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李雪梅

　　近年来，随着精准扶贫方略在全国范围内推行，乡村面貌发生了巨大而深刻的变化，脱贫攻坚取得决定性成就。新时代召唤作家聚焦于这一伟大的历史进程，一系列反映精准扶贫的作品脱颖而出，丰富了乡土文学的内涵和表达。

　　当下变革结合历史传统

　　书写大时代，需要具备足够的思想穿透力，如何穿透繁杂的现实，在零碎的细节中把握时代的总体性特征、理解时代的精神内涵，对作家而言有相当的难度。善于将精准扶贫给当下农村、农民和农业生产带来的变化置于丰厚的历史土壤中进行表达，是新时代扶贫文学的一个特征。贺享雍的十卷本《乡村志》本着“为时代立传，为乡村写志，替农民发言”的宗旨，以贺家湾为中心，探讨半个多世纪以来农民与土地的关系，最后一卷《天大地大》尤其将重点放在精准扶贫上。当精准扶贫被置于阔大的历史背景下，贺家湾也成为当代中国乡村变迁的一个缩影。赵德发的《经山海》每一章开头都有一个小引“历史上的今天”，将当下置于更加悠远的历史时空，把乡村扶贫工作中的每一点变化都纳入正在进行的历史进程，在宽阔的历史视野中映照出新时代的生机与力量。李明春的《山盟》则从20世纪的革命传统中追寻时代脉搏，村头岩壁上的石刻“共产党是给穷人找饭吃的政党！”是当年红军刻下的誓言，它提醒人们，当下的扶贫工作和革命传统一脉相承。小说中早年参加红军的爷爷、长期投身民政工作的父亲和现在作为驻村干部的孙子一家三代从事农村建设的家族史，正是这一革命传统的真实写照。这些创作将精准扶贫工作置于较为宏大的历史背景中，有利于在更深广的意义上理解新时代乡村的特征，建构乡村审美经验。

　　外部帮扶激发内生动力

　　驻村干部大都是从城市到农村开展扶贫工作的，“外来者”视角就成为当下扶贫文学的主导性叙事模式。但是，外来者如何才能真正进入乡村内部，关涉到文学呈现出怎样的乡村经验，如果仅仅停留在无关痛痒的外来者视角或者机械的政策解读层面，就会影响写作的有效性。不少扶贫文学坚定人民性立场，采取平视视角，致力于表现扶贫干部的成长、帮扶对象物质生活和精神面貌的改善，成为新时代扶贫文学的一个特征。譬如《经山海》《天大地大》《酒是个鬼》等小说在外来者视角中加入成长小说的元素，将基层驻村干部的成长与乡村面貌和村民命运的改变结合在一起，反映出扶贫工作既是帮扶他人的过程，也是自我成长的机遇，体现出为人民服务的时代内涵。同时，扶贫文学并未停留在对国家帮扶政策的解读上，而是试图表明，政策的外在力量与农民内生力量的结合才是实现脱贫的必由之路。老藤将《战国红》的叙事重点放在激发农民的主体性上，曾经的文艺青年、网红和村里其他年轻人逐步成长为乡村建设者；陈毅达的《海边春秋》里，开发海岛的主体是本地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正是他们在与外来资本的博弈中，实现了家乡发展。这些扶贫干部和乡村中坚力量交相辉映，共同建构起新时代社会主义新人形象。

　　一手材料孕育个性表达

　　火热的现实和身临其境的生活体验提供了大量崭新的文学素材，扶贫文学中不少故事都直接源于作者的扶贫日记或访谈等第一手资料，这是时代与生活的馈赠。在充分把握时代精神的前提下坚持个性化表达是新时代扶贫文学的一个特征。韩永明的《酒是个鬼》聚焦精神扶贫，不仅让扶贫对象老谢通过“扶志”重获做人尊严，也让扶贫队员老王在忘我的工作中获得他人的认可和自我成长。在此，国家话语与个性表达得到统一，既聚焦乡村扶贫须挖掘内生动力这一重要话题，又延续了韩永明一向关注转型期普通人精神状况的写作特点。晓苏在《撒谎记》中以不无反讽的笔法续写他的油菜坡故事，陈应松在《火烧云》不无残酷但也不乏温情的故事中丰富着他的神农架系列，这些作品既具强烈的时代特征，又有作家鲜明的个人烙印。

　　艺术形式上的创新与探索也丰富了乡土文学的美学特质。扶贫工作有严格的组织程序和工作流程，有明确的工作任务和考核目标，如果没有独特的艺术眼光和感悟力，很难讲出好故事。老藤的《遣蛇》一改就事论事的写法，仿照侦探小说和推理小说的形式徐徐展开，不仅让小说更好看，随着真相被解开，也将“呼蛇容易遣蛇难”这句谚语延伸开来，让每一个人反观自己内心的那条“蛇”，引发读者思考。章泥的《迎风山上的告别》以残障儿童的视角讲述了一个有温度的脱贫攻坚故事，李司平的《猪嗷嗷叫》则以轻松幽默的形式书写乡村扶贫过程中的一场“闹剧”，在艺术形式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新探索。

　　同时，减贫工作具有艰巨性、复杂性和长期性，应当注意的是，简单化的乐观想象也会远离乡村现实，像《迎风山上的告别》中深山里的每个残障孩子都因为过人的文艺天赋脱贫，《猪嗷嗷叫》的结尾用一句“村里的野猪养殖场弄起来了！村里的人都顺利脱贫了！”宣告胜利，或许都有些失之理想化。当作家以在场的姿态进入乡村的精准扶贫现场时，如何跳出繁复庞杂的表象，冲破僵化的思维定势，在更阔大的时空里建构新时代乡村叙事的坐标，是每一个写作者需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

　　乡村前所未有的发展，已经深深嵌入中国现代化的整体社会图景，对新世纪乡村的文学想象也远远超出20世纪乡土文学的启蒙模式、浪漫田园模式和社会主义农村题材模式。正如贺享雍的《天大地大》开头乔燕的遭遇所隐喻的那样，乔燕作为驻村第一书记进入贺家湾的第一天，不断将眼前的景象和想象中的乡村对比，发现她进入的是一个完全出乎意料的情境，面对的是完全陌生的农民。如何尽快读懂乡村，是乔燕开展工作第一紧要的事，如何理解和书写当下乡村的新变化，则是每一个写作者需要面对的新课题。（李雪梅）