庄的大门。但潘记粮店的老板由于事先获知红军要来的消息，早于头天夜里偷偷地把粮食从店后面的小河运走了，除了一名小店员看店，店老板连一粒粮食也没有给红军留下。尽管还不能完全满足红军的给养，但师党委还是研究决定，在显记粮店开仓放粮，赈济穷苦的百姓。

       一时间，显记粮店门口围满了从四面八方赶来分粮的老百姓，有的拿着布袋，有的挑着箩筐，把半条街都快要堵塞了。负责征粮工作的第10团官兵，不得不分出部分士兵维持秩序，同时继续派出几支征粮小分队到附近村子去征粮。

       不久，正在显记粮店指挥分粮的徐象谦，接到征粮小分队报告，均隆村有个叫潘哀中的地主竟公然阻挠征粮工作。

       徐象谦（徐向前）是山西五台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参加过讨伐陈炯明的第一次东征，曾担任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生队长，1927年3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对革命忠心耿耿，加上他那典型的北方人的性格，为人耿直豪爽，作战机智而勇敢，颇受同志与同僚的敬重。此次受命为红四师征粮，深感责任重大，只有不折不扣地完成这项工作，才能保证红四师转战海陆丰的战略任务。

        徐象谦听罢把眼一瞪，忍不住大骂道：“他娘的，我倒是要看看这个姓潘的是不是吃了豹子胆！”说完，带领一队士兵，直奔均隆村而去。

        均隆村离地派不到两里路远，据说祖上是明末降清名将吴三桂的部将后裔，清康熙年间，吴三桂起兵反清失败后，潘姓将领带着几个眷属逃到了地处粤东北的大山中，在地派隐居下来，经过两百多年的休养生息，繁衍得人丁兴旺。如今，全村几十户人家都姓潘，全是潘姓将领的后代，虽说同出一脉，却也有穷有富，真正称得上豪门大户也只有两三户人家，那个叫潘哀中的就有其中一户。

        其实，要说均隆村最有钱有势的地主，还轮不上潘哀中。红军到村里征粮，一开始也是和颜悦色，讲政治，摆道理，就连那两户村里数一数二的大户都点头同意捐粮捐物了，可唯独这潘哀中就像茅坑里的石头又臭又硬，任凭红军士兵说尽了好话，磨破了嘴，就是软硬不松口。

       他是从哪里来的这股底气的呢？

       说起来，这个潘哀中年纪虽然不大，在潘氏宗族里的辈分也不高，却并非一个等闲之辈。他平时爱交游甚广，经常有事没事往县城以及邻县的从化、新丰跑，更远的广州城也没少去，因此结交了不少三教九流的朋友，除了地派圩，龙门县城、新丰县城都有他开的店铺，潘记粮店就是他家开的。更重要的是，他还秘密加入了三点会，说“秘密”，是因为潘家宗祠族规禁止家族成员加入任何会道门，潘哀中只能秘密参加，所以，均隆村没人知道他这个底细。三点会的成员遍布大半个南方各省，在粤东北更是盘根错节，势力雄厚，潘哀中究竟有多大的能耐，由此可见一斑。所以，他对这些天广州城发生的“赤党”暴动的消息早已知晓，并且从三点会的兄弟那儿听说了，暴动失败的革命军正沿着从化、新丰一路溃散，准备向海陆丰一带流窜。他还听说，国民党军队的张发奎部正派重兵一路追杀，剿灭“赤党”只是时间问题了。正是由于有了这些消息来源，潘哀中才敢于顶住红军士兵的软硬兼施，拒绝缴纳粮款。

        徐象谦赶到潘家时，潘哀中正坐在堂屋中央的太师椅上，翘着二郎腿，嘴巴对准长长的烟杆呼噜呼噜吸着大烟。

        “你就是潘哀中吗？”

        潘哀中猛听到一个浓重的北方口音像炸雷一样在耳边响起，不由得把嘴离开烟枪，向前面一瞧，只见一个身材高大，腰里别着短枪的人叉着腰站在屋中央。见这副派头，他知道是个官衔不小的红军干部，便勉强哼了一声，但仍旧别着脸，不肯正眼看这位不速之客。

       “你为什么要抗拒征粮？”徐象谦单刀直入地问。

       “我既没有钱，也没有粮食。”潘哀中哼哼地说。

       “显记粮店是你开的吧，你把粮食偷运到哪儿去啦？”

        潘哀中脸色有点发青，不吭声。

       “我们的士兵已经对你讲清楚了我们共产党的政策，敢与革命为敌，与人民为敌，是绝对没有好下场的！”

       潘哀中听了，鼻子里又哼了一声，暗自嘟哝：别吓唬人，你们是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啦。

       徐象谦见他这副顽固的神情，知道对这个冥顽不化的家伙，不能做任何妥协，否则直接会影响到眼下的征粮工作。他失去了继续说服潘哀中的耐心，决定不再跟这个地主白费口舌了，当即对旁边的战士下命令：“把他给我押起来，带走！”说完，大踏步地走出了潘家大院。

        潘哀中还未反应过来，两名红军战士就走上来，一人架着他一只胳膊，将他捆了起来，押出潘家大院。家丁们见老爷被抓，一时间惊慌失措，谁也不敢轻举妄动，只能眼睁睁地看着潘哀中被押走。

        红军将潘哀中绑在潘家大院门口示众，但潘哀中仍顽固不妥协。潘哀中平时作恶多端，群众背后都叫他“铁公鸡”。徐象谦（徐向前）背手站在潘家大门的阶梯上，告诉围观群众：“红军是贫苦老百姓的队伍，潘哀中欺诈剥削贫苦百姓，反动透顶，顽固不化，可恶至极，红军要为民除害。”然后大手一挥：“把他带走！”

        徐象谦的一席讲话，引起了许多贫苦百姓的共鸣。围在潘家大院门口看热闹的乡人，眼睁睁地看着潘哀中被押出均隆村，有的族人还紧跟在后面扯着嗓子喊：“哀中，不要逞强了，好汉不吃眼前亏，你就把粮食捐给红军吧！”

        但潘哀中依旧摆出一副死猪不怕开水烫的神气，在众目睽睽下被押到地派圩的红四师师部去了。

        当天下午，天上下着蒙蒙细雨，红四师列队离开地派圩，往龙门县城开拔了。有人看见，均隆村的地主潘哀中被五花大绑地押在行军队伍中间。

        1949年5月下旬，当人民解放军解放上海之后，为了不扰民，进城的全体指战员们露宿街头，上海最大的资本家荣毅仁先生当即感慨：“蒋介石，回不来了！”这时全中国解放在即，而距离“红四师”为不扰民夜宿龙门地派圩已经过去整整22年了。 “红四师”夜宿地派圩，打土豪开仓分钱粮给穷苦百姓，这支历史上第一次打出“工农红军”旗号的人民军队，用实际行动，使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形象深深地植入到龙门人民的心坎里。从那以后，龙门人民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武装统一称之为“红军”。（徐军）

【作者简介】

徐军，大学教师，中国铁道出版社《现代推销实务》主编，中国微型小说学会会员，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鲜早世界栏目首届最受听众和读者欢迎的十五位作家之一，在全国数十家报刊杂志和国家级网站上发表了数百篇作品，其中数十篇作品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纪念抗战胜利七十周年等各项征文大赛中获奖。

责任编辑：刘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