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 华

白天卖报，晚上写作，12年的卖报生涯成就了他，使他成为一位省级作家协会会员，作品常常刊发在《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经济日报》《散文百家》等报刊杂志上。这位从“报童”成长为作家的人，就是贵州六枝特区的李海培。

打“烂仗”

现年60岁的李海培，出生于贵州六枝特区大用镇。少时酷爱读书，常常从家里步行10公里到特区图书馆借书阅读，还挖折耳根背进城卖钱买书，田边地角、牛背上都是他的读书场所。初中毕业后曾经办过文化站、打过工、挖过煤、当过保安、守过大门、卖过窑货（坛子罐子）等，但都干得不长。

他也曾参加过当地教育系统的教师招考和行政机关招干考试，由于上初中时底子不错，尤其是语文科优异，笔试两次都顺利过关。但是，由于他有口吃的弱点和其他“不可抗力”因素，在两次面试过程中都被“刷”了下来。

经过这两次招考的失败，他深知口才的重要性，下定决心矫正自己的口吃习惯。每天拿着报纸、书籍照着念，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他的口吃习惯得到很好的矫正，能够与人进行很好的交流。

年轻时代，是恋爱的季节，哪个年轻人不想追求自己心仪的异性对象。“那时穷得叮当响，谈了几个对象都以失败告终。为了寻找一份稳定的职业和收入，早日结束那种四处漂泊、居无定所的流浪生活，1998年，我在六枝城郊接合部的牟家大寨，以每月10元的价格租了一小间旧瓦屋居住。”李海培回忆说。

瓦房虽破能避雨，小屋虽窄能栖身。住地有了，还得有事做，否则有个住处没有生活来源也枉然。李海培首先想到的是去趸些白菜、生姜、大蒜之类的小菜，然后挑起走街串巷地卖赚点差价糊口。可是，兜里连做这点小本生意的本钱都没有。

他又想到了去建筑工地卖劳力，做些挖土方、抬石头之类的下蛮力的活。可是，他一到工地去找活，工头见他身材又矮又小，一眼就看出他是个手无束鸡之力的人，都无情地拒绝了他。

图为李海培在古迹地考察

当“报童”

没有本钱，连卖劳力都没人要。为了生计，李海培陷入沉思之中。冥思苦想了多日，他才想到了一个当时很是冷门的营生——卖报纸。

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由于市场类报纸的不断出现和逐渐繁荣，给读者带来了新鲜的阅读方式和收集更多信息的渠道，也促进了市场类报纸的热销，报纸也就催生了不少以卖报为营生的新行当。李海培就成了其中的一员。

“那时候智能手机还没普及，六枝县城居民们的信息来源大多是从报纸、电视等传统媒体上获得。加之诺大的县城却没人卖报，没人竞争的行当属于独门生意，应该有可为。”李海培说。

1998年秋的一天，李海培从六枝邮政局发行科领了50份《贵州都市报》、30份《贵阳晚报》、20份《贵州商报》装进背包，立即上街叫卖，发行科负责人告诉他，把报纸卖了再交报本钱。可以先领出报纸叫卖，次日去领报纸时再交前日的报款，这样李海培就正式做起了卖报这个“无本生意”。

那时的《贵州都市报》《贵阳晚报》每份成本价3角售价5角，《贵州商报》成本价2角，售价4角。后来报价提到成本价每份5角，零售价1元，他还顺带捎上些畅销的《参考消息》《中国电视报》等配着卖。李海培的卖报生意越做越火。

卖报第一天，他从六枝火车站一路走一路叫卖，走到下营盘时，100份报纸就卖了个精光，收工时不到下午3点，净赚了20多块钱。

卖报淘到“第一桶金”后，他把报纸数量增加到200份，每天净赚40多元。那个年代，在工地上辛辛苦苦累一天到晚，也挣不到这点钱。

哭笑不得

李海培说，卖报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

“开始卖报时，有人向我投来不屑的目光，有的还拿腔拿调地学着我的叫卖声，甚至有小孩言不由衷地唱起了‘啦啦啦，啦啦啦，我是卖报的小行家’的《卖报歌》来奚落我。有时去到有些单位的家属大院，守门的老爷子老太太就是不让进，把我当顺手牵羊之徒来提防，即便让进去了，他们也要在暗中跟踪盯梢。”李海培感到很不解。

有一次他在火车站卖报，一个牵着金毛狗的时尚女郎远远地喊他：“卖报的，给我来份《参政消息》。”李海培紧走几步赶过来，把一份报纸递给时尚女郎时说：“这是《参考消息》。”谁知时尚女郎却没好气地回了一句：“你一个卖报的懂个铲铲。”然后拿起报纸扬长而去。

李海培在悬崖处考察

身心痛苦

卖报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令人身心痛苦的事情。

记得那是一个夏天的中午，从大湾开往贵阳的列车停靠在六枝火车站。平时，列车进站之前，等待上车的旅客无聊时喜欢买份报在列车上消磨时光，因此在站台上或候车室卖报都比街上好卖。

那天，和往常一样，列车停靠后，座位上的乘客都从车窗里递钱出来买报。可那天列车停靠的时间较长，他就大着胆子跨进车厢卖报，不到10分钟100多份报纸全卖完。当他怀着喜悦的心情背着空包准备下车时，被车上的两个乘警揪住头发一顿揍，头发都被揪掉下几大绺，被打得他口吐鲜血。说他扰乱了乘车秩序，并把他卖报的钱全部搜光。

10多天后，他身上还是青一块紫一块的。从此，他远离那个“是非之地”。

梦里笑醒

卖报也有令人梦里笑醒的时候。

当年有一项彩票试销的那阵子，报纸特别好卖，市民买一份报裁下两三个指头宽那么一小绺就可以抵一注两块钱参与抽奖。

每年7月初高考后，报纸都会刊登各科考试题及答案，那几天他就猛加量预定报，每天1000多份，还一报难求，很多家长和学生花高价也买不到。

“那段日子一天要卖1000多份报纸，晚上在梦里都会笑醒来。”李海培笑着说。

学会营销

卖报也要学会如何营销。

多年的卖报经历，李海培总结出很多经验，比如中国入世、申奥成功、厦门远华案、汶川地震等特殊时段的报纸特别好卖，刊载大案要案、养老金上涨等消息时报纸也特别抢手。在卖报过程中，晴天比雨天好卖、版面厚比版面薄好卖、正点比晚点好卖。

为了吸引路人，他即兴编了些顺口溜，比如“晚报都市报，新闻早知道。内容很精彩，好看又奇妙。”“一块钱买饭吃不饱，不如买份报，家事国事天下事，让您全知道。”

有时走在车站码头或人流集中的地方，就根据版面内容用煽情的语言“喊新闻”：“天上掉陷饼，落在地下是陷阱，请看今天报纸第七版，一女子贪小利亏得倾家荡产。”等等。每当他声嘶力竭地吆喝着，街上的人就会好奇地从四面八方围拢来，他边收钱边递报纸，忙得不亦乐乎，连不识字的老太太也要买一份回家给儿孙看……

李海培（右一）在采风现场

苦累不堪

卖报也有令人苦累不堪的时候。

报纸不好卖的时，连续转几条街也卖不掉一份。烈日当空的中午，沉重的报纸背在肩上，每一个毛孔都在冒汗，身上又黏又臭，额上的汗珠一滴一滴地从腮帮上掉下，身上的衣服在太阳的照射下，被汗水浸染成一块块斑斑点点的“地图”。

有时送份报上楼就感觉浑身精疲力尽，天旋地转头晕目眩，路过粉面馆时向店主讨口凉水喝后顿觉眼睛亮了不少。肚子饿了，盒饭、粉面舍不得吃，一碗粉面的钱要卖20多份报才赚得回来，实在饿得饥肠辘辘，就随便买几个馒头包子充饥，待有些力气后，又继续走街串巷，直到把剩下的报纸全卖出去。

有时天是娃娃脸，说变就变，一会青天朗日，转瞬就阴云密布狂风大作，铺天盖地的大雨说下就下，天空三黑三亮的，打伞也不管用，人淋得像个“落汤鸡”， 报纸也被雨水浸湿，越背越重。

卖不出去的报纸，只得背回家去连夜用炉火烘干，第二天趁新报纸未到之前继续在火车站汽车站卖，卖不掉的就四五角钱一斤当废报卖掉。

暖心的事

卖报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令人暖心的事情。

有一次他在卖报途中，碰见一个十多岁的男孩，坐在路边的水泥砖上，无精打采，目光呆滞，一副苦不堪言的样子。见李海培从他身边走过，小男孩就说：“卖报的叔叔，我家住水城，我在学校和同学打架，被我爸狠狠地打了一顿，我带着100块钱跑出来3天了，钱也用得不剩一分，我很后悔，想给爸爸打个电话，没钱，肚子又饿，我都一天没吃东西了，饿得清口水直冒……”

听到这里，他心软了，把男孩带到旁边的馆子里买了一大碗羊肉粉，男孩狼吞虎咽地吃起来。吃完后，李海培用手机拔通了男孩家里的电话，接电话的是他妈妈，听到男孩的声音就泣不成声地说：“儿啊，我和你爹找你都两三天没合眼了！你在六枝等着，我们开车过来接你……”

有一天，李海培从六枝汽车站候车厅走到停车场，几十辆开往各地的客车在吆喝着喊客。这时，有个年轻女子向他走来，轻言细语地对他说：“卖报的大哥，我想求你……”她欲言又止，然后似乎下了很大的决心才说：“我被表妹骗去广西搞传销，悄悄逃跑出来后身无分文，全靠一个开货车的贵州老乡把我带到贵阳，一路上管我吃喝，来到贵阳后，帮我买了到六枝的车票，还给了我50块钱，谁知我上车后太疲惫，睡着了，小偷把我的钱包和身份证摸了，下车才发现身份证和钱被偷。大哥，我家住织金和六枝交界，你能借我30块钱的车费回家？我留个你的电话，你天天在车站卖报，我来六枝时打电话给你，再还你的钱。”交谈中，他知道她叫张xx，26岁，织金白泥人。

李海培想，30块钱不是太多，她不还也无所谓，他果断决定借给了她，并给她留了电话号码。那年春节后的一天，他的手机响了起来，是个陌生的号码，他接了电话，对方在电话中说：“卖报的大哥，我是张xx，我在候车厅等车，准备去江苏打工，我守着包包走不开，你能不能过来一下嘛？”

李海培走到候车厅，张xx很感激地把钱还给了他，并送他一包核桃和一块腊肉。她说：“这是我的一点心意， 在我最倒霉的时候得到了大哥的帮助，大哥就是我的恩人，我还要去贵阳感谢那位从广西带我回贵州的好心大哥，然后才去外省打工。”

小男孩的遭遇，女青年的遭遇，如今李海培回忆起来，觉得这些事做得值。

浪漫的事

卖报有时候也会遇到一些浪漫的事情。

在12年的卖报生涯中，李海培还遇到一桩以报为媒、无意之中促成了一段美好姻缘的浪漫故事，稀里糊涂地当了一次红娘。

那是一个繁花似锦的春天，在六枝影剧院门口，一个很帅气阳光的男子把李海培叫住，说他姓黄，在某校教书，想请李海培给他的一个女同事连续送3个月的报纸。并要求李海培每天向女同事送报的同时，还要随报纸送上一束玫瑰花，把花插在她的门上，另外还要送《知音》《爱人》《青年文摘》等杂志。然后，男子带着李海培来到他的女同事的住地，指认了送报的具体地点，这是某校的一处单身女宿舍，他掏出300块钱递给李海培，让李海培存下他的电话号码，钱花完了就打电话给他。

李海培依照黄先生的吩咐送了半个月的报刊，才发现单身宿舍住的是个长得很靓丽很清纯的女青年。有一次她见了他，她莞尔一笑问：“送报的师傅，我的报刊是哪个请你送的？”李海培说不认识，只说是一男子拿钱请他送的。此后，李海培送报过去，只要女青年在家，她都会给他一两个苹果什么的。有时天上下雨，她还主动把自己的小花伞借给他，从这些细枝末节中，他知道这女青年很善良。

三个月后，男子预付的300元报刊款快完了，李海培告知了黄先生，黄先生给他再次送钱过来，让他为女青年继续送报送花。

后来，李海培在街上遇到黄先生和那女青年肩并肩地散步。两个月后，他收到黄先生的短信，说是衷心地感谢李海培为他所做的一切，元旦节他和那女青年就要结婚，特意请李海培去喝一杯喜酒。

糟心的事

卖报也会遇到一些糟心的事情。

每年卖报除了春节停刊7天外，没有休息日，每天都在外面风里来、雨里去地奔波。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阴天一身灰，重复着同样的路程、同样的大街小巷。走不了远处的亲戚，别人有大事小事不上忙帮，即便感冒发烧等小病小痛只得带病坚持。

苦和累对卖报人来说不算什么，可有些铺面上的订户总喜欢欠账，今天的报钱说明天给，第二天又说明天给，有时累计有十来份硬是一口咬定说只有四五份。有些油头粉面、西装革履的人，左摸右抠翻出两三角钱买报，说不足部分下次再补上。

有个外省在六枝做煤焦生意的老板，李海培给他送了一年多的报纸，起初是每月月底结账，后来说送足3个月再结，谁知3个月后溜之大吉。六枝火车站附近有个订户，让李海培给他送了半年报纸，谁知此人是个“药鬼”， 他去收报款时，邻居说这个人在街上抢金耳环被抓去戒毒所了，他半年的报款就这样“泡汤”了。

山再高，往上攀，总能登顶；路再长，走下去，定能到达。12年的卖报生涯，按照每天30公里最保守的行程计算，总里程达129600公里，相当于绕地球三圈多。

李海培（左一）和文又在一起

迷上写作

卖报之余，闲暇之时，为了充实自己，李海培除了读一些名著名篇外，就读自已卖的报纸。

每天雷打不动地留上一份各种报纸，晚上就研究报纸上刊发的副刊文章，再根据自己不寻常人生经历和生活，创作一些接地气的、读者喜闻乐见的小文章，经过修改润色后，用方格稿纸一笔一划地誊正，装上信封投递出去，然后望眼欲穿地关注着每天的报纸，盼星星盼月亮一般盼望出现奇迹、出现惊喜。

偶尔见到报上发表自己的文章，就像中了大奖般兴奋。此后，他忙里偷闲地写作，写草根阶层的喜怒哀乐，写自己美好的向往、写散落在尘埃里的真善美。有了发表作品的那份意外惊喜，卖报时的苦与累就浑然不觉，痛苦似乎被抛到了九宵云外。在卖报的10多年里，他一直把写作当作休闲与娱乐，当作调节身心的润滑剂，并持之以恒。

后来，随着电脑的普及，用信封投递稿件渐渐被淘汰，他不得不“与时俱进”，花几百块钱买了个二手电脑，慢慢摸索着用电脑写稿投稿。

不会打字，他就在电脑上安个手写板。自从用上电脑写稿后，他在写作上一发而不可收，《贵阳晚报》《贵州商报》《贵州都市报》隔三岔五发表他的文章，而且登有自己文章的报纸特别好卖，很多订户都说真是“斗篷底下看不出人来”，有时还一份报纸登载有他的两篇文章。

后来，他的作品还上了《经济日报》《检察日报》《中国教育报》《云南日报》《贵州日报》《光明日报》《人民日报》《散文百家》《青年时代》等报刊，并加入了贵州省散文学会、贵州省作家协会，至今已在省级以上报刊发表了300余篇散文作品，多次荣获征文大奖，还出版了自己的散文专辑《日子深处有阳光》。“我卖报时，有些人还说我是‘六枝一大怪，省级作家背起报纸满街卖’。”李海培自嘲。

成媒体人

一路青春一路歌，有付出就有回报，经过12年的奔波，李海培收获了爱情，还清了过去所欠下的债务，并在城区买了套二手房，几年后拆迁，他又将赔偿款在城区买了一套新房居住。

后来，风靡一时的市场报已经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李海培也不再上街卖报了，而是转行到当地一家媒体单位工作，成了一名职业媒体人。“我的青春消磨在难忘的12年卖报岁月里，但这是我人生中一段最宝贵的财富。”李海培无怨无悔。

“卖报虽然赚不了大钱，但能锻炼身体、磨炼意志。吃饭香，睡得沉。干这一行挺单纯，不用看别人的脸色行事，卖一份赚一份，吹糠见米。由于智能手机的普及，一部手机能把世界各地的新闻事件‘一网打尽’， 而且特别快捷。因此，卖报人也纷纷改行了。卖报，成了我一生中最美好的记忆，也是一段历史时期的烙印。”李海培说。

统筹：刘禹涵

责编：王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