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胡高荣

知青，是共和国历史上难忘的记忆，是当时年轻人的动人传奇，是一段如歌的岁月，如诗的过往……

2019年金秋时节，地处六广镇东北部的元庆村张灯结彩，喜气洋洋。那秋阳下飘着的数幅标语，街道两旁的丛丛鲜花，让元庆村沉浸在欢快祥和的喜庆之中。8月2日，阔别修文50年的20余名上海知青，回到了他们的第二故乡—元庆村，受到了村两委领导和村民的热烈欢迎与盛情款待。……阵阵掌声不时地在村办公大楼会议室里响起，欢歌笑语随着袅袅炊烟飘浮在空中，执手相看泪眼的情景随处可见。当年的知青们时而坐在那饱经沧桑的古柏树下与当年的年青伙伴促膝聊天；时而端起那土碗中的包谷酒一干而净；时而接过当年房东老者手中的叶子烟杆猛抽几口；时而在那猕猴桃园里拉着李支书的手问长道短。……

短短的行程，他们看到的变化太大，想聊的话题甚多，不舍的乡愁更浓。……暮色中，“兰舟催发”，当年的知青们一步三回头地不忍离去，送别的村两委领导和村民们“举手长摇摇”，浓烈的“相别何依依”的深情弥漫在心头，如烟的往事一一浮现在了眼前。

……

慕名而来

1969年，广大青年学生响应毛主席“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纷纷上山下乡，奔赴祖国各地。上海近百名知青来到了修文县。

按当时的相关政策规定，他们都要下放到最基层的生产小队。在”组合选点“上，县知青办给了他们较大的选择权。一是同批来的知青可以自由组合(男女不限)，二是去哪里可以自由挑选。去哪里？这是自由，也是难题。他们刚从繁华的大上海，来到偏僻的修文小县城，两眼一抹黑，什么都不知道，除了好奇，其它皆茫然。看着久长公社青水大队、德政公社元庆大队、小箐公社小箐大队等地名，他们真不知道该选择哪里，该去何处？沉思了半天，颇有号召力的徐观兴说:我看就去德政公社的元庆大队吧。看着同伴们疑惑的眼神，他的灵感来了，大声地说:德政公社元庆大队，看这地名就好，就令人向往。“德政”就是“重德修文，以德行政”，那里一定政通人和，生活富裕，至于“元庆”，从字面上看，也是很有讲究的，“元”可解读为“一元伊始，万象更新”，所以新年的第一天叫“元旦”，至于“庆”字嘛，也有讲究，可以理解为“欣逢盛世,普天同庆”，不用去看，仅看地名就是好地方，就值得去滚一身泥巴，炼一颗红心，不管你们去不去，反正我是要去的。在他若有其事，引经据典地鼓动和说服下，梁中和、冯大来，王敏等纷纷响应。就这样24名上海知青兴高采烈，满怀希望与理想，慕名而到了元庆大队，开始了长达数千个日日夜夜的下乡知青生活。

嘿，黑瞎子

从县城到德政公社有数十公里的路程。县知青办派专车送知青们前往。山道弯弯，沙石路坎坷不平，没走几公里知青们就被颠簸得晕头昏脑的了，女知青们晕车呕吐，苦不堪言，刚上路时的好奇兴奋，欣赏美景的小资闲情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在颠簸中，车行驶到了黑沟煤矿。这是一个区办的用原始生产方式生产的小煤矿，道路较平坦宽敞，车停在路边让大家稍事休息。

恰逢煤矿工人交接班，煤矿里走出几个下班的矿工。因是深秋时节，矿工们穿着破旧棉大衣，腰里系着草绳或布带，显得很臃肿。他们头上都戴着乌黑的藤条帽，脚上穿着齐膝的长统水胶鞋，上面沾满了漆黑的煤泥，从煤洞里出来，都流着汗，汗水在脸上的煤屑中开了几条褐色的小道，黑一块，灰一块的斑驳着，唯一能显出他们生气的是那黑白分明的眼晴。在煤洞口他们有的蹲着吸烟，有的坐着喘气。破旧的大棉衣裹着上下皆漆黑的衣裤，眼球间或一转，露出脸上唯一的眼白，活脱脱的如同几只大黑熊。……一个蹲在路边呕吐的女知青，猛一抬头看到几个浑身臃肿，眼白瘆人的矿工，顿时吓得魂飞胆丧，大声惨叫着:“快跑，快跑，黑瞎子来了，黑狗熊来了！”她边叫边跑，一溜烟地跑到山脚下去了。不知缘故的知青们，也纷纷扔下行李，向山下跑去。

县里随车的知青干部，拼命喊叫、解释，好不容易才让知青们相信那是煤矿工人，不是黑狗熊。这一意外，让知青们到德政、到元庆的信心开始动摇，都不愿意前行了。幸好附近德政小学上海籍的余文贵老师闻讯赶来相助。他熟悉两地语言，在他苦口婆心地劝导下，知青们才慢慢上车，来到了德政，落户在了元庆。

快来看，他们在亲嘴呢

在元庆大队插队的知青们并没有过上“一元伊始，欣逢盛世”的桃花源里的生活。当时大山里的元庆，是一个经济落后，交通闭塞的生产大队。人们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用较原始的生产工具，从事着繁重的农活，特别春耕，秋天的“双抢”，劳动强度都很大，土生土长的农民，都感到很艰苦，对上海知青来说，更是对他们的肉体和心灵的严峻考验。

三伏天的下午，正在包谷地里除草的一个女知青，突发疾病。她口吐白沫，四肢抽搐，还未走到地头边上，就昏迷了过去。一同除草的农妇们见状都大喊道:槽了，这姑娘得了脱阳病(癔症)了！在这交通闭塞，缺医少药的山村里，得了脱阳病是非常危险的。当地人得了这种病如果送去县区医院救治，因路途遥远，病情来势凶猛，往往生还的几率非常小，一般都是请当地的土医生医治。

姚光银是元庆远近闻名的土医生，诊治脱阳病颇有经验。他匆匆而来，看了看女知青的脸色，把了把脉说:“恼火，很不好治，最好送县医院。”小跑着赶来的生产队长郭华科一听就来气了。他对姚医生大喝道:”这都什么时候了？怎么设法赶到县医院都来不及，可能还未到医院，人都死了。别啰嗦，赶快治！”姚光银看了看四周围观的人说:“这么多人，怎么治呀？”原来他治脱阳病，主要是推拿和人工呼吸。郭队长一听，马上明 白了，他大喊道:“都走开，别围在这里”。人们走远了，姚医生解开那女知青的上衣扣子，进行人口呼吸 。但施救了十几分钟，累出了一身大汗，仍未见成效。这时那昏迷的女知青四肢抽搐加快，脸色发紫，呼吸越来越急促了。……姚医生无奈地停了下来，喃喃地说:”看来不行了！”郭队长一听，急了，大骂道:“你狗日的平时不是挺能的吗？现在怎么不行了？！……快想想办法，救不活她，老子饶不了你！”姚医生想了一会儿才说:”现在唯一的办法就是口对口进行人工呼吸，给她拔气。“什么口对口拔气，不就是亲嘴吗？”姚医生肯定地点了点头。郭队长迟疑了片刻才咬着牙说:“老子批准你，就这样治，赶快治！别耽心，有什么事老子顶着！……”在当时那经济文化都很落后的小山村，当众“亲嘴”是犯大忌的，别说亲女知青的嘴了。轻则说你是调戏女青年，重则说你猥亵女知青，破坏上山下乡运动，这是要下大牢的重罪。但郭队长没想那么多，他想的是人命关天，救人要紧。他的果敢与担当，不仅救了这女知青一命，而且还留下了一段感人的佳话。

经过数十分钟紧张艰难的拔气，昏迷的女知青终于有了回应。抽搐减慢，呼吸由弱到强，脸上也逐渐有了血色。……姚医生把她轻轻地放在一个女知青的怀里，瘫坐在地上说:“把她送回屋里去，平放在床上，晚上她就会醒来，明天就全好了。”

现场为数不多的人和郭队长终于如释重负，长长地松了一口气。郭队长一拳打在姚医生的肩膀上说:“你狗日的，还 真有些本事！你也回去歇歇吧。”姚医生磨蹭着慢慢站起来说:”歇不歇没有关系，但我劳累了半天，你得给我加工分，至少加十分。”郭队长一边点头，一边喜怒参半地骂道:“你他妈的，得了便宜还卖乖，还要贪心，大上海黄花大闺女的嘴让你亲了半天，没找你的麻烦就算了，还要什么工分？赶快滚回家去！”……

元庆不谈爱

在元庆插队落户的24名上海知青，短的待了2、3年，长的待了7、8年。都是男女搭配6人在一个生产小队，同吃同住同劳动，交往接触都很密切，但是让人们感到惊奇的是:这些情窦初开的少男靓女们都不善钟情，更不善怀春。24名知青在元庆期间，没有一个谈恋爱的，也没有两个成为夫妻的。

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离乡背井，思亲心切，总是把心思放在早日返回上海，回家与家人亲友团聚之上；二是闭塞的交通，繁重的体力劳动，缺油少荤的一日三餐，影响了他们对美好生活和纯真爱情的追求与向往；三是严峻的现实，落后的物质文化生活，让他们从满腔热情和盲目的理想中慢慢地清醒了，变得理智而现实，重返大上海，早日与家人团聚的强烈愿望让他们克制了自已的青春躁动，压抑了年青人追求异性，追求美好爱情的天性；四是当时的政策导向使之然，知青只要恋爱结婚，就要做好扎根农村，在当地开花结果的准备。凡是招工招生参军等，一般都是不予考虑的。……

知青们都年青，都向往幸福的生活和美好的爱情。但是在特殊的年代，在特殊地方，他们都只能压抑自已的天性。—元庆不谈爱！这是严酷的真实，也是知青们的悲哀。

……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上海知青在元庆生活、劳动的时间是短暂的，但是元庆留给他们的记忆却是深刻的：房东老大娘的嘘寒问暖；犁田裁秧时的耐心教导；弯弯山道上的迎来送往都让他们难以忘怀。

走过的是岁月，留下的是诗章。知青们都已年过花甲了，但他们当年为改天换地付出的辛勤劳动，为新农村建设的呕心沥血，为文化教育事业的无私奉献，元庆人是不会忘记的。……欢迎你们常回第二故乡看看，常回”知青之家”看看！

作者：胡高荣  配图：网络

简介：

胡高荣，男，重庆人。毕业于西南大学(原西南师范大学)，文学硕士。贵州师范大学教授，贵州师大职业学院党委书记，中国管理科学学院特聘研究员，《中国专家库》入选专家。贵州省写作学会原副会长兼秘书长，贵州省散文学会顾问。长期从事党建理论、写作理论、文艺评论的教学与研究。参与编写《我们77级》散文集3部(约400万字)，是该书的编委、副主编；有小说、散文、文学评论、随笔100余万字见诸于《散文》、《应用文》、《羊城晚报》《贵州日报》等报刊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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