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光俊

（一）

旧时，在农村，能为乡人代笔书信，或红白喜事能为人书写对联，执笔收礼者，抑或有几本线装书摆在案头，人们也会崇敬的称为有“根基”的“书香人家”。

到春节前两天，有人会提一小包点心，拿了红纸，上门请：“某某先生，请为我写一副对联，贴在门枋上，吉庆吉庆。”

我曾祖父那辈就是这样的“书香人家”。

实际上，到我祖父手中，置了几十亩田产，又让我父亲去读了‘贵州师范’充其量只能算“耕读人家”。

我的家庭很重视教育，但是我自小生性顽劣，和家庭人丁“发”与“不发”有关。父亲是独子，舍不得让他吃苦，无论如何要让他读书。有了文化，哪怕家产败落，生活也不愁。

我出世一直到四岁，弟弟都还没有到周家来报到。我成了一家人的“宝贝”。什么都将就我，就把我脾气养坏了。

抓阄时，我虽抓了书，笔和本子。但我是个读不了书的主。不惜书，爱撕书。手被父亲用“活麻”掺过，那坏习惯一直改不了。发蒙读书后，放假时书已基本撕完。

祖母摇头叹息说：“这娃儿和文昌无缘，注定读不了书。给他置几套扎实的农具……”

性格顽皮的我，对祖母的话不以为然。

我父亲于一九五六年秋征时参加粮管工作，一九六一年，就把我从甘河小学转学到他身边。后来他从暗流粮站调回卫城区粮管所，我只好住校，一个学期后，转学到卫城一小，和父亲吃住都在粮管所。

真正让我改变“劣”性，不是父亲的吼骂和棍棒。是一个良好的坏境。在粮管所，除了炊事员胡大伯没有多少文化以外，所有人都有文化，而且都有修养。爱读书，爱学习，喜谈古论今。

粮管所有个老职工，名叫陈伯初，他记忆好，很健谈，喜欢摆古。吃晚饭时，各人端一个海碗，以饭票打饭，饭菜都混合在一起。当时粮食紧张，按定量吃粮，自然就形成了分餐制。大家围着长桌吃饭，顺便交流工作。陈伯初老人吃完了要走，有人就喊：“陈伯，摆段故事当下饭菜。”

陈伯初老人哈哈一笑说：“花市街张德超说怀书，要收茶水钱，我这是免费夺他生意，怕人家找我算帐呢！”

每到此时，我会竖着耳朵听他摆故事；

陈伯初老人声音圆润，那男中音带磁性，很感染人。他讲的是《三言二拍》里的故事，《灌园叟晚逢仙女》和《苏小妹三难新郎》大家都听得津津有味。

我感兴趣的，是苏东坡家丫环才高八斗，才疏学浅的秀才都败在她手下；张委这种恶人恶有恶报，大快人心，秋先行善成仙，当为他祝福。年纪虽小，爱憎却很分明。

再后来，陈伯初老人又摆起《说岳传》《隋唐演义》，当然这些故事我都没听全，断断续续不过瘾，只好去买连环画来看。一次，向同学借了一本《黄天荡》连环画，后面少了几页，不知后事如何，看得心欠欠的。父亲看我很遗憾的样子，掏了五角钱给我：“去买一本看吧。”我一下明白了，说怀书的人在精彩处要“榨板”让人欲罢不能。我把书撕得残缺不全，似乎不对头。我开始忏悔。

六三年下半年，县粮食局征调了一批青年学生助征。分配五、六个到卫城粮管所工作。这些青年人热爱工作，认真负责。下班后，每人都手不释卷。有些读教材，准备考高一级学校。有些看长篇小说，诸如《西游记》《三国演义》《青春之歌》，有一个戴深度眼镜的男生，看的是《楚辞》，他还大略给我讲了“屈原”爱国殉国的故事，我始知“端午”的来历。

父亲下班吃了晚饭，也喜欢听陈伯初老人讲故事。故事会散场，洗脸洗脚后，他有躺在床上看书的习惯。他从助征人员处借来《三国演义》，不倦的看阅。父亲的言行，对我教育很大。

我受那个学习环境的影响，逐渐爱看书，爱学习起来了。从一个不爱惜书的刁顽之徒到爱书如命的“乡贤”，而且甘愿当书“奴”。古语说：“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转变花了几十年。

后来读了一些古今中外的书籍，丰富了知识。对读书，学习重新作了定位：学以致用是常规，传播知识是责任，为社会作奉献是义务，传承优秀传统文化是良知。

（二）

我从读连环画到开始读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到长篇小说。由于把握不好度，以至学习成绩下滑，升学考试考得不好，“留级”降临头上。

我喜欢李家华老师上的语文，他博古通今，讲课带着讲成语典故，我赶紧把他讲的格言警句写在书的空白地方。当时我认为，这些典故，是中华文化的精华，要不然怎会流传至今？一次李老师还讲到《康熙字典》二十七个编纂官，其中有一个是我们贵州花溪人士，名叫周渔璜，字起渭，是贵州的骄傲。

莫圣泽老师上历史，地理，枯燥的内容让他讲得头头是道，神采飞扬，我们听得津津有味。我回家画了一张中国地图贴在墙上，加深印象，莫老师家访看见了，第二天在课堂上表扬我。

读外国作品，首先是从看连环画开始的，看了《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连环画后，有同学说：“长篇小说里有很多精典名言好买。好奇、好学心驱使，砧头觅缝寻这本书，功夫不负有心人，找来读了。

读完奥斯特洛夫斯基长篇小说《钢铁是怎样练成的》以后，很受鼓舞。果然如同学所言，书中精典语言很激励人：“人最宝贵的是生命，生命对于每一个人只有一次。一个人的生命应当怎样度过；当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不会因虚度年华而悔恨，也不会因碌碌无为而羞愧，这样，在临终之际他能够说：“我的整个生命和全部精力，都献给了世界上最壮丽的事业——为解放全人类而斗争。”

保尔的人生经历，就是战斗的篇章。哪怕是悲惨的结局，在我们心中，他的形象是云层透下的朝霞，光芒万丈，天边的彩虹，五彩斑斓，让人追捧，向往。他的理想，就是我们前行的灯塔。

保尔·柯察金就是力量的化身，他是我们年轻人的榜样。

当时，我无钱买书，是向一个同学借的，他怕我损坏，更怕我搞掉了，叮嘱了又叮嘱。我嫌他太啰嗦。他说：“我爸爸非常爱惜书，每当买来新书，都要先用牛皮纸包上才阅读。要把折过的地方抚平，合上书本，用一块有重量的木板压伸，平实了才放回书架。”听了这话，我对同学的爸爸很尊敬，佩服。

我深信保尔的话：“光明给我们经验，读书给我们知识。”这是明白不过的道理。有格言说：“书山有路勤为径，学海无涯苦作舟。”读书积累知识，看似简单，却是一件极辛苦的事。

有时父亲下班后，食堂饭没弄好，他见缝插针看几页《三国演义》，这本书看完后，他又借来一本《红岩》。再后来是《林海雪原》。耳濡目染，让我养成爱读书的习惯。做完作业，我可以堂而皇之的看课外读物。我每天放学回来，要看几页书，听见食堂铃声才去打饭。有一次，看书入了迷，取饭的人吃好都走了，炊事员胡大伯走过来拧了我耳朵一把：“看书重要，还是吃饭重要！”我听见吼声，才从书里探出头来。

吃饭都在回味保尔说的话：“人的生命似洪水奔流，不遇着岛屿和暗礁，难以激起美丽的浪花。”

多美的语言啊。我单纯的思想，正直的心，被鼓舞着，教育着，长大一定要成为一个不折不扣的革命战士。

“要永远觉得祖国的土地是稳固在你脚下，要与集体一起生活，要记住，是集体教育了你，哪一天你若和集体脱离，那便是末路的开始。”

合上书本，闭目回味每一句话，讲得多好啊。那时，街上的电线杆上，都安装有大喇叭，粮管办公楼前的大槐树上也安装有喇叭。一天播三次新闻，之后是播放歌曲。革命歌曲是常态，早晨播放《东方红》，中午是《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好，社会主义国家人民地位高……”

一副社会主义康庄大道的图景就在眼前。

农忙时，学校组织高年级学生去帮社员收割庄稼。我们举着红旗，戴着红领巾，排着队，唱着“学习雷锋好榜样”的歌，从卫城街上走过。街上的人会驻足观看。他们会说：“对，培养学生爱劳动的好习惯，长大才是有用的人才……”

那时，我们年纪不大，劳力小，抱着一颗童真的心去参加劳动锻炼，不嫌脏，不怕累，觉得很光荣。

（三）

父亲的上级是个南下干部，一九六四年调到清镇县民政局当干部，临走时送我一本字典《新词林》，还有几本小说。有《三里湾》《把一切献给党》《高玉宝》另外还有几本苏联小说《大家庭》《青春》。这几本书，除《三里湾》被人借走未还外，其余的我都看过。

《青春》一书，描写一群共青团员在苏联共产党领导下，参加革命斗争，建设国家而英勇奋斗的故事。书中主人公高尚的革命情操，让我好生敬佩。

高玉宝是一个解放军战士，在部队仅上过一个月的学，却好学上进，克服种种困难，写出200多万字的作品。有两篇小说编入小说课本。他艰苦奋斗，努力工作，勤奋学习和创作的精神很感人。周恩来总理称他为：“战士作家”。

当物质条件和理想发生碰撞的时候，行动是检验信念的温度计。

《把一切献给党》是吴运铎自传体小说，他是新四军兵工事业的创建者和新中国兵器工业开拓者。新中国第一代工人作家，被誉为中国的保尔·柯察金。他为我国的兵工事业献出毕生心血，在实验中总是命悬一线，三次重大受伤使他的身体残缺不全，然而他还是秉着自己的信念不断尝试和实验。

他的作品和事迹，鼓舞了一代年轻人。

（四）

我成家后，人口增加，经济拮据，生活比较困难。由于有了家庭这艘逆流而上的船，我赤臂挽着纤绳吃力往前拉。读书依然燃放激情，只是多了现实的考量。

看书成瘾的我，遇到好书，勒紧裤带也要买来。

每次赶场，新华书店是我必去的地方。首先浏览一遍摊板上摆放的免费阅读书籍，选了一本，看一上午，走时便买上几本带回家。那时书便宜，几分，几角一本，定价一元以上的书籍，已经是几十万字的大部头了。如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李白诗选》《杜甫诗选》《白居易诗选》《李贺诗选》《尚书易解》柳溪写的长篇小说《功与罪》上下两册。这些书定价都很便宜。

1978年我和生产队派出的30多人，外出做副业，在九公司砌围墙。每天交生产队3元钱填一个工天，可以有五角钱的补助。每个星期天休息半天，就约伴去清镇赶场，上街买东西，大多为生活用品，我则到新华书店看书买书，尽管书价不高，买1本也要花去一天的提存，家中有妻儿老小。实在舍不得放下的书，硬了心肠买走，几十人睡通铺，到晚上10；30分就关灯休息，为了不影响别人睡觉，我只能在被子里打着电筒看书。人虽疲倦，却愉悦了心灵。

1982年，我招聘到卫城区社企办工作。有了一份固定工资，买书比过去要大方一些了。遇到心仪的书，毫不迟疑的买回来。新华书店的柜台里，书架上，古典文学的书籍逐渐多了起来，先后买了自己喜欢的书带回宿舍。

1988年，调到卫城区公所工作，出差的时间多了，逛书店的机会也多。

有一次去安顺，看见书店里有《全唐诗》卖，上下册34.8元，花了半个多月的工资（当时工资56元）。心中的高兴劲，自不消说。

在后来的一段时间里《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二十五史》《全宋词》《全五代诗》《唐宋全词》《唐宋八大家全集》等大部头的书籍，摆上书架。

四大名著早就买了的。《中国文学史》《脂砚斋重评石头记》《徐霞客游记》以及现当代作家的作品《鲁迅全集》《矛盾文集》巴金，沈从文，钱钟书的作品都零星买到一些。医学书籍《本草纲目》是解放前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有一段时间兴起了“王阳明”热，买了一部《王阳明全集》“曾国藩”热时，买了一部《曾国藩》小说，以及《曾国藩全集》莫言获诺贝尔奖，我又跟风买了他的几本书；《蛙》《丰乳肥臀》《檀香刑》《红高粱系列》《与大师对话》。陈忠实《白鹿原》就有三个版本。看了《白鹿原》很震撼，这样的大手笔，获奖实至名归，可惜陈忠实先生早逝。《平凡的世界》全景式描写农村改革开放、波澜壮阔。可惜路遥先生过早辞别文坛，是文学界的损失。贾平凹、刘心武、梁晓声，他们的书都有多部，摆放于耕读书屋的书柜中。

打心眼敬佩的，还有一位老作家——浩然先生。它于上世纪六十年代创作的《艳阳天》、《金光大道》轰动文坛，拍成电影。后来他冷了下去。1995年他的《艳阳天》又再版，真的是喜人的消息。我的书屋中又多了一部再版的老著作。

有一段时间，又兴起外国小说热，世界各著热，世界获诺贝尔文学奖热。2006年，我在贵阳医学院住院期间，在天桥下的地书摊淘书，1000多册，其中外国小说近800册，不乏名著。诸如《悲惨世界》《复活》《呼啸山庄》《忏悔录》《静静的顿河》等等。自己看完的，不到一百本。而摆列在书架上，有点装点门面的意思。

卫城至今流传清代王仁阁的诗：“百亩田，万卷书，栽青松，种绿竹，琴三弄，酒一壶，半作农夫半作儒，非是仙家非是佛。”

退休在家，荡漾在书海中，为它们擦拭书柜，门扇和玻璃，轻拂积尘，捋平皱角。虽然翻阅的人不多了，但它们的价值依然存在。它们的灵魂还在，读书热就会有复活的一天。

我相信“书润绿叶常驻春”这句话。

2021年1月30日

（责任编辑：刘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