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来自短篇小说集《呐喊》。关于短篇小说集，我有话说。许多读者喜欢读单篇的短篇，却不喜欢读短篇小说集，这个习惯就不太好。其实，短篇小说是要放在短篇小说集里头去阅读的。一个小说家的短篇小说到底怎么样，有时候，单篇看不出来，有一本集子就一览无余了。举一个例子，有些短篇小说非常好，可是，放到集子里去，你很快就会发现这个作家有一个基本的套路，全是一个模式。你可以以一当十的。这就是大问题。好的短篇集一定是像《呐喊》这样的，千姿百态，但是，在单篇与单篇之间，又有它内在的、近乎死心眼一般的逻辑。

　　如果我们的手头正好有一本《呐喊》，我们沿着《狂人日记》《孔乙己》《药》《头发的故事》《风波》这个次序往下看，这就到了《故乡》了。读到这里，我们能感受到什么呢?我们首先会感觉到冷。不是动态的、北风呼啸的那种冷，是寂静的、天寒地冻的那种冷。这就太奇怪了。这个奇怪体现在在两个方面——

　　第一，你鲁迅不是呐喊么?常识告诉我们，呐喊必然是激情澎湃的，必然是汪洋恣肆的，甚至于，必然是脸红脖子粗的。你鲁迅的呐喊怎么就这样冷静的呢?这到底是不是呐喊?请注意，鲁迅的嗓音并不大，和正常的说话没有什么两样，然而，这才是鲁迅式的呐喊。在鲁迅看来，中国是这样的一个国家，人人都信奉“沉默是金”。一个人得了癌症了，谁都知道，但是，谁都不说，尤其不愿意第一个说。这就是鲁迅所痛恨的“和光同尘”。“和光同尘”导致了一种环境，或者说文化，那就是“死一般的寂静”。就在这“死一般的寂静”里，鲁迅用非常正常的音量说一句“你得了癌症了”，它是“于无声处听惊雷”。很冷静。这才是鲁迅式的呐喊，——鲁迅的特点不是嗓子大，是“一语道破”，也就是“一针见血”，和别人比音量，鲁迅是不干的。别一看到“呐喊”这两个字立马就想起脸红脖子粗，鲁迅这样的。作为一个一流的小说家，作为一个拥有特殊“腔调”的小说家，鲁迅永远也不可能脸红脖子粗。扯着嗓子叫喊的，那叫郭沫若，不叫鲁迅。我要强调的是，我们不能被鲁迅欺骗了，我们要在象征主义这个框架之内去理解鲁迅先生的“呐喊”，而不仅仅是字面。关于象征主义，我还有话要说，我们放到后面去说。

　　第二，面对一个呐喊者，我们应当感受到呐喊者炙热而又摇晃的体温，但是，读《呐喊》，我们不仅感受不到那种炙热而又摇晃的体温，相反，我们感到了冷。的确，冷是鲁迅先生的一个关键词。

　　是冷构成了鲁迅先生的辨别度。他很冷，很阴，还硬，像冰，充满了刚气。关于刚，有一个词大家都知道，叫“阳刚”。从理论上说，阳和刚是一对孪生兄弟；阴和柔则是一对血亲姊妹。它们属于对应的两个审美范畴。可是，出大事儿了，是中国的美学史上，伴随着小说家鲁迅的出场，在阳刚和阴柔之外，一个全新的小说审美模式出现了，那就是“阴刚”。作为一个小说家，鲁迅一出手就给我们提供了一种全新的审美模式，这是何等厉害。通常，一个小说家需要很长时间的实践才能培育起自己的语言风格，更不用说美学模式了，鲁迅一出手就做到了。艾略特有一篇著名的论文，《传统和个人的才能》。借用艾略特的说法，我自然不会忽视“传统”，也就是历史的原因，但我们更加不能忽视的是鲁迅“个人的才能”。说鲁迅是小说天才一点也不过分。但是，我永远也不会说鲁迅是小说天才，那样说不是高估了先生，是低估了先生。我这样说一点也不是感情用事，人家的文本就在我们手上。它经得起读者的千人阅、万人读，也经得起研究者们千人研、万人究。鲁迅最为硬气的地方就在这儿，他经得起。

　　既然说到了冷，我附带着要说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东西了，那就是一个作家的基础体温。正如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基础体温一样，每一个作家也都有他自己的基础体温。在中国现代文学里头，基础体温最高的作家也许是巴金。我不会把巴金的小说捧到天上去，但是，这个作家是滚烫的，有赤子的心，有赤子的情。一个作家一辈子都没有丧失他的赤子心、赤子情，一辈子也没有降温，在我们这样一个特殊的文化背景里头，这有多难，这有多么宝贵，我们扪心自问一下就可以了。我很爱巴金先生，他永远是暖和的。他的体温是他最为杰出的一部作品。

　　基础体温最低的是谁?当然是张爱玲。因为特殊的原因，因为大气候，现代文学史上的作家总体上是热的，偏偏就出了一个张爱玲，这也是异数。这个张爱玲太聪明了，太明白了，冰雪聪明，所以她就和冰雪一样冷。她的冷是骨子里的。人们喜欢张爱玲，人们也害怕张爱玲，谁不怕?我就怕。我要是遇见张爱玲，离她八丈远我就会向她鞠躬，这样我就不必和她握手了。我受不了她冰冷的手。

　　另一个最冷的作家偏偏就是鲁迅。这更是一个异数。——鲁迅为什么这么冷?几乎就是一个悬案。

　　我现在的问题是，鲁迅的基础体温到底是高的还是低的?这个问题很考验人，尤其考验我们的鲁迅阅读量。如果我们对鲁迅有一个整体性的、框架性的阅读，结论是显性的，鲁迅的基础体温着实非常高。但是，一旦遇上小说，他的小说温度突然又降下来了。这是一个触目惊心的矛盾。作为一个读者，我的问题是，什么是鲁迅的冷?我的回答是两个字，克制。说鲁迅克制，我也许会惹麻烦，但是，说小说家鲁迅克制，我估计一点麻烦也没有。鲁迅的冷和张爱玲的冷其实是有相似的地方的，他们毕竟有类似的际遇，但是，他们的冷区别更大。我时刻能够感受到鲁迅先生的那种克制。他太克制了，其实是很让人心疼的。他不停地给自己手上的那支“金不换”降温。要把这个问题说清楚，不要说一次演讲，一本书也许都不够。今天我们不说这个。我只想说，过于克制和过于寒冷的小说通常是不讨喜的，很不讨喜，但是，鲁迅骨子里的幽默帮助了小说家鲁迅。是幽默让鲁迅的小说充满了人间的气味。如果没有骨子里的那份幽默，鲁迅的文化价值不会打折扣，但是，他小说的魅力会大打折扣。鲁迅的幽默也是一个极好的话题，但我们不要跑题，我们今天也不说，继续回到温度，回到《故乡》——

　　读《呐喊》本来就很冷了，我们来到了《故乡》，第一句话就是：“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冷吧?很冷。不只是精神上冷，身体上都冷。

　　我的问题来了，作为虚构类的小说，——“我”可以不可以在酷暑难当的时候回“故乡”?可以。可以不可以在春暖花开的时候回“故乡”?可以。可以不可以在秋高气爽的时候回“故乡”?当然也可以。可是我要说，即使是虚构，鲁迅也不会做过多的选择，他必须、也只能“冒了严寒”回去。为什么?因为回去的那个地点太关键了，它是“故乡”。它是《呐喊》这个小说集子里的“故乡”。

　　二、什么是故乡?

　　我刚才留下了一个问题，是关于象征主义的。我说过，理解鲁迅的小说，一定不能离开象征主义这个大的框架。象征主义是西方现代主义的一个专有名词。大家都知道，西方现代主义可不是改革开放之后才进入中国的，它在五四时期就和中国的现代文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了，五四文学其实是我们的第一代“先锋文学”。因为救亡压倒了启蒙，现代主义文学的实践后来中断了而已。谈论鲁迅的小说，象征主义是一个无法逾越的话题。

　　按照我们现行的现代文学史，通常都把鲁迅界定为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从思想与文化意义上说，这个说得通，但是，仅仅局限在小说修辞的内部，这个判断其实是不准确的。的确，鲁迅拥有无与伦比的写实能力，但是，写实能力是一码事，是不是现实主义作家则是另外的一码事。我们在谈论鲁迅的象征主义创作时，一般习惯于讨论《野草》和《狂人日记》。但是，我们先来看茅盾先生的《子夜》吧，《子夜》的故事发生在哪里?上海。《子夜》写的是什么?上海。你要想了解20年代、30年代的上海，你就去读《子夜》，那是地道的上海“诗史”，甚至干脆就是历史。在当年的上海，吴荪甫和赵伯韬一抓一大把。你要说《子夜》写的是30年代的沈阳或陕北，我会抽死你。这是标准的现实主义作品。现实主义和象征主义最大的区别就在一个基本点上，看它有没有隐喻性，或者说，延展性。通俗地说，现实主义是由此及此的，象征主义则是由此及彼的——言在象，而意在征。

　　鲁迅深得象征主义的精髓，从《呐喊》开篇《狂人日记》开始，鲁迅小说的基本模式就不是现实主义，而是象征主义的。鲁迅先生对象征主义手法的运用，在《药》这个小说里头几乎抵达了顶点。正因为如此，在《呐喊》里头，《药》反而有缺憾，它太在意象征主义的隐喻性了，它太在意“象”背后的那个“征”了。所以，《药》是勉强的。包括小说的名字。可以说，《药》的不尽人意不是现实主义的遗憾，相反，是象征主义的生硬与局限。

　　和《药》比较起来，《故乡》要自然得多。——如果我们对鲁迅没有一个整体性的阅读，把《故乡》这样的作品当作“乡土小说”或“风俗小说”去阅读，一点问题都没有。但是，《故乡》绝对不是“乡土小说”或“风俗小说”，鲁迅是不甘心做那样的作家的。从作家的天性上说，鲁迅很贪大；从作家的实际处境来说，鲁迅有“任务”，也就是“听将令”。

　　有两句话我不得不说，第一，先生是一个很早熟的作家；第二，鲁迅是一个大器晚成的小说家。这就带来了一个问题，先生其实是一个把自己书写过两遍的作家。他“重写”了他自己。这在世界文学史上也许都没有先例。事实上，在写小说之前，先生的思想与艺术能力就已经很成熟了，但是，有两个“使命”他没有完成，第一，他不够普罗，第二，尚没有“白话”。这两件事其实是一件事。因为陈独秀等一干同仁，先生用当时根本就“不算文学”的“小说”把自己“改写”了一遍，同时，也用白话把自己“翻译”了一遍。可以这样说，为了启蒙，先生放下了身段，来了一次“二次革命”，这才有了我们所知道的鲁迅。请听清楚了，——在鲁迅的时代，尤其是，以鲁迅的身份，做“小说家”可不是一件光荣的事情，连体面都不一定说得上。小说是写给谁读的?是给鲁迅妈妈那样的、“识字”的人读的。这一点我们一定要明白，不明白这个，我们根本就无法了解鲁迅，更无法了解鲁迅的小说。

　　正因为如此，可以这样说，在鲁迅的小说里头，其实只有一样东西，那就是启蒙。启谁的蒙?当然是启“国人”的蒙。换句话说，离开了“国人”，也就是“中国”这个大概念，鲁迅绝不会动手去写“小说”这么一个劳什子。——他实在是怀抱着“使命”才去做的。好，鲁迅的小说终于要写到“故乡”了，我的问题是，这个“故乡”是沈从文的故乡么?是汪曾琪的故乡么?当然不是。真正描写故乡必然离不开两样东西，一是乡愁，二是闲情逸致。鲁迅的《故乡》恰恰是一篇没有乡愁、没有闲情逸致的《故乡》，鲁迅不喜欢那些小调调，鲁迅可没有那样的闲心。鲁迅的情怀是巨大的。

　　可是，我们不得不说，作为小说家的鲁迅又有一个小小的偏好，或者说特点，那就是小切口。这是鲁迅小说的美学原则。鲁迅的小说可以当作“史诗”去读，但鲁迅个人偏偏不喜欢“史诗”。即使和茅、和巴、和老、和曹比较起来，鲁迅小说的切口也要小很多。说到这里一切都简单了，小切口的小说必然在意一个东西，那就是它的延展性，也就是它的隐喻性，换句话说，鲁迅的小说必然会偏向于象征主义。所以，所谓的“故乡”，它不可能是“邮票大小的地方”，鲁迅会对“邮票大小的地方”有兴趣么?不可能的。他着眼的是康有为所说的那个“山河人民”。在鲁迅的笔下，《故乡》是一篇面向中华民族发言的小说，它必须是“中国”，只能是“中国”。这就不难理解《故乡》为什么会成为“呐喊”的一个部分。《故乡》是象征主义的，正如《呐喊》是象征主义的一样。

　　既然说到了象征主义，我不得不说，和鲁迅最像的那个作家是卡夫卡，绝对不是部分学者所认定的波德莱尔。是，鲁迅和波德莱尔的处境与感受生活的方式的确有许多相似的地方，可他们的气质相去甚远。鲁迅是什么人哪?革命者，领袖。他怎么可能让自己去做一个浪荡公子?开什么玩笑呢。鲁迅和卡夫卡像。但鲁迅和卡夫卡又很不同，最大的不同就在这里：卡夫卡在意的是人类性，而鲁迅在意的则是民族性。——这里头没有高下之分。面对文学，我们不能玩平面几何，以为人类性就大于民族性，这是说不通的。请注意，考量一个小说家，要从它的有效性和完成度来考量，不能看命题的大小。因为工业革命和现代主义的兴起，也因为懦弱的天性，卡夫卡在意人类性是理所当然的;同样，因为启蒙的压力，更因为性格的彪悍，鲁迅非常在意民族性，那也是理所当然的。

　　说到这里我们不得不面对一个问题，是一句话。——“愈是民族的就愈是世界的”，这句话的流传性非常广泛，因为它是鲁迅说的，口吻也非常像，几乎成了真理了。但是我要说，鲁迅从来没有说过这样的混帐话，鲁迅不可能说这样的混帐话。在逻辑上，这句话不属于鲁迅思想的体系。鲁迅是极其看重价值的人，他不可能回避价值问题去说这样草率的昏话。1934年的4月19号，鲁迅给青年木刻家陈烟桥写过一封信，鲁迅鼓励青年人说：“有地方色彩的，倒容易成为世界的。”这句话是对的，它面对的只是艺术上的一些手段和特色，但是，一点也不涉及民族性的价值。这和笼而统之地说“愈是民族的就愈是世界的”完全不是一码子事。鲁迅不可能回避价值。三寸金莲是民族的，能成为世界的?大烟枪是民族的，能成为世界的?

　　一句话，鲁迅所批判的那个“国民性”正是民族的，它能成为世界的?我们在哄自己玩呢，我们在骗自己玩呢。我们不能哄自己，更不能骗自己，这正是鲁迅要告诉我们的。

　　我想说，鲁迅所鞭挞的正是民族性里最为糟糕的那个部分，仅仅从逻辑分析上说，那句话和鲁迅的精神也是自相矛盾的。退一步，即使鲁迅说过，我们也要充分考量当时的语境，决不能拿着鸡毛当令箭。糟糕的民族性不要说不是世界的，连民族的都不可以——鲁迅的意义就在这里。如果我们对民族性没有一个理性的认识，对民族性不进行价值分析和价值取舍，拿世界性当民族性的挡箭牌，拿世界性当民族性的合法性，先生艰苦卓绝的一生真的算是白忙活了。

　　2013年，我在北京的一次会议上质疑了“愈是民族的就愈是世界的”，结果，许多不明就里的年轻人说我侮辱鲁迅，在网络上扑过来就是一顿臭骂。利用今天这个机会，我郑重地说明一下，年轻人，你们的狙击步枪实在厉害，可你们瞄错方向了。质疑“愈是民族的就愈是世界的”，和侮辱鲁迅没有任何关系。我们先把狙击步枪放下来，拿上鲁迅的书，我们都好好读，鲁迅的世界比三点一线要开阔得多，也迷人得多。

　　？三、两个比喻

　　《故乡》的故事极其简单，“我”回老家搬家，或者说，回老家变卖家产。就这么一点破事，几乎就构不成故事。《故乡》这篇小说到底好在哪里呢?我的回答是，小说的人物写得好。一个是闰土，一个是杨二嫂。我们先说杨二嫂。

　　和小说的整体一样，杨二嫂这个人物其实是由两个半圆构成的，也就是两个层面，一半在叙事层面，一半在辅助层面，也就是钩沉。通过两个半圆来完成一个短篇，是短篇小说最为常用的一种手法。我相信在座的每个朋友都经常使用。通常说来，双层面的小说都要比单层面的小说厚实一些，两个层面之间可以相互照应。

　　但是，有一点我需要特别地指出来，一般说来，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都有一件大事情要做，那就是小说人物的性格发育。短篇小说由于篇幅的缘故，它是不允许的。正因为如此，我常常说，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是三个完全不同的体制，而不是小说的长短问题。说起短篇小说，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它不好写。其实，所谓的“不好写”恰恰来自小说的人物。一方面，短篇小说需要鲜活的人物性格；另一方面，短篇小说又给不了性格发育的篇幅，这就很矛盾了。我极端的看法是，短篇小说一旦超过了一万字几乎就没法看了，说明我们的能力达不到。第一，我们的眼睛看不到短篇小说“在哪里”；第二，即使看到了，我们手上的能力没跟上。短篇小说真真正正的是手上的才华，我们必须要有手。

　　鲁迅厉害。在辅助层面，也就是人物的“前史”，他给了杨二嫂起了一个绰号：“豆腐西施”。在汉语里头，“西施”本来是一个非常好的名字，但是，“豆腐西施”，不妙了，味道变得非常糟糕，有了反讽的意味。必须承认，在我们汉语里头，“豆腐”从来都不是一个美妙的词汇，它和“西施”捆在一起，很怪异，很不正经，它附带着还刻画了杨二嫂，——杨二嫂在很年轻的时候就“不是他娘的正调”。这为叙事层面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好，到了叙事层面，杨二嫂已经是一个五十开外的女人，我们看到的又是什么呢?是这个小市民的恶俗，是她的刁、蛮、造谣、自私、贪婪，她的贪婪主要体现在算计上。就因为她算计，另一个绰号自然而然地就来了：是一个精准的计算工具，“圆规”。请大家注意一下哈，“豆腐西施”和“圆规”这两个绰号不只是有趣，还有它内在的逻辑性，其实是发展的，不要小看了这个发展，它其实替代了短篇小说所欠缺的性格发育。

　　这个线性非常珍贵。这个线性是什么呢?是鲁迅所鞭挞的国民性之一：流氓性。可不要小瞧了这个流氓性，在鲁迅那里，流氓性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鲁迅一生都在批判劣根性，这是他对国民性的一种总结。这个劣根可以分为两个部分，强的部分和弱的部分。强的部分就是鲁迅所憎恨的流氓性，弱的部分则是鲁迅所憎恨的奴隶性。最令鲁迅痛心的是，这两个部分不只是体现在两种不同的人的身上，在更多的时候，它体现在同一个人的身上。这个总结是鲁迅思想重要的组成部分，也是鲁迅为我们这个民族所做出的伟大的贡献。

　　必须叹服鲁迅先生的深刻。的确是这样，流氓性通常伴随着奴性，奴性通常伴随着流氓性。

　　下面我该重点谈一谈“圆规”这个词了。圆规这个词属于科学。当民主与科学成为两面大旗的时候，科学术语出现在五四时期的小说里头，这个是不足为怪的。但是，我依然要说，在鲁迅把“圆规”这个词用在了杨二嫂身上的刹那，杨二嫂这个小说人物闪闪发光了。

　　首先我们来看，杨二嫂是谁?一个裹脚的女人。裹脚女人与圆规之间是多么地形似，是吧，我们可以去想像。

　　接下来我们再看，杨二嫂是谁?是一个工于心计的女流氓，她的特点就是算计，这一来杨二嫂和圆规之间就有了“某种”神似。这就太棒了。

　　可是，如果我们再看一遍，杨二嫂到底是谁?她的算计原来不是科学意义上的、对物理世界的“运算”，而是人文意义上的、对他人的“暗算”。这一来，“圆规”这个词和科学、和文明就完全不沾边了，成了另一种意义上的愚昧与邪恶。杨二嫂和“圆规”之间哪里有什么神似?一点都没有。这就是反讽的力量。一种强大的爆发力。可以这样说，“圆规”这个词就是捆在杨二嫂身上的定时炸弹，读者一看到它它就会爆。我几乎可以肯定，当年胡适、赵元任第一次看到“圆规”这两个字的时候，胡适、赵元任一定会喷出来。他们一定能体会到那种从天而降的幽默，还有那种从天而降的反讽。别忘了，《故乡》写于1921年的1月，小一百年了。那时候，“圆规”可不是现代汉语里的常用词，在“之乎者也”的旁边，它是高大上。就是这么高大上的一个词，最终却落在了那样的一个女人身上。我的意思是，如果我们能够用“历史的眼光”去阅读经典，我们所获得的审美乐趣要宽阔得多。

　　但是，无论如何，我想指出的是，“圆规”毕竟属于当时的高科技词汇，在整个小说里头还是突兀的，它跳脱，它和小说的语言氛围并不兼容。比较下来，把杨二嫂比喻成“两根筷子”倒更贴切一些。我来把这一段文字读给你们听听吧——

　　我吃了一惊，赶忙抬起头，却见一个凸颧骨，薄嘴唇，五十岁上下的女人站在我面前，两手搭在髀间，没有系裙，张着两脚，正像一个画图仪器里细脚伶仃的圆规。

　　你看看，鲁迅先生的小说素养就是这样好，他的小说能力就是这样强。在这一段文字里，作者先写自己，把自己的动态交代得清清楚楚，这个相当关键。这一来，作者的书写角度就确定了，这就保证了对杨二嫂的描写就不再是客观描写，而成了“我”的主观感受。换句话说，“圆规”这个词并不属于杨二嫂，只属于“我”。你去喊杨二嫂“圆规”，她不会答应你的，她不知道“圆规”是什么，她不能知道。就是这么一个角度的转换，“圆规”，这个不兼容的语词即刻就兼容了，一点痕迹都没有。是真的，鲁迅和曹雪芹，可以让我们学习一辈子。

　　四、分明的叫到

　　就小说的人物刻画而言，《故乡》写闰土和写杨二嫂的笔法其实是一样的，也是两个半圆，一个属于叙事层面，一个属于辅助层面。但是，这里头的区别非常大，非常非常大。

　　写女流氓杨二嫂，无论在叙事层面还是辅助层面，鲁迅是一以贯之的，也就是所谓的鲁迅式的“冷眼”。很冷。同样在辅助层面，鲁迅写闰土却是抒情的和诗意的。这一点在鲁迅的小说里极其罕见。但是，这一点尤其重要。请原谅我的不礼貌，在这里我必须要问大家一个问题——鲁迅为什么那么不克制?他写闰土为什么要那么抒情?他写闰土为什么要那么诗意?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必须回到刚才。在讲杨二嫂的时候，我说过一句话，鲁迅眼里的劣根性可以分成两个部分，强的部分是流氓性，弱的部分则是奴隶性，简称奴性。可以这样说，作为象征主义小说，在小说的大局方面，鲁迅是极为精心的，有他的设计。千万不要以为鲁迅写小说是随手的，他的小说写得好只因为他是一个“天才”，属于“妙手偶得”，不是这样。在过去的几十年里头，中国文坛有一个不好的东西，一说起作家的“思考”就觉得可笑，这就很悲哀。作家怎么可以不思考呢?思考是人类最为重要的精神活动之一，是精神上的本能，它的作用不能说比感受力、想象力重要，至少也不在感受力、想象力之下。没有思考能力，可以慢慢地培养，慢慢地训练，但是，我们不能主动放弃。作家主动放弃思考能力是危险的，最终，你只能从众、随大流、人云亦云，成为一个鲁迅所痛恨的、面目可憎的“帮闲”。

　　回到《故乡》。在《故乡》里头，呈现流氓性的当然是圆规；而呈现奴性的呢?自然是闰土。问题来了，写杨二嫂，鲁迅是顺着写的，一切都符合逻辑。写闰土呢?鲁迅却是反着写的。我们先来看鲁迅是如何反着写的——

　　在辅助层面，鲁迅着力描绘了一个东西，那就是少年的“我”和少年的“闰土”之间的关系。我把这种关系叫做自然性，人与人的自然性。它太美好了。在这里，鲁迅的笔调是抒情的，诗意的，这些文字就像泰坦尼克号，在海洋里任意驰骋。我必须补充一句，在“我”和“闰土”自然性的关系里头，“我”是弱势的，而“闰土”则要强势得多，这一点大家千万不能忽略。

　　但是，刚刚来到叙事层面，鲁迅刚刚完成了对闰土的外貌描写，戏剧性即刻就出现了，几乎没有过渡，鲁迅先生写道——

　　他(闰土)站住了，脸上现出欢喜和凄凉的神情；动着嘴唇，却没有作声。他的态度终于恭敬起来了，分明的叫到：

　　“老爷!……”

　　人与人的自然性戛然而止。一声“老爷”，是阶级性。它就是海洋里的冰山，它挡在泰坦尼克的面前。泰坦尼克号，也就是鲁迅的抒情与诗意，一头就冲着冰山撞上去了，什么都没能挡住。注意，我刚刚提醒过大家，是弱势的“我”成了“老爷”，而强势的“闰土”到底做上了奴才。鲁迅在这些细微的地方做得格外好，大作家的大思想都是从细微处体现出来的，而不是相反。

　　鲁迅先生为什么一反常态，要抒情?要诗意?他的用意一目了然了。在这里，所有的抒情和所有的诗意都在为小说的内部积蓄能量，在提速，就是为了撞击“老爷”那座冰山。这个撞击太悲伤了，太寒冷了，是文明的大灾难和大事故。在这里，我有六点需要补充——

　　第一，奴性不是天然的，它是奴役的一个结果。从闰土的身上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这一点。但是，我刚才说了，杨二嫂是顺着写的，一切都非常符合逻辑，闰土呢?在他的天然性和奴性之间却没有过渡，存在着一个巨大的黑洞。这个黑洞里全部的内容，就是闰土如何被奴役、被异化的。——鲁迅为什么反而没有写?这一点非常值得我们思考?它其实是不需要写的。为什么?因为每个人都知道黑洞里的内容。小说家鲁迅的价值并不在于他说出了人人都不知道的东西，而是说出了大家都知道、但谁也不肯说的东西!但是，这句话怎么说呢?这就是小说的修辞问题了，就存在一个写法的问题了。在《故乡》里头，鲁迅选择的是抒情与诗意。这也是必然的，小说一旦失去了对闰土自然性的描绘，鲁迅就无法体现“奴性是奴役的结果”这个基本的思想。

　　伏尔泰在总结启蒙运动的时候说过一句极为重要的一句话，什么是启蒙?就是“勇敢地使用你的理性”。我说实话，读大学的时候我其实不懂这句话，使用理性为什么要“勇敢地”?大学毕业之后，我从鲁迅那里多少知道了一些。我只想说，使用理性从来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今天，我想这样告诉我自己：理性能力强不强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我有没有“勇敢地”去使用我的理性。

　　第二，在闰土叫“我”老爷的过程中，什么都没有发生。也就是说，在闰土身上所发生的一切，都是非胁迫性的，它发自闰土的内心。也可以说，是闰土内心的自我需求。在小说的进程里，这座冰山本来并不存在，但是，刹那间，闰土就把那座冰山从他的内心搬进了现实，闰土的搬运的速度之快甚至是迅雷不及掩耳的，“我”都来不及左转舵和右转舵。为什么?那是闰土的本能，那是一个奴才的本能。

　　鲁迅狠呐，鲁迅狠。这个小说家的力量无与伦比。在讨论莫泊桑《项链》的时候，我说过一句话：“我喜欢‘心慈手狠’的作家，鲁迅就是这样。”因为嗅觉好，更因为耐力好、韧性足，鲁迅追踪的能力特别强，他会贴着你，盯住你，跑到你跑不动为止。然后，不是用标枪，而是掏出他的“匕首”。——这才是鲁迅。老实说，许多人受不了鲁迅，乃至痛恨鲁迅，不是没有道理的。从师承上说，鲁迅也有他的老师，那就是陀斯妥耶夫斯基。他们都有一个特点，都喜欢“拷”。在“拷”的过程中，不给你留有任何余地。——鲁迅到底安排“我母亲”出现了。“我母亲”告诉闰土，“不要这样客气”、“还是照旧(自然关系)”，闰土是怎么做的?闰土在第一时间做了自我检讨。闰土说，“那时是孩子，不懂事。”这才是闰土内心的真实。不能说“闰土们”的内心没有理性，有的。这个理性就是奴性需求。在这个地方有两点很有意思：

　　1、我们来看看奴性需求的表述方式：自我检讨；

　　2，我们来看看自我检讨的内容或者说智慧：“过去不懂事”。

　　现在，我们都看到了，无论鲁迅对闰土抱有怎样的同情，他都不会给闰土留下哪怕一丁点的余地的。这个作家就是这样，喜欢揭老底，不管你疼还是不疼。读者喜不喜欢这样的风格?这个我不好说，我只能告诉大家，鲁迅是把这种小说风格发挥到极端的一个小说家。

　　接下来的问题是，什么是“懂事”?答案很清晰，“懂事”就是喊“老爷”，就是选择做奴才，——做“做稳了”的奴才，或者说，做“做不稳”的奴才。在鲁迅的眼里，奴役的文化最为黑暗的地方就在这里：它不只是让你做奴才，而是让你心甘情愿地、自觉地选择做奴才，就像鲁迅描写闰土的表情时所说的那样。鲁迅是怎么描写闰土的表情的?——对，又“欢喜”又“凄凉”。这两个词用得太绝了，是两颗子弹，个个都是十环。可以说是神来之笔。这两个词就是奴才的两只瞳孔：欢喜，凄凉。

　　伟大的作家有他的硬性标志，他的伟大伴随着读者的年纪，你在每一个年龄阶段都能从他那里获得新的发现，鲁迅就是这样的作家。

　　第三，五四那一代知识分子，或者说作家，有两个基本的命题，反帝、反封建。这个所有人都知道，也没有任何疑问。不过我想指出，在大部分作家的眼里，反帝是第一位的，是政治诉求的出发点，这个也可以理解，民族存亡毕竟是大事。鲁迅则稍有区别，他反帝，但反封建才是第一位的。反封建一直是鲁迅政治诉求和精神诉求的出发点。为什么?因为封建制度在“吃人”——它不让人做人，它逼着人心甘情愿地去做奴才。

　　第四，在变革中国的大潮中，五四一代的知识分子，或者说作家，在阶级批判的时候，大家都有一个基本的道德选择，那就是站到被侮辱与被损害的那一头，他们在批判“统治者”。这是对的。毫无疑问，鲁迅也批判统治阶级的，但是，有一件事情鲁迅一刻也没有放弃，甚至于做得更多，那就是批判“被统治者”、反思“被侮辱”的与“被损害”的。鲁迅的批判极其另类。他的所谓的“国民性”，所针对的主体恰恰是“被统治者”。在现代文学史上，这是鲁迅和其它作家区别最大的地方。从这一个意义上说，仅仅把鲁迅界定为伟大的“战士”是极不准确的，在我的眼里，他首先是一位伟大的启蒙者。当绝大部分的知识分子、绝大部分作家都在界定“敌人是谁”的时候，鲁迅先生十分冷静地问了一句，“我是谁?”在鲁迅看来，“我是谁”的意义远远超出了“敌人是谁”。其实，一部《呐喊》，它的潜台词就是这样的一个问题：我是谁?

　　第五，我不得不说情感。在阶级批判和社会批判的过程中，伴随着道德选择，无论是知识分子还是作家，尤其是作家，必然伴随着一个情感倾向和情感选择的问题。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现代文学就是抒情的文学，中国现代文学就是向大众“示爱的文学”。鲁迅爱，但鲁迅是唯一一个“不肯示爱”的那个作家。先生是知道的，他不能去示爱。一旦示爱，他将失去他“另类批判”的勇气与效果。所以，鲁迅极为克制，鲁迅非常冷。这就是我所理解的“鲁迅的克制”与“鲁迅的冷”。

　　第六，接下来的问题必然是价值认同的问题。和知识分子比较起来，在道德选择和情感选择的过程中，作家非常容易出现一个误判——价值与真理都在被压迫者的那一边。在这个问题上，鲁迅体现出了极大的勇气。他没有从众。他的小说在告诉我们，不是这样的。价值与真理“不一定”在民众的那一边，虽然它同样“也不一定”在统治者那一边。鲁迅在告诉我们，就一对对抗的阶级而言，价值与真理绝不是非此即彼的关系。

　　我写小说三十年了，取得了一点微不足道的成就，我想告诉大家的是，鲁迅对我最大的帮助就在这些地方，当然，是一点皮毛而已。

　　我一点也不指望现代文学的专家同意我的看法，更不担心朋友们的质疑，——我想说，一部中国的现代文学史，其实是由两个部分组成的，一个部分是鲁迅，一个部分是鲁迅之外的作家。在我的眼里，鲁迅和他同时代的作家，同质的部分是有的，但是，异质的部分更多。

　　——我还想说，即使在今天，当然包括我自己，我们的文学在思想上都远远没有抵达鲁迅的高度。

　　五、碗碟、香炉和烛台

　　我只能说，鲁迅先生太会写小说了，家都搬了，一家人都上路了，小说其实也就结束了。就在“没有小说”的地方，鲁迅来了一个回头望月。通过回望，他补强了小说的两位主人公，也就是“故乡”的两类人：强势的、聪明的、做稳了奴隶的流氓；迂讷的、蠢笨的、没有做稳奴隶的奴才。

　　通过“我”母亲的追溯，我们知道了，一直惦记着“我”家家当的“圆规”终于干了两件事，一，明抢，抢东西，二，告密，告谁的密?告闰土的密。——她在灰堆里头发现了一些碗碟，硬说是闰土干的。那十几个碗碟究竟是被谁埋起来的?是“圆规”干的还是闰土干的?那就不好说了。我只想说，一个短篇，如此圆满，还能留下这样一个悬念，实在是回味无穷的。

　　这一笔还有一个好处，它使人物关系变得更加紧凑，结实了。我们来看哈，在《故乡》里头，人物关系都是有关联的，甚至是相对应的，“我”和母亲，闰土和母亲，少年“我”和少年闰土，成年“我”和成年闰土，母亲和杨二嫂，“我”和杨二嫂，再加上一个宏儿和水生。可是，有两个人物始终没有照应起来，那就是杨二嫂和闰土。他们的关系是重要的，他们就是人民与人民的关系。很不幸，他们的关系是通过杨二嫂的告密而建立起来的，可见人民与人民并不是当然的朋友。他们的关系要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复杂、还要深邃。我个人以为，这样的关系是一个象征，它象征着人民与人民在共同利益面前的基本态度。

　　同样是一个象征的还有闰土所索要的器物，那就是香炉和烛台。香炉和烛台是一个中介，是偶像与崇拜者之间的中介。它们充分表明了闰土“没有做稳奴隶”的身份，为了早一点“做稳”，他还要麻木下去，他还要跪拜下去。无论作者因为“听将令”给我们这些读者留下了怎样一个光明的、充满希望的尾巴，那个渐渐远离的“故乡”大抵上只能如此。

　　谢谢各位的耐心，谢谢各位的宽容，请朋友们批评指正!

　　2015年12月9日于鲁迅文学院高研班

　　(来源：毕飞宇《小说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