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继贤

       背后有人喊，嗬，竟是老程。惊讶、握手、寒暄，自是不消说得。他笑貌依然，只是眉宇间又多了几分沧桑。当然，他看我肯定也是一样，只是彼此间没有说出罢了。

       他说要急着去儿子那里，于是婉谢了我去家里坐一坐的邀请。他儿子在离我厂五公里的一个单位承包着那里的澡堂。

       一别竟是十多年了。

       老程，四川安岳县人，家居农村，大号程什么良，忘记了。短小精悍，和我年岁相仿，都属“前朝遗老”。他生于民国三十五年，即公元1946年，长我两岁，经历却丰富。在家种地、当篾匠四十多年，其间还杀过牛羊买。民工潮兴起，去新疆当过建筑小工，后辗转来到我厂，当上了属我管理之一的职工澡堂搓澡工。一干就是八九年，再没有换过“工种”，直到“退休”回乡。他似乎很喜欢这工作，常说：“又不要啥子本钱，只要肯下力气，态度和泛，同大家合得来就行。”

       搓澡工是一个极为费力的行当，凡去澡堂洗过澡而又年岁稍长者，应该说都有感受。过去没有搓澡工，要么自己动手，但有些部位却照应不到，显得不彻底也不过瘾。另就是正巧遇了熟人或朋友，来个互相帮助。便是一对一的忙活一番下来，也还是有些手酸气喘的。

       可老程似的专业搓澡工就不同了。便是生意最清淡之时，一天起码也得搓上三五个人。生意兴旺，便二三十个甚至四五十个不等了，还须保质保量。每每见他汗流不止，大冬天都着单衣单裤劳作时，我便想：他从开初时的腰酸腿痛胳臂难抬到现在的来者不拒、多多益善自如境地，该经受了多么痛切的磨练哟。每当问及此事，他总是不在乎的回答：“自小就下惯力气的，倒也不觉得！”

      平心而论，开初他的技巧是不敢恭维的，虽拉开架势，尽量比照先他而入道的兄弟或子侄辈们的姿势做出付很“专业”的样子，但该轻该重的地方总不能很好掌握。要么让人觉得不到位，要么把人的“镰儿杆”（小腿胫骨）擦破皮。教人痛得火冒。他倒是接受意见诚恳，对前者，遵照顾客要求再来一次便是，对后者，则一再的赔笑说好话，让人生不起气来。渐渐地，他便也轻车熟路起来，有着固定找他服务的客人了。对老程的从“必然王国”走进“自由王国”，我也为他高兴。

       刚刚和老程接触时，他总是恭恭敬敬的称呼我的“官衔”。这也无不可，因为其时正在其位，所谓名实相副。退居二线后，他仍如此称呼，讲了他几次，仍是如此。还一本正经的说：他们村的老支书快九十岁了，不当官已经三十多年，大家都还是喊他支书。乖乖，这多么令人累得慌！后见我确实不像那种想保持“尊号”几十年不废的认真样子，方才改了口，跟着他子侄辈称呼，在我的姓氏后面加上“叔”字。

       有一点我始终没有对他让步，，那便是在当“官”期间，每次请他搓过澡，都要坚持付钱给他。记得开初两次，他真是惶恐万分，像我递给他的是一条大毒蛇，又是摇头又是摆手的，口里一连串的吐出“不要、不要、不要”。那情景，大有“休要折了小可的草料”的味道。我明白，那是因为他觉得我“管”着他们，享受无偿服务是理所应当的。此种情况似乎已逐渐被人们认可，视为正常。记得当时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他妈这不是以势压人么！人家年岁比我大，仰肢八叉、翻来覆去的让人家服务了一番，不付酬，说得过去么？他出生于乡村，我生长在城市，不过是命运的安排罢了。倘若躺着消受的是他，站着挥汗的是我，那又当如何呢？假使我们的父辈当年的足迹来了个城乡逆转，这便完全有可能发生。

       见我付费态度坚决，他也就收了。但每次那副惴惴不安的表情，仿佛有多么对不住我似的。

在“二线”晃荡了年余，领导让我带着原待遇，下到澡堂发挥“余热”，司“堂长”之职，成了老程等的直接“现管”。这下，他可无论如何不收我的搓澡费了，态度之坚决，大有宁肯被“炒鱿鱼”都不让步的架势，也就只好由随他了。只是采取了变通方式，或给他的小孙女买点糖果吃食之类的，或将年节腌制的腊味送给他们一块两块的，要么便是送些我们吃不完或者吃不惯，他们却显得需要的东西。这种时候，他照例谢谢之声不断。再有呢，便是给他们以原则性以内的方便，如此而已。

       老程他们在饮食上是极简单的，蔬菜方面多，肉食之类少。早餐常是塑料面盆盛上一盆油水不怎么样的面条或发泡粉条，几个人稀里呼噜便解决了。我估计他们那时每个人一月的伙食费是决不会超过120元的。每每逢着去吃酒宴之类的大餐，看着剩得多多的鸡鸭鱼肉之类，便不由想起老程他们的粗粝饭食。于是便在方便的情况下，待食友们酒足饭饱之余，向在座者或邻坐者略作说明，将那整形的、受看的、有的甚至仅是动过一两筷子的，用塑料袋分类盛装给他们带回来。对我的一再说明“是干净的，我们都没有病”的声明，老程他们似乎并不怎么在意，只是一个劲的致谢，好像这些东西是我专门为他们买来的一样。其实，这不过是“废物利用”罢了，我顶多便是花了点力气而已。老程还总是惦记着回谢人，回老家时，总不忘大老远的捎带点皮蛋之类的土特产来。告诉他我们这里也有，他则说：“是个意思，是个意思！（心意）”

      老程还是喜欢摆谈的。家庭情况、个人经历、儿子在广东务工的情景，孙女的乖巧可爱等等，都和我摆谈过。甚至还摆谈了沉重的家世。说她家有三弟兄，他排行老二，父母分别在“三年自热灾害”时期被饥馑岁月夺去了生命。还说当年乡里人因缺吃而浮肿普遍，为了不让浮肿从脚下蔓延上来，乡亲们发明了用绳子紧紧捆扎脚脖子的土办法。还笑谈了在“大跃进”年月，上头要求他们那里也施行啥子“深耕细作”、“合理密植”的科学方法，挖地时连老生土都翻上来了。本来一亩地只能种10来斤麦子，上头硬要规定种50斤，种不完只好乱朝地里抛洒。上面还给乡亲们宣传，说这样做收成高，麦子多得可以吃馒头撕皮子不要，光吃心心都行。这样的历史事情，我们是同龄人，都不陌生，会心一笑，拉近了相互的距离。

       老程还说过：现在种地实在不划算。买化肥、种子、人工等等花费不少，一年下来，找不到几个钱。因此，他们那里青壮年甚至像他那样身子骨尚好的上点年纪者，都纷纷外出打工找活钱去了，留下都是些老弱和细娃。开初几年，他这个务了几十年农的人，舍不得荒了家里分得的承包地，逢季节便赶回去帮着老伴一起劳作。汽车、火车、又汽车的一天一夜颠簸劳累，往返得十天半月，盘缠出脱百多元，搓澡收入也损失了一大块，那点收成，根本抵不上支出，实在是“老公公背儿媳妇过河——费力不讨好”，日子久了，也就淡了心思。但终究盘弄了几十年土地，那份农村情结还是割舍不下。于是，便无偿把地借给人家种，收成归人家，公粮 ——那时还兴交公粮——仍然由老程以现金作抵，不至让土地荒着，以备打不动工了自己好回家使用。据老程说，找人种地也很不容易，得凭关系，并不是白送给人家种和收，人家就乐意得很，有劳动力在家种地的人并不多。

       老程有时也感叹，说他的子侄辈们对农活那一套早就丢生了，节气时令方面已不熟悉。也是，看这些来自农家的小年轻，工余时不乏西装革履、牛仔波鞋示人的时候，行动新潮，谈吐中亦新词不断，各种电玩溜溜熟，俨然城里娃的作派了。他们当然还不至于闹出像电影《刘三姐》中歌曲所讽刺的酸秀才所唱的“耕田耙地我知道，牛走后来我走先”那样的笑话，但恐怕不能顺畅回答“问你几时撒谷种嘞，问你几时秧出齐”的可能性还是有的罢。······

       当然，老程也并不是事事都愿开口的，他们的搓澡收入状况便是绝口不提，任随人旁敲还是侧击。我亦十分尊重他的这一“隐私权”。试想，不少有头有脸有文化者尚且严守“财帛不露”的古训，而每每对此三缄其口、掩之深深，而况老程这一介低文化农夫乎！虽说他的那份收入全系卖苦力、流大汗而挣得，绝没有所谓“灰色”或者“黑色”之类的色彩。

      不过，从老程在作出各项费用之后，表情仍每有满足自如洋溢以及一干八九年不提挪窝换“工种”的情景推来，大约还是过得去的罢。

       老程们出来打工，常是家族式的连动携带出来的，也就是说互相都沾亲带故，周围附近的澡堂的搓澡工中都有着亲戚朋友。因此，便难免有着此消彼长、相互“换防”的情况。有一年，老程为给刚刚出来“学徒”的小儿子腾出个空位，便和我说了一下，要我“关照关照”小子，然后去别的澡堂干去了。一定时间来时，仍是要摆谈几句的。遇着这里人手紧张，便帮忙干上一阵子。我有时也趁便利用请他搓搓澡的时间，和他拉一拉家常。恼人的是差不多仍要被他强迫接受无偿服务，无奈之下，也就只好仍然沿用老例——采取变通方式了。

（作者系贵州省作协会员 贵州省散文学会常务理事）

（责任编辑：刘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